更新时间:2016-10-20
防守三秒判点球 • 超正常化:简单化的世界图景及其后果
Adam Curtis的风格
自从七八年前第一次看《噩梦的力量》后，我也算成了Adam Curtis的粉丝了。Adam Curtis的纪录片有几个特点：
①颇有旧日新闻简报片风格的字幕（例如↓）
<图片1>
②庞大而离奇的影像素材库
③充满隐喻的杂耍蒙太奇（越是晚近的Curtis纪录片，越少他自己拍摄的素材，有时他的纪录片几乎就是其他人拍摄的视频资料的剪辑——如《It Felt Like a Kiss》）
④富有磁性的旁白（嗯……）
⑤以及最重要的：依靠一种谱系学的方法，追溯历史上知识与权力之间不断的互动如何形塑当今世界，对科技中性论、工具理性的质疑，指出各种现代社会的治理术的失败。如果从1992年的《Pandora’s Box》算起，Adam Curtis已经围绕这个主题谈了24年了——本片也不例外。只是，Curtis所建立的这些知识、权力谱系有时会显得过于“发散思维”，以至于有种“阴谋论”的感觉。
本片所讲述的故事，大致可以分成三条历史进程，而这些进程彼此又都互相交织。
进程之一：权力从“政治”向资本的转移
1、故事的开始，是1975年纽约市政府发行市政债券流拍的事件。市政府作为市政债券的一级“承销商”要向机构投资者拍卖，然后机构投资者才会把买来的市政债券拿到二级市场上交易——市政府融资的对象，其实就是各大金融机构。然而拍卖当日，一家机构都没来；时值滞涨时期，市政府负债沉重，金融机构担心信用风险，要求控制市财政作为担保；市政府不同意，和银行扯皮，但最终是有钱的说了算：市政府成立的临时财政委员会里，9个成员有8人来自银行。于是市政府顺理成章地通过了财政紧缩计划，大幅裁减教师、警察、消防员。
这一事件标志着“金融机构从政客手里夺取了权力”。旧的政客觉得，有危机就要协商、谈判；然而这一新自由主义的秩序意味着危机的消除是不可能通过协商解决的——因为市场的逻辑是不可协商的（谁有钱，谁话事）。工会领导人在记者面前痛斥银行家们窃国者为诸侯，但是没有用，因为没有人反抗资本建立这一新秩序——曾经有能力动员起反抗力量的左翼激进势力在70年代开始退化了（这涉及到另一个进程，暂且不提）
在这个新自由主义秩序逐渐建立的过程中，有一个人意识到时代变了，抓住了机会崛起：那就是川普（随后川普还会出现）。川普先是低价买入了大量萧条荒废的地段，然后宣布计划把这些城区改造为高档住宅和商业地产，并且强迫缺钱到眼红的市政府同意大笔的税收减免；同时也吸引了金融机构向他的城区改造计划贷款。川普在发大财的同时也完成了纽约向富人城市转变的过程【或者用Neil Smith的术语——gentrification】
2、新自由主义的进程之所以无法阻挡，是因为人们没有别的选择——或者说，另外的那个选择已经被证明是失败的了。Curtis主题突然转到了苏联。社会主义作为一个替代方案曾经许诺了富足的物质生活以及人的改造，然而80年代的现状只是紧缺经济学，空荡荡的超市货架与冷冻柜。许诺落空之后，整个社会陷入了失去信仰的状态，没有人相信任何事情的真实性：技术官僚们（technocrats）知道他们的规划无法控制、预测经济社会，但他们只能假装“一切仍按计划进行”；人人都知道领导说的是假话，但依然假装认为领导说的是真话。因为，除了现行制度，还能想出什么替代方案吗？【讽刺的是，没有替代方案也是新自由主义在西方无人反抗的原因】
【在《Pandora’s Box》里，Curtis认为苏联式的technocrats和新自由主义的technology utopian其实是一丘之貉】
于是在这种环境下，有苏联作家就创造出了本片名的那个词汇：Hypernormalisation。每个人都如此深刻地嵌入于现行体制之下，以至于没办法跳出框架、想象不同的未来。Curtis说，这种真假难分的社会困惑心态，就体现在Strugatsky兄弟的小说《路边野餐》里（然后穿插塔尔可夫斯基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潜行者》的片段）。
3、进入到冷战结束的90年代，新自由主义进程基本完成，在这个新秩序下，留给政治家们的职能也渐渐清晰。Curtis谈到了乌尔里希贝克，借着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说道：现在政治家们已经放弃了改造世界的理想【《噩梦的力量》每集开场白】，他们当下的职责是，预测社会系统未来的风险、并且消除规避之。（Curtis还特别强调：一个左派学者预言了一个右派社会前景）。那什么东西可以帮助我们预测无处不在的风险呢？Curtis选择的故事是黑石集团的Larry Fink：Fink在一个叫Wenatchee的小镇里建了一间巨大的计算机库房，在那里运行着一个叫“阿拉丁”的算法程序，模型根据历史数据拟合参数、模拟计算，预测未来的各种风险（不仅仅是金融的）。当你拥有了这样一套可靠的预测模型，规避风险便成为可能，社会系统就可以保持稳定。（然后就是该软件的宣传广告……）
【只是Curtis接下来说的我觉得有些不着边际：这个小镇的居民比其他地方的人服用更多剂量的Prozac，说明预测风险、维护现状稳定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心态失衡。这个计算机库房的社会功能与小镇居民的心理压力有这样明显的关联吗？】
70年代一项人工智能实验（这个实验放到第三个进程再讲）偶然得到的结果导致人工智能研究方向的巨大转变：从最初天真的想要让机器复制人类意识【John Haugeland所说的GOFAI】，转向依据统计学习挖掘数据从而模拟人的行为模式。这一转变符合了风险社会中资本与政治精英对预测人的行为、控制风险的需求。有了这些看似精确的模型做预测，多少缓解了我们面对复杂世界的焦虑。可更重要的是，政治正式退化为一种治理术，政治的目标（和金融领域的风险控制、医学领域对人的身体和心理治疗一样）就是维持世界这个系统的稳定。至于正义、平等之类的旧政治目标，被遗忘。
【在哈贝马斯的框架，就是“系统”侵蚀“生活世界”的过程】
4、不过，现实世界毕竟不同于模型，模型再复杂，也复杂不过现实，不确定、风险依旧存在。Curtis再次插入了一个川普的小故事（尽管很地摊文学）：川普90年代开泰姬陵赌场时，亏损严重；而且他遇到了某位日本赌神，赌神百发百中，差点把川普的钱都赌光了。于是他请了统计学家兼赌博专家Jess Marcum来帮他阻击日本人。Marcum统计了日本人的行为模式，设计了一个赌局，从统计上来说几乎可以让日本人输清光——结果日本赌神确实输清光了；但是，谁也想不到，过了没多久，山口组就把那位负债累累的赌神杀了，川普本来赢回来的钱又打了水漂。Marcum的模型里毕竟没有山口组这个变量。
Curtis讲这个故事，并不仅仅是因为有趣；如果这个故事是真的，想必川普也对这个世界的复杂性有了更深的理解。最后，他将再度登场。
进程之二：从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到恐怖主义
【以下内容有多少符合事实多少是Curtis脑补，见仁见智】
1、同样是1975年，基辛格在大马士革和叙利亚的总统老阿萨德就巴勒斯坦问题谈判。哈菲兹是独裁者——但他是有理想的独裁者，他希望团结整个阿拉伯世界对抗西方；最基础的问题，是巴勒斯坦的建国问题。
基辛格是现实主义者——而现实主义最重要的原则就是“均衡”。倘若真的按哈菲兹的方案实现巴勒斯坦建国，那么叙利亚就会成为阿拉伯世界的大哥，势必打破地区权力均势。所以基辛格要阻挠哈菲兹的大计：他先撮合埃及与以色列单独签署和平条约，然后欺骗哈菲兹在以后还会把巴勒斯坦也纳入和平谈判中。等到哈菲兹意识到基辛格的骗局，勃然大怒；他将要报复美国人。
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以及随后Sabra巴勒斯坦难民营大屠杀，导致美国派兵介入黎巴嫩；哈菲兹憎恨美国人介入中东事务，决定与刚刚革命的伊朗结盟。而伊朗人向叙利亚介绍了自杀炸弹种作战方式。但自杀式袭击有个问题：《古兰经》禁止自杀，自杀式袭击就是违反教义的。不过霍梅尼做了一个关键的教义解释。什叶派教义鼓励教徒为纪念胡赛因之死而自我鞭笞（self-sacrifice）；而最伟大的自我鞭笞，就是为伊斯兰革命奉献自己的生命。在两伊战争中伊朗已经开始了这种自杀式作战；当叙利亚介入黎巴嫩内战时，他们也把自杀式袭击引入了阿拉伯世界，而执行自杀式袭击的便是刚刚诞生的真主党。
2、1983年10月23日的贝鲁特自杀式袭击杀死了241个美国人，某种程度上“吓跑”了刚刚介入的美军，哈菲兹的目标看起来实现了。里根那非黑即白的简单世界观遇上了纷繁复杂的中东政治现实显得不知所措【至于这种简化世界观是如何产生的，参见《噩梦的力量》】；如果要维持“美国大战邪恶独裁者”这一新保守主义外交信念，那总要有个“坏人”来背黑锅。他们当然不会选择叙利亚，因为与（当时的）叙利亚为敌差不多是与阿拉伯世界为敌；Curtis说，这时西方世界就想到了卡扎菲来背黑锅，而大佐出于某些奇葩的动机，也乐于背这个黑锅。这个动机就是大佐想要成名，想要成为全球性的反美革命领袖；但当时无论是西方世界还是阿拉伯世界，都把大佐看作是肥猪流而已。（Curtis提供了大佐早年的视频素材——包括大佐刷牙吃早餐、用英语和记者谈笑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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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12月罗马和维也纳机场恐袭案，欧洲情报部门分析说是叙利亚政府干的；但美国人觉得让大佐背黑锅的时刻到了，于是千方百计指责是大佐干的（记者把欧洲情报部门的结论告诉国务院的David Long，Long隐晦回答美国的证据是circumstantial, but very strong）。至于大佐自己也没有否认指控，反倒不断暗示要以“自杀炸弹”反击西方的军事入侵。西方把大佐塑造成全球超级大坏蛋，而大佐干脆以这一身份上演全球性戏剧，到处站台，趁机宣传自己的革命主张；甚至还颇为作死地请了几个德国火箭专家帮忙造火箭，说“我们利比亚也要探索太空”（于是西方“证实”了大佐的邪恶）。后来洛克比空难，这种“愿打愿挨”的互动过程如出一辙。Curtis总结，美国和大佐“locked together in a cycle of mutual reinforcement.”
西方与利比亚这种互相敌对从而互相利用的奇怪关系一直持续到伊拉克战争——某种程度上萨达姆也充当了类似的反派角色（只不过他不像大佐那么配合表演）。当伊拉克战后一团糟，“民主之后繁荣稳定”的幻想破灭；把邪恶的独裁者推翻之后迎来的却是更加混乱，这是头脑简单的外交意识形态所无法解释的。怎么办？总要搞些危机公关，让政府看起来好像确实干了点有用的事情吧。（所谓“perception management”）
布莱尔和布什又想起了大佐。但这次他们要让大佐演“好人”；而大佐同样很配合——只要能出镜，演反派还是正派又有什么所谓呢？于是在2004年后美英突然发声说，利比亚已经销毁掉他们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了（既然什么都没有，又谈何销毁？），做出了正确的表率，回归了“文明社会”；这都是我们长期不懈努力的结果，你瞧，我们还是干了点实事吧？接着布莱尔就跑去和大佐谈笑风生，合影留念；大佐也圆了在联合国发言的梦，继续宣传自己的理论。美英的舆论宣传机器开动起来，一度把大佐宣传为“现代全球思想家”。（Curtis顺带把吉登斯当时和大佐一起做节目的事情也抖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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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按照Curtis的说法，是哈菲兹把伊朗人的人肉炸弹战法引入到阿拉伯世界里的；但这个方法以后谁使用、怎么用就不是哈菲兹所能控制的了。接下来又一个转折事件发生在1992年12月，哈马斯杀死了一个以色列哨所士兵，以军的报复方法，是逮捕了415名哈马斯成员，然后将他们扔到黎巴嫩南部一处荒山里，断水断粮，准备饿死他们；然而巧的是，这座荒山也是黎巴嫩真主党的地盘。接下来6个月，这批哈马斯囚犯就和真主党的人长期接触，于是也“学到了”自杀式袭击战术。
随后哈马斯对以色列也开展自杀式炸弹袭击，但该做法却令阿拉伯世界十分震惊：首先，即便是真主党，其袭击目标也仅仅限于军事目标，而哈马斯已经把目标扩展至平民；其次，巴勒斯坦人是逊尼派，而逊尼派并没有什叶派那种self-sacrifice的教义，自杀无论如何都不符合教义。但这时埃及（逊尼派国家）的教法学家卡拉达维（Qaradawi）出了一个教令（fatwa）为哈马斯的战术提供合法性解释：阿拉伯世界与以色列正处于战争状态，而以色列是一个全民皆兵、人人都要服兵役的国家，因而全体以色列人都是军事意义上的敌人。
有了这个合法性解释，自杀式炸弹袭击就一发不可收拾。哈马斯不断派人袭击以色列，以色列人陷入恐慌之中，进而强硬回击，并选择了像内塔尼亚胡这种强硬派上台；反过来，哈马斯因为站在与以色列战斗的最前线，在巴勒斯坦内部地位不断提升——哈马斯和内塔尼亚胡形成了一种辩证关系，哈马斯越强大，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的权力也越强大，反之亦然。通过政治谈判和平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大门自此实际已经关闭——讽刺的是，政治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正是哈菲兹的理想。Curtis在这个故事里想说的和进程之一结论类似：当你引入基于简单原理的科学方法、“治理术”（某种程度上人肉炸弹也是）以应对复杂混乱的现实世界时，终有它失控的一天，那时候，世界反而会变得更加混乱
【如今关于伊斯兰世界流行着另一种头脑简单的意识形态，把伊斯兰世界的内部纷争简单划分为逊尼派和什叶派之争；有人甚至把这种内部冲突抬高到阿以矛盾之上。但这种意识形态放在历史中显得很苍白：因为它无法解释60、70年代逊尼派的埃及会和阿拉维派主导的叙利亚结盟对抗以色列；无法解释什叶派的真主党怎么会和逊尼派的哈马斯混在一起；无法解释阿拉维派的叙利亚政府会如此积极帮助逊尼派的巴勒斯坦人建国（当然也无法解释如今在叙利亚内战中，逊尼派的巴勒斯坦难民会是叙利亚政府军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在这种新意识形态崛起的背后，是巴勒斯坦问题在中东议题里日益边缘化。】
4、前面讲到风险社会的观念在冷战结束后开始在精英阶层散布着，由此也产生了一系列控制社会风险的治理术，并导致了政治体系的功能转型。这种风险观念很快就流传到普通大众之中，苏联解体带来的胜利感十分短暂，取而代之的却是西方社会渐渐失去对未来的乐观心态。大众对未来社会存在的种种风险开始越发担忧、恐惧。在这其中，好莱坞电影工业发挥着特殊的作用。（Curtis接着剪辑了十几部科幻灾难题材电影的片段，你看看能认出几部——而且Curtis还给了提示：所有这些电影都在2001年之前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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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中一次次预言的灾难终于在911事件中实现（Curtis不忘提醒，那几架飞机其实就是巨型人肉炸弹——人肉炸弹是谁传播到阿拉伯世界的呢？）。然而这只是强化了自里根以来，从精英到公众所持有的那种头脑简单的外交意识形态：他们没有看到中东乱局背后复杂的权力斗争，他们只“看到”（其实是想象）几个漫画式的邪恶独裁者（比如大佐），想象着他们像犯罪分子般行动；其邪恶性甚至无关政治制度，而仅仅是基于他们的人格。【当新自由主义在内政领域推行着“去政治化”的意识形态时，也在外交领域推行着去政治化】
进程之三：丧失了集体行动力的左派
1、进程之一讲到新自由主义在70、80年代无人阻挡，是因为左派的式微。当60年代左派运动惨淡收场之后，左派似乎失去了集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的能力，他们变得越发原子化、个人主义；他们失去了革命改变世界的梦想。于是左派的关注重点从政治行动转向了个人内心体验，他们变成了艺术家，躲在曼哈顿的废弃公屋里搞着形形色色的行为艺术。Curtis举的例子是Patti Smith（这个例子真的好？），这种个人主义左派的特点就是，面对城市公共空间的衰落，他们仅仅是冷眼旁观，“they didn’t try and change it, they just experienced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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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0年代伴随着电脑技术和互联网发展，渐渐形成了一个平行于现实生活的数字生活。这些技术的大规模运用起源于金融机构，资本通过电脑和互联网得以更加方便的连通在一起，形成了庞大的信息网络；最初由于技术的不成熟和成本缘故，能够涉足这一数字空间的当然只有财大气粗的金融机构，而这也让金融机构拥有凌驾于大众乃至政客的新型权力。有个小说家Williams Gibson专门为这个看不到的信息权力网络创造了一个词汇：赛博空间。Gibson想象的赛博空间里没有法律没有政治，只有大公司的权力（这也是新自由主义者的理想世界）。
然而一些左派理想家们从这个概念里发掘出了机会和新的理想。加州的一些技术乌托邦主义者（比如John Perry Barlow），把赛博空间完全调转，他们想象的赛博空间恰恰可以实现70年代所失去的那些激进理想。在这样的空间里，他们不必忍受里根主导的新保守主义现状，更不必忍受传统的等级政治体系。Barlow随后还写了篇《赛博空间独立宣言》，给人的印象就是赛博空间可以是现存政治体系的替代者，因为其中完全没有层级制。
【不过这个说法也和Curtis以前的说法有些矛盾：他在All Watched Over by the Machines of Loving Grace第一集里却把90年代加州互联网企业和依附于其上的科技金融资本视作是安兰德式新自由主义的代表】
【而且Curtis对左派技术乌托邦人士的源流分析也太过脑洞了：他追溯到了60年代嗑LSD的文化——当然，这也是Barlow的观点】
但是有黑客觉得Barlow毕竟图样，很快就以实际行动证明互联网空间并非他想象的那么自由平等（Phiber Optik和Acid Phreak的故事）。网络社会中依旧是充满了层级制的。
3、网络社会依旧是层级制的，是因为网络方便了企业搜集整理个人信息，并比个人拥有更庞大的数据库、更先进的数据挖掘系统和预测模型，能够更好地预测个人的行为模式、控制社会风险。不过这种由计算机算法预测、控制风险的社会结构也导致了人对真实与虚假世界无法区分的心理困惑。Curtis给的例子是Weizenbaum在70年代研发的一个人工智能程序ELIZA。ELIZA是个自然语言程序，输入问题，电脑就会输出一个比较像人类的回答。他的秘书是第一个实验者，实验过程很顺利；但让Weizenbaum震惊的，是秘书的一个举动：秘书在与电脑沟通了几个问题后，请求Weizenbaum“你能不能出去一下？”——显然秘书下意识地把她与ELIZA之间的“对话”当作真正的人与人之间的对话（因而请求隐私空间），哪怕ELIZA并不理解秘书输入的那些命令的语义。
当然，Curtis有另一个结论：人们宁愿在跟电脑“对话”时讲真心话，也不愿和真正的人讲真心话；和真正的人讲话充满了装腔作势、patronising elitism；可是，跟一台机器讲话，不就是自言自语吗？“In a age of individualism, what made people feel secure was having themselves reflected back to them.”
汇合：历史在今日复仇
那Curtis该怎么把资本主导的社会控制工程、真假恐怖主义的演化以及左派失去行动力这三个故事整合在一起呢？
1、Curtis又回到了数据挖掘上，这次他要讲的是图灵奖得主Judae Pearl。他说，Judae Pearl发明了BBN这个分类算法，在对数据库里agents的历史数据进行分析后，模型会根据贝叶斯定理推断出一个agent行动的概率，从而可以让企业准确预测agent的偏好，投其所好地提供服务，从而最大化利润。
但是，用BBN去推断人的行为模式，乃是建立在理性人假设之上的——一个经济学假设。电脑模型创造的仿人类agent按照这一系列假设运行，模拟得出的结果自然也是符合理性的。Curtis引用Jaron Lanier对这种方法论的警告：“基于agent的建模得出的结论总是像漫画，结果是，你从agent模型所看到的世界乃是一个漫画般的世界。最终，你也会搞不清楚建模究竟是在模拟谁，是模拟你自己还是模拟其他人呢？”
【BBN跟理性人假说有什么关系？以随机金融为例：在风险中性测度下，价格过程是一个鞅，而鞅意味着价格等于价格的条件期望——条件期望的推断当然服从贝叶斯定理；如果用BBN去推断人行为的条件概率，那么就要假设人对条件概率的推断符合贝叶斯定理。但是从Kahnemann & Tversky以及其后行为经济学家一系列的实验、调查都证明我们人类存在着“表征推断”的情况，实验被试得出的概率与贝叶斯公式得出的概率存在着偏差——简而言之，并不“理性”】
【不过Curtis把Judae Pearl挑出来讲有些用心不良】
技术左派幻想的自由平等无层级制的赛博空间，在web 2.0时代似乎要实现了，人人都可以把自己的视频、图片上传到网上与他人“分享”；这时候，赛博空间就变得有点像真实世界了。网上什么都有，当然包括恐怖的东西——Curtis话锋一转：第一部被上传到网上的恐怖分子斩首人质的视频出现于2002年，被砍头的正是Judae Pearl的儿子Daniel Pearl。恐怖分子把Daniel Pearl砍头前强迫他念了一份“悔过书”，这做法本来稀松平常；但Curtis从中看到了问题：无论是恐怖分子还是教授美容化妆技巧的vlog，人们在网络上如此热衷于展示自己的日常生活，其实仅仅想展示希望被别人看到的那个自己（反过来，人们也只是想看他们希望看到的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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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背后，基于各种分类算法的数据挖掘模型指导着社交网络上信息的推送机制，算法分析网络用户喜欢看的信息，将他们一一分类，针对性地推荐该类型用户喜欢看的那类信息，企业由此大幅提高了利润和运营效率。这个过程就像是一面双向镜，你所看到的就是你想要看到的；但与此同时，个体也陷入了虚幻泡沫之中，仿佛世界就如他所理解、所偏好的那样运转（毕竟当他打开电脑、ipad或手机，映入眼帘的总是他所偏好的信息）；至于不合胃口、甚至不关心的信息，都有意无意地无视了。
2、于是乎，这就是左派-自由派在网络时代这样一个看似无层级制的时代依然缺乏集体行动力的原因。Curtis挑出了占领华尔街和阿拉伯之春。
占领华尔街运动从组织形式上看，似乎正符合当年John Barlow所描绘的那种无层级制平等社会结构，运动没有什么领导者。在占领现场的营地，没有麦克风，演说人发表讲话时要靠前排的听众大声向后排传递信息；反过来，如果有后排听众要发表意见，也只能通过同伴听众向前传递信息。这看似实现了人人平等，每个人都像网络里的一个节点，有各自的意见，发出不同的信息，但在信息反馈机制下，大家自发地形成了一个自组织系统。
阿拉伯之春差不多同时发生，表面上看也是一次经由推特和Facebook动员的、没有组织的政治运动；不同的是，Curtis很快就指出了在这背后存在着领导者：在埃及的运动中，谷歌的工程师Wael Ghonim最早设立了组织抗议活动的Facebook主页，从这个主页组织了第一次抗议活动。Wael Ghonim随后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宣称，这场革命没有英雄——人人都是英雄，没有领袖。
这算是证明了社交网络实现了水平化的政治动员吗？未必，Ghonim靠着自己设立的Facebook主页就能召集数千人，你觉得他是不是领导人呢？【而且作为谷歌的工程师，会不会在信息推送机制上做些手脚么？】Ghonim随后声泪俱下：革命死人不是我的错，都是残暴敌人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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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场“革命”，一个陷入了无穷无尽的开会讨论中，最终变成了革命清谈会，没有人知道到底这场运动要干什么，因为当他们真的在线下会面后，才发现彼此对未来社会的图景规划大相径庭。而另一个则在推翻旧制度后发现，最终选举上来的新政府居然是比原来的独裁者更可怕的穆兄会；于是自由派只好请求军队介入，推翻民选政府——数字时代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Curtis不无讽刺地指出，自由派支持者在两年前革命发生的那个广场庆祝民选政府被军队推翻；而召唤他们到广场集会的，还是Facebook。
这两次数字时代革命的草草收场，再次反映了之前Curtis的双向镜理论：当你在线上虚拟世界里，周围都是与你相似的人、偏好的事物；然而当你走到线下现实社会中，才会发现周围的人与你大不相同，心怀各异。
3、太祖当年说“天下大乱，形势大好”。于是最后，Curtis转向了普京和川普。他觉得大帝和川普才是真正“看破红尘”、识破这个世界本质是混乱复杂的人；而且，他们神奇的在这种看似混乱中巩固权力做法就是把这个世界变成一场戏剧，而其理论来源，是大帝的智囊、前副总理苏尔科夫。
苏尔科夫年轻时曾在剧场干过，于是把戏剧理论带进了政治中。他要让人们感到局势混乱不清，无法判断未来的局势；他公开为各种千奇百怪、互相敌对的政治势力提供资金支持，甚至支持大帝的反对派；于是俄罗斯的政坛就变成不断变动的一个戏剧舞台，没人知道大帝（或苏尔科夫）想干嘛，进而没人知道何为真假，而大帝就躲在这个五彩斑斓的舞台背后。Curtis把这种策略称之为“非线性战争”。【这部分视频两年前在Charlie Brooker的Newswipe里以“非线性战争”的标题播放过。】
川普的崛起也有着相似的策略。川普的政纲、议题、攻击的对象从来就不是固定的，他攻击任何人（就像苏尔科夫支持任何人），包括共和党人。Curtis声称，川普的崛起意味着journalism被打败了——因为没有人会关心真相如何；整个campaign与真相无关。
自由派憎恨川普，但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川普从共和党初选的笑话变成大选时的可怕敌人（Curtis让Seth Meyers作为自由派的代表被黑）。Curtis说，这种心态再次反映了左翼-自由派已经陷入了双向镜之中：因为他们对川普的怒火发泄于社交网络之中，然而按照上述web2.0时代的信息传播机制，反川普的论述只有反川普的人才会看（正如支持川普的人只会看支持川普的论述）；无论对川普的讨伐多么浩大，也只是转化成网页点击量，让控制媒体的资本力量赚取更多利润（“Angry people click more.”）。
【我不知道Curtis做这个论断会否太过草率，因为在大选前一个月，情况似乎对川普很不利；也因为Curtis就曾在《噩梦的力量》和《苦湖》里两次草率预测、结果迅速被打脸。当然，也许Curtis会辩解说：如今自由派也学会“非线性战争”了】
4、当年哈菲兹将人肉炸弹袭击策略引入了阿拉伯世界，结果失去控制，反而摧毁了哈菲兹团结阿拉伯世界、让巴勒斯坦建国的理想；到了巴沙尔这一代，它进一步变成了反对阿萨德政权的战争手段。
而带着前述那种头脑简单世界观的西方政治家，又一次出于“正邪之战”的意识形态介入中东政治。不到十年前才刚刚和好的大佐，再次成为了西方眼中的邪恶暴君——这次大佐没有演戏的机会了；同时他们介入叙利亚的内战，巴沙尔成了新的萨达姆和大佐，结果却滋生出更可怕的ISIS。
无论是哈菲兹还是几代西方政客，他们当年所创造的一切，如今异化为反对他们的东西；至于左派曾经幻想着自由平等、无层级制的网络社会，实际强化了现实社会体系的层级制。
当一群头脑简单的人面对复杂混乱的现实世界时，企图用简单的模型/思维框架预测、行动，解释、控制世界，使之为自己服务；结果，他们的行动却使得世界更加复杂、混乱、无法预测。于是他们陷入了hypernormalisation：无法区分真假，无法预见未来，想相信一切却发现一切都不可相信。
这就是Curtis想要讲的辩证法。
自从七八年前第一次看《噩梦的力量》后，我也算成了Adam Curtis的粉丝了。Adam Curtis的纪录片有几个特点：
①颇有旧日新闻简报片风格的字幕（例如↓）
<图片1>
②庞大而离奇的影像素材库
③充满隐喻的杂耍蒙太奇（越是晚近的Curtis纪录片，越少他自己拍摄的素材，有时他的纪录片几乎就是其他人拍摄的视频资料的剪辑——如《It Felt Like a Kiss》）
④富有磁性的旁白（嗯……）
⑤以及最重要的：依靠一种谱系学的方法，追溯历史上知识与权力之间不断的互动如何形塑当今世界，对科技中性论、工具理性的质疑，指出各种现代社会的治理术的失败。如果从1992年的《Pandora’s Box》算起，Adam Curtis已经围绕这个主题谈了24年了——本片也不例外。只是，Curtis所建立的这些知识、权力谱系有时会显得过于“发散思维”，以至于有种“阴谋论”的感觉。
本片所讲述的故事，大致可以分成三条历史进程，而这些进程彼此又都互相交织。
进程之一：权力从“政治”向资本的转移
1、故事的开始，是1975年纽约市政府发行市政债券流拍的事件。市政府作为市政债券的一级“承销商”要向机构投资者拍卖，然后机构投资者才会把买来的市政债券拿到二级市场上交易——市政府融资的对象，其实就是各大金融机构。然而拍卖当日，一家机构都没来；时值滞涨时期，市政府负债沉重，金融机构担心信用风险，要求控制市财政作为担保；市政府不同意，和银行扯皮，但最终是有钱的说了算：市政府成立的临时财政委员会里，9个成员有8人来自银行。于是市政府顺理成章地通过了财政紧缩计划，大幅裁减教师、警察、消防员。
这一事件标志着“金融机构从政客手里夺取了权力”。旧的政客觉得，有危机就要协商、谈判；然而这一新自由主义的秩序意味着危机的消除是不可能通过协商解决的——因为市场的逻辑是不可协商的（谁有钱，谁话事）。工会领导人在记者面前痛斥银行家们窃国者为诸侯，但是没有用，因为没有人反抗资本建立这一新秩序——曾经有能力动员起反抗力量的左翼激进势力在70年代开始退化了（这涉及到另一个进程，暂且不提）
在这个新自由主义秩序逐渐建立的过程中，有一个人意识到时代变了，抓住了机会崛起：那就是川普（随后川普还会出现）。川普先是低价买入了大量萧条荒废的地段，然后宣布计划把这些城区改造为高档住宅和商业地产，并且强迫缺钱到眼红的市政府同意大笔的税收减免；同时也吸引了金融机构向他的城区改造计划贷款。川普在发大财的同时也完成了纽约向富人城市转变的过程【或者用Neil Smith的术语——gentrification】
2、新自由主义的进程之所以无法阻挡，是因为人们没有别的选择——或者说，另外的那个选择已经被证明是失败的了。Curtis主题突然转到了苏联。社会主义作为一个替代方案曾经许诺了富足的物质生活以及人的改造，然而80年代的现状只是紧缺经济学，空荡荡的超市货架与冷冻柜。许诺落空之后，整个社会陷入了失去信仰的状态，没有人相信任何事情的真实性：技术官僚们（technocrats）知道他们的规划无法控制、预测经济社会，但他们只能假装“一切仍按计划进行”；人人都知道领导说的是假话，但依然假装认为领导说的是真话。因为，除了现行制度，还能想出什么替代方案吗？【讽刺的是，没有替代方案也是新自由主义在西方无人反抗的原因】
【在《Pandora’s Box》里，Curtis认为苏联式的technocrats和新自由主义的technology utopian其实是一丘之貉】
于是在这种环境下，有苏联作家就创造出了本片名的那个词汇：Hypernormalisation。每个人都如此深刻地嵌入于现行体制之下，以至于没办法跳出框架、想象不同的未来。Curtis说，这种真假难分的社会困惑心态，就体现在Strugatsky兄弟的小说《路边野餐》里（然后穿插塔尔可夫斯基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潜行者》的片段）。
3、进入到冷战结束的90年代，新自由主义进程基本完成，在这个新秩序下，留给政治家们的职能也渐渐清晰。Curtis谈到了乌尔里希贝克，借着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说道：现在政治家们已经放弃了改造世界的理想【《噩梦的力量》每集开场白】，他们当下的职责是，预测社会系统未来的风险、并且消除规避之。（Curtis还特别强调：一个左派学者预言了一个右派社会前景）。那什么东西可以帮助我们预测无处不在的风险呢？Curtis选择的故事是黑石集团的Larry Fink：Fink在一个叫Wenatchee的小镇里建了一间巨大的计算机库房，在那里运行着一个叫“阿拉丁”的算法程序，模型根据历史数据拟合参数、模拟计算，预测未来的各种风险（不仅仅是金融的）。当你拥有了这样一套可靠的预测模型，规避风险便成为可能，社会系统就可以保持稳定。（然后就是该软件的宣传广告……）
【只是Curtis接下来说的我觉得有些不着边际：这个小镇的居民比其他地方的人服用更多剂量的Prozac，说明预测风险、维护现状稳定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心态失衡。这个计算机库房的社会功能与小镇居民的心理压力有这样明显的关联吗？】
70年代一项人工智能实验（这个实验放到第三个进程再讲）偶然得到的结果导致人工智能研究方向的巨大转变：从最初天真的想要让机器复制人类意识【John Haugeland所说的GOFAI】，转向依据统计学习挖掘数据从而模拟人的行为模式。这一转变符合了风险社会中资本与政治精英对预测人的行为、控制风险的需求。有了这些看似精确的模型做预测，多少缓解了我们面对复杂世界的焦虑。可更重要的是，政治正式退化为一种治理术，政治的目标（和金融领域的风险控制、医学领域对人的身体和心理治疗一样）就是维持世界这个系统的稳定。至于正义、平等之类的旧政治目标，被遗忘。
【在哈贝马斯的框架，就是“系统”侵蚀“生活世界”的过程】
4、不过，现实世界毕竟不同于模型，模型再复杂，也复杂不过现实，不确定、风险依旧存在。Curtis再次插入了一个川普的小故事（尽管很地摊文学）：川普90年代开泰姬陵赌场时，亏损严重；而且他遇到了某位日本赌神，赌神百发百中，差点把川普的钱都赌光了。于是他请了统计学家兼赌博专家Jess Marcum来帮他阻击日本人。Marcum统计了日本人的行为模式，设计了一个赌局，从统计上来说几乎可以让日本人输清光——结果日本赌神确实输清光了；但是，谁也想不到，过了没多久，山口组就把那位负债累累的赌神杀了，川普本来赢回来的钱又打了水漂。Marcum的模型里毕竟没有山口组这个变量。
Curtis讲这个故事，并不仅仅是因为有趣；如果这个故事是真的，想必川普也对这个世界的复杂性有了更深的理解。最后，他将再度登场。
进程之二：从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到恐怖主义
【以下内容有多少符合事实多少是Curtis脑补，见仁见智】
1、同样是1975年，基辛格在大马士革和叙利亚的总统老阿萨德就巴勒斯坦问题谈判。哈菲兹是独裁者——但他是有理想的独裁者，他希望团结整个阿拉伯世界对抗西方；最基础的问题，是巴勒斯坦的建国问题。
基辛格是现实主义者——而现实主义最重要的原则就是“均衡”。倘若真的按哈菲兹的方案实现巴勒斯坦建国，那么叙利亚就会成为阿拉伯世界的大哥，势必打破地区权力均势。所以基辛格要阻挠哈菲兹的大计：他先撮合埃及与以色列单独签署和平条约，然后欺骗哈菲兹在以后还会把巴勒斯坦也纳入和平谈判中。等到哈菲兹意识到基辛格的骗局，勃然大怒；他将要报复美国人。
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以及随后Sabra巴勒斯坦难民营大屠杀，导致美国派兵介入黎巴嫩；哈菲兹憎恨美国人介入中东事务，决定与刚刚革命的伊朗结盟。而伊朗人向叙利亚介绍了自杀炸弹种作战方式。但自杀式袭击有个问题：《古兰经》禁止自杀，自杀式袭击就是违反教义的。不过霍梅尼做了一个关键的教义解释。什叶派教义鼓励教徒为纪念胡赛因之死而自我鞭笞（self-sacrifice）；而最伟大的自我鞭笞，就是为伊斯兰革命奉献自己的生命。在两伊战争中伊朗已经开始了这种自杀式作战；当叙利亚介入黎巴嫩内战时，他们也把自杀式袭击引入了阿拉伯世界，而执行自杀式袭击的便是刚刚诞生的真主党。
2、1983年10月23日的贝鲁特自杀式袭击杀死了241个美国人，某种程度上“吓跑”了刚刚介入的美军，哈菲兹的目标看起来实现了。里根那非黑即白的简单世界观遇上了纷繁复杂的中东政治现实显得不知所措【至于这种简化世界观是如何产生的，参见《噩梦的力量》】；如果要维持“美国大战邪恶独裁者”这一新保守主义外交信念，那总要有个“坏人”来背黑锅。他们当然不会选择叙利亚，因为与（当时的）叙利亚为敌差不多是与阿拉伯世界为敌；Curtis说，这时西方世界就想到了卡扎菲来背黑锅，而大佐出于某些奇葩的动机，也乐于背这个黑锅。这个动机就是大佐想要成名，想要成为全球性的反美革命领袖；但当时无论是西方世界还是阿拉伯世界，都把大佐看作是肥猪流而已。（Curtis提供了大佐早年的视频素材——包括大佐刷牙吃早餐、用英语和记者谈笑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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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12月罗马和维也纳机场恐袭案，欧洲情报部门分析说是叙利亚政府干的；但美国人觉得让大佐背黑锅的时刻到了，于是千方百计指责是大佐干的（记者把欧洲情报部门的结论告诉国务院的David Long，Long隐晦回答美国的证据是circumstantial, but very strong）。至于大佐自己也没有否认指控，反倒不断暗示要以“自杀炸弹”反击西方的军事入侵。西方把大佐塑造成全球超级大坏蛋，而大佐干脆以这一身份上演全球性戏剧，到处站台，趁机宣传自己的革命主张；甚至还颇为作死地请了几个德国火箭专家帮忙造火箭，说“我们利比亚也要探索太空”（于是西方“证实”了大佐的邪恶）。后来洛克比空难，这种“愿打愿挨”的互动过程如出一辙。Curtis总结，美国和大佐“locked together in a cycle of mutual reinforcement.”
西方与利比亚这种互相敌对从而互相利用的奇怪关系一直持续到伊拉克战争——某种程度上萨达姆也充当了类似的反派角色（只不过他不像大佐那么配合表演）。当伊拉克战后一团糟，“民主之后繁荣稳定”的幻想破灭；把邪恶的独裁者推翻之后迎来的却是更加混乱，这是头脑简单的外交意识形态所无法解释的。怎么办？总要搞些危机公关，让政府看起来好像确实干了点有用的事情吧。（所谓“perception management”）
布莱尔和布什又想起了大佐。但这次他们要让大佐演“好人”；而大佐同样很配合——只要能出镜，演反派还是正派又有什么所谓呢？于是在2004年后美英突然发声说，利比亚已经销毁掉他们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了（既然什么都没有，又谈何销毁？），做出了正确的表率，回归了“文明社会”；这都是我们长期不懈努力的结果，你瞧，我们还是干了点实事吧？接着布莱尔就跑去和大佐谈笑风生，合影留念；大佐也圆了在联合国发言的梦，继续宣传自己的理论。美英的舆论宣传机器开动起来，一度把大佐宣传为“现代全球思想家”。（Curtis顺带把吉登斯当时和大佐一起做节目的事情也抖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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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按照Curtis的说法，是哈菲兹把伊朗人的人肉炸弹战法引入到阿拉伯世界里的；但这个方法以后谁使用、怎么用就不是哈菲兹所能控制的了。接下来又一个转折事件发生在1992年12月，哈马斯杀死了一个以色列哨所士兵，以军的报复方法，是逮捕了415名哈马斯成员，然后将他们扔到黎巴嫩南部一处荒山里，断水断粮，准备饿死他们；然而巧的是，这座荒山也是黎巴嫩真主党的地盘。接下来6个月，这批哈马斯囚犯就和真主党的人长期接触，于是也“学到了”自杀式袭击战术。
随后哈马斯对以色列也开展自杀式炸弹袭击，但该做法却令阿拉伯世界十分震惊：首先，即便是真主党，其袭击目标也仅仅限于军事目标，而哈马斯已经把目标扩展至平民；其次，巴勒斯坦人是逊尼派，而逊尼派并没有什叶派那种self-sacrifice的教义，自杀无论如何都不符合教义。但这时埃及（逊尼派国家）的教法学家卡拉达维（Qaradawi）出了一个教令（fatwa）为哈马斯的战术提供合法性解释：阿拉伯世界与以色列正处于战争状态，而以色列是一个全民皆兵、人人都要服兵役的国家，因而全体以色列人都是军事意义上的敌人。
有了这个合法性解释，自杀式炸弹袭击就一发不可收拾。哈马斯不断派人袭击以色列，以色列人陷入恐慌之中，进而强硬回击，并选择了像内塔尼亚胡这种强硬派上台；反过来，哈马斯因为站在与以色列战斗的最前线，在巴勒斯坦内部地位不断提升——哈马斯和内塔尼亚胡形成了一种辩证关系，哈马斯越强大，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的权力也越强大，反之亦然。通过政治谈判和平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大门自此实际已经关闭——讽刺的是，政治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正是哈菲兹的理想。Curtis在这个故事里想说的和进程之一结论类似：当你引入基于简单原理的科学方法、“治理术”（某种程度上人肉炸弹也是）以应对复杂混乱的现实世界时，终有它失控的一天，那时候，世界反而会变得更加混乱
【如今关于伊斯兰世界流行着另一种头脑简单的意识形态，把伊斯兰世界的内部纷争简单划分为逊尼派和什叶派之争；有人甚至把这种内部冲突抬高到阿以矛盾之上。但这种意识形态放在历史中显得很苍白：因为它无法解释60、70年代逊尼派的埃及会和阿拉维派主导的叙利亚结盟对抗以色列；无法解释什叶派的真主党怎么会和逊尼派的哈马斯混在一起；无法解释阿拉维派的叙利亚政府会如此积极帮助逊尼派的巴勒斯坦人建国（当然也无法解释如今在叙利亚内战中，逊尼派的巴勒斯坦难民会是叙利亚政府军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在这种新意识形态崛起的背后，是巴勒斯坦问题在中东议题里日益边缘化。】
4、前面讲到风险社会的观念在冷战结束后开始在精英阶层散布着，由此也产生了一系列控制社会风险的治理术，并导致了政治体系的功能转型。这种风险观念很快就流传到普通大众之中，苏联解体带来的胜利感十分短暂，取而代之的却是西方社会渐渐失去对未来的乐观心态。大众对未来社会存在的种种风险开始越发担忧、恐惧。在这其中，好莱坞电影工业发挥着特殊的作用。（Curtis接着剪辑了十几部科幻灾难题材电影的片段，你看看能认出几部——而且Curtis还给了提示：所有这些电影都在2001年之前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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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中一次次预言的灾难终于在911事件中实现（Curtis不忘提醒，那几架飞机其实就是巨型人肉炸弹——人肉炸弹是谁传播到阿拉伯世界的呢？）。然而这只是强化了自里根以来，从精英到公众所持有的那种头脑简单的外交意识形态：他们没有看到中东乱局背后复杂的权力斗争，他们只“看到”（其实是想象）几个漫画式的邪恶独裁者（比如大佐），想象着他们像犯罪分子般行动；其邪恶性甚至无关政治制度，而仅仅是基于他们的人格。【当新自由主义在内政领域推行着“去政治化”的意识形态时，也在外交领域推行着去政治化】
进程之三：丧失了集体行动力的左派
1、进程之一讲到新自由主义在70、80年代无人阻挡，是因为左派的式微。当60年代左派运动惨淡收场之后，左派似乎失去了集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的能力，他们变得越发原子化、个人主义；他们失去了革命改变世界的梦想。于是左派的关注重点从政治行动转向了个人内心体验，他们变成了艺术家，躲在曼哈顿的废弃公屋里搞着形形色色的行为艺术。Curtis举的例子是Patti Smith（这个例子真的好？），这种个人主义左派的特点就是，面对城市公共空间的衰落，他们仅仅是冷眼旁观，“they didn’t try and change it, they just experienced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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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0年代伴随着电脑技术和互联网发展，渐渐形成了一个平行于现实生活的数字生活。这些技术的大规模运用起源于金融机构，资本通过电脑和互联网得以更加方便的连通在一起，形成了庞大的信息网络；最初由于技术的不成熟和成本缘故，能够涉足这一数字空间的当然只有财大气粗的金融机构，而这也让金融机构拥有凌驾于大众乃至政客的新型权力。有个小说家Williams Gibson专门为这个看不到的信息权力网络创造了一个词汇：赛博空间。Gibson想象的赛博空间里没有法律没有政治，只有大公司的权力（这也是新自由主义者的理想世界）。
然而一些左派理想家们从这个概念里发掘出了机会和新的理想。加州的一些技术乌托邦主义者（比如John Perry Barlow），把赛博空间完全调转，他们想象的赛博空间恰恰可以实现70年代所失去的那些激进理想。在这样的空间里，他们不必忍受里根主导的新保守主义现状，更不必忍受传统的等级政治体系。Barlow随后还写了篇《赛博空间独立宣言》，给人的印象就是赛博空间可以是现存政治体系的替代者，因为其中完全没有层级制。
【不过这个说法也和Curtis以前的说法有些矛盾：他在All Watched Over by the Machines of Loving Grace第一集里却把90年代加州互联网企业和依附于其上的科技金融资本视作是安兰德式新自由主义的代表】
【而且Curtis对左派技术乌托邦人士的源流分析也太过脑洞了：他追溯到了60年代嗑LSD的文化——当然，这也是Barlow的观点】
但是有黑客觉得Barlow毕竟图样，很快就以实际行动证明互联网空间并非他想象的那么自由平等（Phiber Optik和Acid Phreak的故事）。网络社会中依旧是充满了层级制的。
3、网络社会依旧是层级制的，是因为网络方便了企业搜集整理个人信息，并比个人拥有更庞大的数据库、更先进的数据挖掘系统和预测模型，能够更好地预测个人的行为模式、控制社会风险。不过这种由计算机算法预测、控制风险的社会结构也导致了人对真实与虚假世界无法区分的心理困惑。Curtis给的例子是Weizenbaum在70年代研发的一个人工智能程序ELIZA。ELIZA是个自然语言程序，输入问题，电脑就会输出一个比较像人类的回答。他的秘书是第一个实验者，实验过程很顺利；但让Weizenbaum震惊的，是秘书的一个举动：秘书在与电脑沟通了几个问题后，请求Weizenbaum“你能不能出去一下？”——显然秘书下意识地把她与ELIZA之间的“对话”当作真正的人与人之间的对话（因而请求隐私空间），哪怕ELIZA并不理解秘书输入的那些命令的语义。
当然，Curtis有另一个结论：人们宁愿在跟电脑“对话”时讲真心话，也不愿和真正的人讲真心话；和真正的人讲话充满了装腔作势、patronising elitism；可是，跟一台机器讲话，不就是自言自语吗？“In a age of individualism, what made people feel secure was having themselves reflected back to them.”
汇合：历史在今日复仇
那Curtis该怎么把资本主导的社会控制工程、真假恐怖主义的演化以及左派失去行动力这三个故事整合在一起呢？
1、Curtis又回到了数据挖掘上，这次他要讲的是图灵奖得主Judae Pearl。他说，Judae Pearl发明了BBN这个分类算法，在对数据库里agents的历史数据进行分析后，模型会根据贝叶斯定理推断出一个agent行动的概率，从而可以让企业准确预测agent的偏好，投其所好地提供服务，从而最大化利润。
但是，用BBN去推断人的行为模式，乃是建立在理性人假设之上的——一个经济学假设。电脑模型创造的仿人类agent按照这一系列假设运行，模拟得出的结果自然也是符合理性的。Curtis引用Jaron Lanier对这种方法论的警告：“基于agent的建模得出的结论总是像漫画，结果是，你从agent模型所看到的世界乃是一个漫画般的世界。最终，你也会搞不清楚建模究竟是在模拟谁，是模拟你自己还是模拟其他人呢？”
【BBN跟理性人假说有什么关系？以随机金融为例：在风险中性测度下，价格过程是一个鞅，而鞅意味着价格等于价格的条件期望——条件期望的推断当然服从贝叶斯定理；如果用BBN去推断人行为的条件概率，那么就要假设人对条件概率的推断符合贝叶斯定理。但是从Kahnemann & Tversky以及其后行为经济学家一系列的实验、调查都证明我们人类存在着“表征推断”的情况，实验被试得出的概率与贝叶斯公式得出的概率存在着偏差——简而言之，并不“理性”】
【不过Curtis把Judae Pearl挑出来讲有些用心不良】
技术左派幻想的自由平等无层级制的赛博空间，在web 2.0时代似乎要实现了，人人都可以把自己的视频、图片上传到网上与他人“分享”；这时候，赛博空间就变得有点像真实世界了。网上什么都有，当然包括恐怖的东西——Curtis话锋一转：第一部被上传到网上的恐怖分子斩首人质的视频出现于2002年，被砍头的正是Judae Pearl的儿子Daniel Pearl。恐怖分子把Daniel Pearl砍头前强迫他念了一份“悔过书”，这做法本来稀松平常；但Curtis从中看到了问题：无论是恐怖分子还是教授美容化妆技巧的vlog，人们在网络上如此热衷于展示自己的日常生活，其实仅仅想展示希望被别人看到的那个自己（反过来，人们也只是想看他们希望看到的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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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背后，基于各种分类算法的数据挖掘模型指导着社交网络上信息的推送机制，算法分析网络用户喜欢看的信息，将他们一一分类，针对性地推荐该类型用户喜欢看的那类信息，企业由此大幅提高了利润和运营效率。这个过程就像是一面双向镜，你所看到的就是你想要看到的；但与此同时，个体也陷入了虚幻泡沫之中，仿佛世界就如他所理解、所偏好的那样运转（毕竟当他打开电脑、ipad或手机，映入眼帘的总是他所偏好的信息）；至于不合胃口、甚至不关心的信息，都有意无意地无视了。
2、于是乎，这就是左派-自由派在网络时代这样一个看似无层级制的时代依然缺乏集体行动力的原因。Curtis挑出了占领华尔街和阿拉伯之春。
占领华尔街运动从组织形式上看，似乎正符合当年John Barlow所描绘的那种无层级制平等社会结构，运动没有什么领导者。在占领现场的营地，没有麦克风，演说人发表讲话时要靠前排的听众大声向后排传递信息；反过来，如果有后排听众要发表意见，也只能通过同伴听众向前传递信息。这看似实现了人人平等，每个人都像网络里的一个节点，有各自的意见，发出不同的信息，但在信息反馈机制下，大家自发地形成了一个自组织系统。
阿拉伯之春差不多同时发生，表面上看也是一次经由推特和Facebook动员的、没有组织的政治运动；不同的是，Curtis很快就指出了在这背后存在着领导者：在埃及的运动中，谷歌的工程师Wael Ghonim最早设立了组织抗议活动的Facebook主页，从这个主页组织了第一次抗议活动。Wael Ghonim随后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宣称，这场革命没有英雄——人人都是英雄，没有领袖。
这算是证明了社交网络实现了水平化的政治动员吗？未必，Ghonim靠着自己设立的Facebook主页就能召集数千人，你觉得他是不是领导人呢？【而且作为谷歌的工程师，会不会在信息推送机制上做些手脚么？】Ghonim随后声泪俱下：革命死人不是我的错，都是残暴敌人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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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场“革命”，一个陷入了无穷无尽的开会讨论中，最终变成了革命清谈会，没有人知道到底这场运动要干什么，因为当他们真的在线下会面后，才发现彼此对未来社会的图景规划大相径庭。而另一个则在推翻旧制度后发现，最终选举上来的新政府居然是比原来的独裁者更可怕的穆兄会；于是自由派只好请求军队介入，推翻民选政府——数字时代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Curtis不无讽刺地指出，自由派支持者在两年前革命发生的那个广场庆祝民选政府被军队推翻；而召唤他们到广场集会的，还是Facebook。
这两次数字时代革命的草草收场，再次反映了之前Curtis的双向镜理论：当你在线上虚拟世界里，周围都是与你相似的人、偏好的事物；然而当你走到线下现实社会中，才会发现周围的人与你大不相同，心怀各异。
3、太祖当年说“天下大乱，形势大好”。于是最后，Curtis转向了普京和川普。他觉得大帝和川普才是真正“看破红尘”、识破这个世界本质是混乱复杂的人；而且，他们神奇的在这种看似混乱中巩固权力做法就是把这个世界变成一场戏剧，而其理论来源，是大帝的智囊、前副总理苏尔科夫。
苏尔科夫年轻时曾在剧场干过，于是把戏剧理论带进了政治中。他要让人们感到局势混乱不清，无法判断未来的局势；他公开为各种千奇百怪、互相敌对的政治势力提供资金支持，甚至支持大帝的反对派；于是俄罗斯的政坛就变成不断变动的一个戏剧舞台，没人知道大帝（或苏尔科夫）想干嘛，进而没人知道何为真假，而大帝就躲在这个五彩斑斓的舞台背后。Curtis把这种策略称之为“非线性战争”。【这部分视频两年前在Charlie Brooker的Newswipe里以“非线性战争”的标题播放过。】
川普的崛起也有着相似的策略。川普的政纲、议题、攻击的对象从来就不是固定的，他攻击任何人（就像苏尔科夫支持任何人），包括共和党人。Curtis声称，川普的崛起意味着journalism被打败了——因为没有人会关心真相如何；整个campaign与真相无关。
自由派憎恨川普，但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川普从共和党初选的笑话变成大选时的可怕敌人（Curtis让Seth Meyers作为自由派的代表被黑）。Curtis说，这种心态再次反映了左翼-自由派已经陷入了双向镜之中：因为他们对川普的怒火发泄于社交网络之中，然而按照上述web2.0时代的信息传播机制，反川普的论述只有反川普的人才会看（正如支持川普的人只会看支持川普的论述）；无论对川普的讨伐多么浩大，也只是转化成网页点击量，让控制媒体的资本力量赚取更多利润（“Angry people click more.”）。
【我不知道Curtis做这个论断会否太过草率，因为在大选前一个月，情况似乎对川普很不利；也因为Curtis就曾在《噩梦的力量》和《苦湖》里两次草率预测、结果迅速被打脸。当然，也许Curtis会辩解说：如今自由派也学会“非线性战争”了】
4、当年哈菲兹将人肉炸弹袭击策略引入了阿拉伯世界，结果失去控制，反而摧毁了哈菲兹团结阿拉伯世界、让巴勒斯坦建国的理想；到了巴沙尔这一代，它进一步变成了反对阿萨德政权的战争手段。
而带着前述那种头脑简单世界观的西方政治家，又一次出于“正邪之战”的意识形态介入中东政治。不到十年前才刚刚和好的大佐，再次成为了西方眼中的邪恶暴君——这次大佐没有演戏的机会了；同时他们介入叙利亚的内战，巴沙尔成了新的萨达姆和大佐，结果却滋生出更可怕的ISIS。
无论是哈菲兹还是几代西方政客，他们当年所创造的一切，如今异化为反对他们的东西；至于左派曾经幻想着自由平等、无层级制的网络社会，实际强化了现实社会体系的层级制。
当一群头脑简单的人面对复杂混乱的现实世界时，企图用简单的模型/思维框架预测、行动，解释、控制世界，使之为自己服务；结果，他们的行动却使得世界更加复杂、混乱、无法预测。于是他们陷入了hypernormalisation：无法区分真假，无法预见未来，想相信一切却发现一切都不可相信。
这就是Curtis想要讲的辩证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