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的经典代表作。现在看来，故事还是单薄了些，不如原著小说由极致、狂欢的叙述语言和繁复、前卫的叙述技巧所支撑起来的文本内容那样丰满，而更多的是由画面、构图等镜头语言来完成一种巧妙的过渡，以达到文本形态和影像语言的平衡。可以说，能够弥补电影叙述语言（旁白和人物台词）舒缓、节制的缺点的恰恰是那种色调明显、浓墨重彩的极致的影像风格，这似乎更接近于电影本位，而不完全拘束、屈从于文学性文本以语言为核心所建构起来的美学体系。

但电影《红高粱》的关键所在并不是它讲述了一个怎样的故事，也不是它以怎样的方式讲故事。“我爷爷、我奶奶”这样的叙述句式在电影层面并不像文学文本那样具有浓厚的形式革新意味。因此，抛开传统的故事话语和纯文学形式实验层面，电影《红高粱》所着重表现的是一种内在的、纯粹的野性精神，一种“向内转”的美学风格。由层层递进的画面渲染和人物塑造，《红高粱》所呈现的是生存于高密那片土地上的人民的狂躁、野性、活力、奔放和传奇性经验。

值得注意的是，莫言在小说中所擅长采用的流动、联想、跳跃等近似意识流的手法和对感官意象的运用在某种程度上正与电影相合，这种由极具个人特色的描写手法所塑造的五彩斑斓的画面正适合用影视化的形式呈现出来，而张艺谋也恰恰抓住了这一点，在摄影师顾长卫的配合下，塑造了一个瑰丽斑斓、迷醉癫狂、感伤迷惘的艺术世界。

在《红高粱》中，“酒”是一个很重要的意象，它所指代的不仅仅是人们用高粱所酿出来的高粱酒，也指代着那经过尿所加工出的秘制高粱酒，更指代着由这种高粱酒所承载着的纯粹精神。不论是小说还是电影，它们所内涵的精神意蕴都潜在地指向了一种“酒神精神”，一种原始的、激情的、狂欢的祭拜仪式。而从余占鳌追寻九儿，追寻那种内在的狂野精神到九儿牺牲/幻灭，恰恰对应着由狂欢到痛苦并互相交织的过程。影片最后的壮烈画面和血色黄昏也正好应示着一种悲剧性的陶醉，一种极致的感伤化体验，而这些都可以看做是对“酒神精神”的指认，对原始的超验体验的无限确证。

电影《红高粱》的意义不在故事话语的流畅、完整和圆满，而在于独特的、极具辨识度的美学风格和对纯粹的内在精神的指认，对“酒神精神”的重现。但在思想/哲学体系层面，不论是小说还是电影，虽然都传达出了一种原始的狂欢精神，但还是不免流于浅俗。有着怪诞、猎奇的审丑化风格，却没有深刻的思想性去支撑，缺乏一种内在的哲学装置和思想景观，或许这也是莫言小说的缺憾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