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5-11-29
Valery • 红高粱:关于《红高粱》
关于《红高粱》
同为第五代导演描写北方的电影，时代背景也差不多，但比起《黄土地》压抑中的丝毫释放，《红高粱》则近乎放肆的颂扬着一种原始的生命力（这已是公论），通片如高粱酒那般酣畅淋漓。笔者将在下文从几个角度来分析张艺谋是如何通过各种方式来呈现这种力量。
选角
无论是影片出来之前还是出来之后，无论哪一个时期，只要心中有这么一个故事，就再没有比姜文更适合“我爷爷”这一角色。《红高粱》不能让精致的帅哥演，精致当然不合《红高粱》的胃口，姜文有那么一股气，霸气，野气，可以憨，但又透着机灵，他的嗓音独特，说话腔调自成一派。依我看，没有姜文，红高粱拍不了这样的高度。
然而巩俐就没有这样的太子命，在片子出来之前，很多人都不看好，连原著作者莫言也这么认为。（附莫言语）
快开拍的时候，我想把剧组的全体成员请到我家里去。当时不叫《红高粱》剧组，叫《九九青杀口》剧组，当我把消息告诉家里人时，他们都很兴奋。我父亲则不声不响地扛着锄头下了地。父亲一直劝我谨慎，不要张狂，否则必遭祸患，我也尽量这样做。一大早，我母亲、我婶婶忙着擀饼，我媳妇忙着上集采购。大约十点钟，一辆涂着若干大字的面包车停在我家打麦场上，从车上下来了张艺谋、副导演杨凤良、“爷爷”姜文、“奶奶”巩俐、摄影师顾长卫等。
说实话，我一开始对巩俐的印象一般。她当时在高密县招待所的大院里挑着木桶来回转圈，身上穿着不伦不类的服装，脸上凝着忧虑重重的表情。
我感觉离我心目中的“奶奶”形象相差太大。在我心目中，“奶奶”是一株鲜艳夺目、水分充足的带刺玫瑰，而那时的巩俐更像不谙世事的女学生，我怀疑张艺谋看走了眼，担心这部戏将砸在她手里。事实证明，我的判断错了。
这个电影拍出来后，我看样片，确实感到一种震撼，它完全给人一种崭新的视觉形象。应该说，在视觉上、色彩运用上，营造出这么强烈氛围的，《红高粱》是新中国电影第一部。
巩俐也获得了成功。
色彩
红色： 什么颜色能最大程度的表现原始生命力？自然是血的颜色。高粱酒是红色的，新娘出嫁是红轿子红衣，还有太阳，战争，这一切理所当然的选择了红色，这是普遍性，别人不会把轿子拍成绿的，那自然没有这样的轿子。但张艺谋不单单是把本来就红的东西拍的特别亮，他的功夫一个在于把红的元素堆在一起（比如窗花）；以及作为一个导演的灵感——影片结尾，“我爸爸”的眼睛落下了病，从此看什么都是红色的——神来之笔。我忘了莫言有没有写到这一点，但运用在电影里效果确实不俗。哪怕作为导演设置，也是相当出彩：看什么都是血红，这很是超现实，但这又是由于日食引起的，为这荒唐的病赋予了逻辑。
绿色：片名就叫红高粱，张艺谋却没有选择熟透的“红”高粱，反而选择了绿色。这是聪明的，比起熟了的高粱，疯了似生长着的一大片绿，更有冲击力，符合影片原始生命力的象征，也与红色组成了一组色彩的搭配。
叙事节奏及导演设置
影片的叙事节奏紧凑而舒缓，该紧时，快速剪切镜头，一场恶战几分钟打完；该缓时，姜文说一泡尿就一泡尿，绝不含糊。颠轿子那场戏很明显的体现了这点，几句唱词，颠了足足五分钟，唢呐鼓声响成一片，哭声一出，闹声顿消，整个氛围完全变了，同时旁白开始叙述青杀口的肃杀，气氛很自然的沉了下来，这样就完成了一个转场。
一个人物的性格，心里状态，感情倾向，以及事情的走向，需要多少镜头去表现？张艺谋说，给我三秒。开头的老婆子唱着叮嘱“盖头不能掀，即生事端”，轿子里的新娘马上扯下盖头，这一动作不但体现了“我奶奶”泼豪的性格，还能感受到她对这门亲事多么不情愿。而前面已说“盖头不能掀，即生事端”，她一掀，暗示着之后将会发生转折。
作为一个严肃的影片，《红高粱》还是很幽默，这很贴切莫言的写作风格，也使得影片更加张弛有度。比如“我奶奶”的父亲骂姜文“阴阳怪气的唱什么调”，以及姜文喝醉后想要搬进后院的经典桥段。可以说，《红高粱》的喜剧效果大半是姜文赋予的，他独特的戏剧表现力让影片层次愈加丰富。
音乐和声音
《红高粱》里的音乐，是粗豪的，毫无疑问，依旧充满了对生命力的崇拜。力求原汁原味的张导，赵季平只选取唢呐和中国大鼓这两种传统乐器。而同样是一首《酒神曲》，前后人物情感不同，在战争前夕的酒神曲再不复以前的欢乐，反而像是“风潇潇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浸染了一种悲壮和对死者的尊敬。
声音的话，纯粹是为了一提踩倒高粱地的那高粱折断的声音，十足的生命力。
《红高粱》还体现了一种男性崇拜，比如“我奶奶”与“我爷爷”野合时的那个场景，女人四仰八叉的躺在高粱垛上，等待着男人的侵犯，让我再次想到祭品。而那种夹在腰上的抱姿，更是体现了一种征服感，这不像是男人抱女人，像是抱着一只羊羔。尽管这是明显的性别歧视，但不得不说，这两个性别的征服与被征服极强的突出了那种原始的力量。
我想，生命力就是一种对征服的渴望吧。
同为第五代导演描写北方的电影，时代背景也差不多，但比起《黄土地》压抑中的丝毫释放，《红高粱》则近乎放肆的颂扬着一种原始的生命力（这已是公论），通片如高粱酒那般酣畅淋漓。笔者将在下文从几个角度来分析张艺谋是如何通过各种方式来呈现这种力量。
选角
无论是影片出来之前还是出来之后，无论哪一个时期，只要心中有这么一个故事，就再没有比姜文更适合“我爷爷”这一角色。《红高粱》不能让精致的帅哥演，精致当然不合《红高粱》的胃口，姜文有那么一股气，霸气，野气，可以憨，但又透着机灵，他的嗓音独特，说话腔调自成一派。依我看，没有姜文，红高粱拍不了这样的高度。
然而巩俐就没有这样的太子命，在片子出来之前，很多人都不看好，连原著作者莫言也这么认为。（附莫言语）
快开拍的时候，我想把剧组的全体成员请到我家里去。当时不叫《红高粱》剧组，叫《九九青杀口》剧组，当我把消息告诉家里人时，他们都很兴奋。我父亲则不声不响地扛着锄头下了地。父亲一直劝我谨慎，不要张狂，否则必遭祸患，我也尽量这样做。一大早，我母亲、我婶婶忙着擀饼，我媳妇忙着上集采购。大约十点钟，一辆涂着若干大字的面包车停在我家打麦场上，从车上下来了张艺谋、副导演杨凤良、“爷爷”姜文、“奶奶”巩俐、摄影师顾长卫等。
说实话，我一开始对巩俐的印象一般。她当时在高密县招待所的大院里挑着木桶来回转圈，身上穿着不伦不类的服装，脸上凝着忧虑重重的表情。
我感觉离我心目中的“奶奶”形象相差太大。在我心目中，“奶奶”是一株鲜艳夺目、水分充足的带刺玫瑰，而那时的巩俐更像不谙世事的女学生，我怀疑张艺谋看走了眼，担心这部戏将砸在她手里。事实证明，我的判断错了。
这个电影拍出来后，我看样片，确实感到一种震撼，它完全给人一种崭新的视觉形象。应该说，在视觉上、色彩运用上，营造出这么强烈氛围的，《红高粱》是新中国电影第一部。
巩俐也获得了成功。
色彩
红色： 什么颜色能最大程度的表现原始生命力？自然是血的颜色。高粱酒是红色的，新娘出嫁是红轿子红衣，还有太阳，战争，这一切理所当然的选择了红色，这是普遍性，别人不会把轿子拍成绿的，那自然没有这样的轿子。但张艺谋不单单是把本来就红的东西拍的特别亮，他的功夫一个在于把红的元素堆在一起（比如窗花）；以及作为一个导演的灵感——影片结尾，“我爸爸”的眼睛落下了病，从此看什么都是红色的——神来之笔。我忘了莫言有没有写到这一点，但运用在电影里效果确实不俗。哪怕作为导演设置，也是相当出彩：看什么都是血红，这很是超现实，但这又是由于日食引起的，为这荒唐的病赋予了逻辑。
绿色：片名就叫红高粱，张艺谋却没有选择熟透的“红”高粱，反而选择了绿色。这是聪明的，比起熟了的高粱，疯了似生长着的一大片绿，更有冲击力，符合影片原始生命力的象征，也与红色组成了一组色彩的搭配。
叙事节奏及导演设置
影片的叙事节奏紧凑而舒缓，该紧时，快速剪切镜头，一场恶战几分钟打完；该缓时，姜文说一泡尿就一泡尿，绝不含糊。颠轿子那场戏很明显的体现了这点，几句唱词，颠了足足五分钟，唢呐鼓声响成一片，哭声一出，闹声顿消，整个氛围完全变了，同时旁白开始叙述青杀口的肃杀，气氛很自然的沉了下来，这样就完成了一个转场。
一个人物的性格，心里状态，感情倾向，以及事情的走向，需要多少镜头去表现？张艺谋说，给我三秒。开头的老婆子唱着叮嘱“盖头不能掀，即生事端”，轿子里的新娘马上扯下盖头，这一动作不但体现了“我奶奶”泼豪的性格，还能感受到她对这门亲事多么不情愿。而前面已说“盖头不能掀，即生事端”，她一掀，暗示着之后将会发生转折。
作为一个严肃的影片，《红高粱》还是很幽默，这很贴切莫言的写作风格，也使得影片更加张弛有度。比如“我奶奶”的父亲骂姜文“阴阳怪气的唱什么调”，以及姜文喝醉后想要搬进后院的经典桥段。可以说，《红高粱》的喜剧效果大半是姜文赋予的，他独特的戏剧表现力让影片层次愈加丰富。
音乐和声音
《红高粱》里的音乐，是粗豪的，毫无疑问，依旧充满了对生命力的崇拜。力求原汁原味的张导，赵季平只选取唢呐和中国大鼓这两种传统乐器。而同样是一首《酒神曲》，前后人物情感不同，在战争前夕的酒神曲再不复以前的欢乐，反而像是“风潇潇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浸染了一种悲壮和对死者的尊敬。
声音的话，纯粹是为了一提踩倒高粱地的那高粱折断的声音，十足的生命力。
《红高粱》还体现了一种男性崇拜，比如“我奶奶”与“我爷爷”野合时的那个场景，女人四仰八叉的躺在高粱垛上，等待着男人的侵犯，让我再次想到祭品。而那种夹在腰上的抱姿，更是体现了一种征服感，这不像是男人抱女人，像是抱着一只羊羔。尽管这是明显的性别歧视，但不得不说，这两个性别的征服与被征服极强的突出了那种原始的力量。
我想，生命力就是一种对征服的渴望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