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5-03-25
老羊 • 红高粱:王鼎钧 说：莫言违背历史
文学家使某些植物完全脱离植物学，化为某种理想的人格，千百年来在松竹梅等几种植物中打转，到莫言有了一大突破。他将高粱提升到人文的层次。
按，作家垂青高粱，与对日战争有关。日军侵略中国，占领了东北和华北，两处都盛产高粱。高粱是高秆作物，夏天长成，层层叠叠，连绵万顷，俗称青纱帐，抗日打游击要靠青纱帐掩护。抗日文学写青纱帐者多矣，如今莫言以遮天蔽地的气势，神话史诗的手法，将高粱与神州大地炎黄世胄合一。他一次把高粱写足了，使读者“五岳归来不看山”。在他之前，描写高粱的片片段段，虽言之有文恐亦不再行之久远。——你看，“一次写足”是很重要的！
高粱在长成时通体碧青，故曰青纱帐。一旦高粱熟了，顶穗艳红，故曰“红高粱”。莫言爱红成癖，六谷中高粱独尊，不过他并未附会红军。在莫言笔下，游击司令余占鳌集地方豪强、帮会老大、江湖巨寇与社稷忠良诸般观念于一身，他什么党也不是，什么党也不要他不容他。可是抗日战争给这样的人一个地位，“当其贯日月，党派安足论！”莫言写抗战不忍埋没这样的典型，我很佩服。国内能容许这样的人物典型在抗日游击战中分一炷香火，是政策开放，也是莫言实在写得好。——作家的发言权跟他的创作水准成正比，有时候。
“红高粱”有其人物原型，例如余司令枪毙了叔叔余大牙。大牙对占鳌有恩，但他不该强暴民女。余司令给叔父磕了个头，秉公执法，又把葬礼办得十分隆重，并在大出丧之日披麻戴孝充当孝子。本案的告发，辩论，判决，执行，善后，是小说的精彩情节之一，鲁老犹存，当能指出这是何时何地何等人的作为。那些人身死名灭，但其行谊成为渔樵闲话，进入莫言的小说。原来那人是谁似乎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好汉有这样的精神，中国需要这样的精神（不是这样的行为），不可将之埋没。
“红高粱”的另一件大事是，日本军队为了修建公路，要砍掉很多很多高粱。这是高粱的浩劫。由于高粱象征中国人，所以“屠杀”由日本军队出面，并在屠杀高粱的现场杀人剥皮。这恐怕是为文造境了。使用高粱田修公路其事绝对有，但征用劳力整平路基一定责成当地汉奸政府来做，“皇军”不会亲自出马。他们重视威仪，不亲鄙事，再说，青纱帐里，他敢？《红高粱》拍成的电影里，高粱夹道而立，抗日英雄躲在高粱地里，把酒精弹埋在路上，两辆日本军车驰过，立时炸毁。以我所知，在日军占领区内，公路两旁步枪射程以内一律不准种植高粱，即使如此，在青纱帐期间，两辆军车也不敢单独出动。我们的抗战文学还有许多相沿成风的写法，等待大作家脱尽窠臼。
截击汽车的情节，小说和电影不同。有一种农具叫做“耙”，今天海外没见过耙的人恐怕比没见过高粱田的人还要多。耙的形状像梯子，插满了尖锐的钢钉，使用时钢尖向下，人站在耙上，牛拉着耙走，用钉尖把刚刚犂过的土块割碎拌匀，以便播种。游击队拿来钢尖向上铺在公路上，农村几乎家家有耙，征集不难，可以一夕之间使公路变成钉板刀山。汽车车队来了，如果前进，轮胎一定穿孔，如果后退，车辆已经挤在一起，运转谈何容易？这时游击队开火攻击，车队完全陷于被动，定要蒙受很大的损失。在《红高粱》小说里面，余占鳌用的就是这个办法。
发明“钉耙战术”的人真是个游击天才，就地取材，四两拨千斤。不过据我所知，抗战期间这个战术并未出现，抗战胜利，国共全面冲突，它才大发威力。言念及此，对于抗战结束后和平之终不可得，内战之终不可免，油然而生涂炭之痛，多少事只好欲说还休了！
按，作家垂青高粱，与对日战争有关。日军侵略中国，占领了东北和华北，两处都盛产高粱。高粱是高秆作物，夏天长成，层层叠叠，连绵万顷，俗称青纱帐，抗日打游击要靠青纱帐掩护。抗日文学写青纱帐者多矣，如今莫言以遮天蔽地的气势，神话史诗的手法，将高粱与神州大地炎黄世胄合一。他一次把高粱写足了，使读者“五岳归来不看山”。在他之前，描写高粱的片片段段，虽言之有文恐亦不再行之久远。——你看，“一次写足”是很重要的！
高粱在长成时通体碧青，故曰青纱帐。一旦高粱熟了，顶穗艳红，故曰“红高粱”。莫言爱红成癖，六谷中高粱独尊，不过他并未附会红军。在莫言笔下，游击司令余占鳌集地方豪强、帮会老大、江湖巨寇与社稷忠良诸般观念于一身，他什么党也不是，什么党也不要他不容他。可是抗日战争给这样的人一个地位，“当其贯日月，党派安足论！”莫言写抗战不忍埋没这样的典型，我很佩服。国内能容许这样的人物典型在抗日游击战中分一炷香火，是政策开放，也是莫言实在写得好。——作家的发言权跟他的创作水准成正比，有时候。
“红高粱”有其人物原型，例如余司令枪毙了叔叔余大牙。大牙对占鳌有恩，但他不该强暴民女。余司令给叔父磕了个头，秉公执法，又把葬礼办得十分隆重，并在大出丧之日披麻戴孝充当孝子。本案的告发，辩论，判决，执行，善后，是小说的精彩情节之一，鲁老犹存，当能指出这是何时何地何等人的作为。那些人身死名灭，但其行谊成为渔樵闲话，进入莫言的小说。原来那人是谁似乎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好汉有这样的精神，中国需要这样的精神（不是这样的行为），不可将之埋没。
“红高粱”的另一件大事是，日本军队为了修建公路，要砍掉很多很多高粱。这是高粱的浩劫。由于高粱象征中国人，所以“屠杀”由日本军队出面，并在屠杀高粱的现场杀人剥皮。这恐怕是为文造境了。使用高粱田修公路其事绝对有，但征用劳力整平路基一定责成当地汉奸政府来做，“皇军”不会亲自出马。他们重视威仪，不亲鄙事，再说，青纱帐里，他敢？《红高粱》拍成的电影里，高粱夹道而立，抗日英雄躲在高粱地里，把酒精弹埋在路上，两辆日本军车驰过，立时炸毁。以我所知，在日军占领区内，公路两旁步枪射程以内一律不准种植高粱，即使如此，在青纱帐期间，两辆军车也不敢单独出动。我们的抗战文学还有许多相沿成风的写法，等待大作家脱尽窠臼。
截击汽车的情节，小说和电影不同。有一种农具叫做“耙”，今天海外没见过耙的人恐怕比没见过高粱田的人还要多。耙的形状像梯子，插满了尖锐的钢钉，使用时钢尖向下，人站在耙上，牛拉着耙走，用钉尖把刚刚犂过的土块割碎拌匀，以便播种。游击队拿来钢尖向上铺在公路上，农村几乎家家有耙，征集不难，可以一夕之间使公路变成钉板刀山。汽车车队来了，如果前进，轮胎一定穿孔，如果后退，车辆已经挤在一起，运转谈何容易？这时游击队开火攻击，车队完全陷于被动，定要蒙受很大的损失。在《红高粱》小说里面，余占鳌用的就是这个办法。
发明“钉耙战术”的人真是个游击天才，就地取材，四两拨千斤。不过据我所知，抗战期间这个战术并未出现，抗战胜利，国共全面冲突，它才大发威力。言念及此，对于抗战结束后和平之终不可得，内战之终不可免，油然而生涂炭之痛，多少事只好欲说还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