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8-03-20
南辕 • 红高粱:《红高粱》与东方主义和亚洲的现代性
*本文是我2018年在大三上 “Asian Cinema and Media”这门课时的影评作业。我的知识储备并不是很多，只是在看了老师规定的文章以后结合影片说了一些自己的想法，在此存档一下。如果你有补充或者不同的见解，或者觉得我的观点有错误之处，欢迎和我一起讨论啦。
《红高粱》叙述了一个具有岁月感却非常简单的故事:“我奶奶”和“我爷爷” 在娶亲路上相识，而后在高粱地里野合有了“我爹”。“我爷爷”把“我奶奶”从 患有麻风病的前夫那里解放了出来，两人一起继承了酒坊。酒坊里的老师傅加入 了共产党，却牺牲在了日本人的淫威下。“我奶奶”和“我爷爷”带领酒坊上的 人们反抗日本人为老师傅报仇，结果“我奶奶”不幸死去，“我爷爷”带领男人 们取得了胜利，和“我爹”一起活了下来。
《红高粱》的主线故事是一段被符号化了的中国近现代史。患有麻风病的酒坊前 掌柜的和日本士兵这两个敌对角色不难让人想到衰败的清朝和西方的殖民主义 战争。但象征着中华民族的“根”——我爷爷，以及形成了新的具有“想象的共 同体”的国家——诞生于酒坊的我爹，克服了这些种种磨难活了下来。不难理解 的是，“我爷爷”如果象征着一个国家和民族为了反抗而不断拼搏的主动性。那 么“我奶奶”就象征着这个国家在现代世界中的主体性，是被动的。她被突然降 临到身边的“我爷爷”——象征着被西方思想所影响的“五四运动”，所拯救， 又永远地倒在了殖民主义的枪口下。她哀婉的死亡象征着这个亚洲国家在战后所 一直缺失，且至今未被找回的主体性，也就是所谓亚洲的“现代性”。
受到上世纪的“寻根文学”和“五四精神”的影响，中国第五代导演所创作的电 影作品的两大主题是“传承传统”和“现代意识的觉醒”。而《红高粱》的剧情 也是关于传统、覆灭、觉醒，和未来的故事。张艺谋通过了一系列的符号，风格 和叙事等语言成功地表达了他想传达的主题。新娘的盖头和轿子，传统的酿酒作 坊，和农业社会中成片的高粱田很难不让人联想到这个东方国家的历史和传统。
虽说张艺谋因为运用了大量所谓的“中国”元素而受到东方主义的诟病，但说张 艺谋运用这些符号仅仅是为了迎合西方市场的口味也只是片面的观点。因为当中 国观众观看影片看到这些符号的时候，传统文化的知识储备会让他们产生一种身 份上的认同，像照镜子一样，他们会更容易结合自己所处的现实社会来理解电影 中所展现的冲突和提出的问题。
同样地，对本国文化的了解也让中国观众们能够更好地理解《红高粱》中大面积 使用的“印象主义”般的“红色”所代表的内涵。普遍来说，红色会给人一种热 情的，富有激情的印象。这种印象可以和电影中北方乡村人们爽朗的性格联系在 一起，但这只是电影中的表层意思。了解中国近代历史的人们知道，红色在中国 的语境中常常与“战争”，“屈辱”和“民族主义”联系在一起。例如宣传口号常 常提到的“五星红旗是用(近代战争中)战士的鲜血染红的”。因此影片中的红 色也有暴力、牺牲和反抗的含义。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红色经常和幸运与吉祥 联系在一起，在
《红高粱》的片尾里，冉冉升起的红色太阳和大片涌动的红高粱 则变成了一个民族对于未来理想生活的希望。或许“东方主义”的标签可以阐释 张艺谋将中国电影送上世界舞台的策略，但并不能阐释电影所表现丰富内涵。
如果说“我爷爷”和“我奶奶”在高粱地中结合的一幕是《红高粱》中生殖崇拜 的高潮，那么那一出残忍的“剥皮”戏则是一次试图激进地唤起中国观众积极的 主体性的尝试。从工具理性的角度分析，我们大可以说张艺谋安排这出猎奇的残 忍的“剥皮”戏码是为了在西方观众观影时满足他们认同自己拥有更大权力，更 开化的文明的心理，或者在三级片 B 级片泛滥的中国电影市场博人眼球，是可以说得通的。但是，中国观众观看这场残忍的场景的过程是同等重要的。鲁迅曾在 《藤野先生》中指出被殖民者消极的观影行为以及它的荒诞之处，那么，艺术家 有责任让祖国的人民面对残忍的行径时认识到自身的能动性。当观众在看这出戏 时，很难不被血腥残忍的场景激发出恶心和愤怒的情绪。与此同时，电影中“我 爷爷”的奋起反抗为面对这种情形时应有的反应提供了一个行为范式——主动地 反抗。抛开影片是否煽动仇恨和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不谈，这种在权力存在悬殊 差距的世界环境中试图影响受众的尝试是值得肯定的。
巩俐不算传统意义上的美人，姜文也不是中国典型的英俊男子。但相貌平凡的他 们却为全世界的观众表演了一场属于每一位普通中国人和他们祖父母的故事，那 场属于所有人的历史。
张艺谋巧妙地运用了符号，叙事，色彩，演员等电影语言成功地用一部表现了这 个崭新的却拥有古老历史的国度的生命力。它让中国观众可以从中找到中华传统 文化中富有活力的精神内核，并得到现代性的启蒙。同时也让西方观众开始注意 并试图了解这个古老东方国家的社会从古老到现代的历史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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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Takeuchi, Yoshimi. (1948), "What is Modernity?" in What is modernity? Writing of Takeuchi Yoshimi, trans. and ed. Richard F. Calichma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53-73. （竹内好《何谓近代》）
Lu, Sheldon Hsiao-peng. "National Cinema, Cultural Critique, Transnational Capital: the Films of Zhang Yimou," in Lu (ed.), Transnational Chinese Cinemas: Identity, Nationhood, Gender (Honolulu: Hawai'i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105-36.
《红高粱》叙述了一个具有岁月感却非常简单的故事:“我奶奶”和“我爷爷” 在娶亲路上相识，而后在高粱地里野合有了“我爹”。“我爷爷”把“我奶奶”从 患有麻风病的前夫那里解放了出来，两人一起继承了酒坊。酒坊里的老师傅加入 了共产党，却牺牲在了日本人的淫威下。“我奶奶”和“我爷爷”带领酒坊上的 人们反抗日本人为老师傅报仇，结果“我奶奶”不幸死去，“我爷爷”带领男人 们取得了胜利，和“我爹”一起活了下来。
《红高粱》的主线故事是一段被符号化了的中国近现代史。患有麻风病的酒坊前 掌柜的和日本士兵这两个敌对角色不难让人想到衰败的清朝和西方的殖民主义 战争。但象征着中华民族的“根”——我爷爷，以及形成了新的具有“想象的共 同体”的国家——诞生于酒坊的我爹，克服了这些种种磨难活了下来。不难理解 的是，“我爷爷”如果象征着一个国家和民族为了反抗而不断拼搏的主动性。那 么“我奶奶”就象征着这个国家在现代世界中的主体性，是被动的。她被突然降 临到身边的“我爷爷”——象征着被西方思想所影响的“五四运动”，所拯救， 又永远地倒在了殖民主义的枪口下。她哀婉的死亡象征着这个亚洲国家在战后所 一直缺失，且至今未被找回的主体性，也就是所谓亚洲的“现代性”。
受到上世纪的“寻根文学”和“五四精神”的影响，中国第五代导演所创作的电 影作品的两大主题是“传承传统”和“现代意识的觉醒”。而《红高粱》的剧情 也是关于传统、覆灭、觉醒，和未来的故事。张艺谋通过了一系列的符号，风格 和叙事等语言成功地表达了他想传达的主题。新娘的盖头和轿子，传统的酿酒作 坊，和农业社会中成片的高粱田很难不让人联想到这个东方国家的历史和传统。
虽说张艺谋因为运用了大量所谓的“中国”元素而受到东方主义的诟病，但说张 艺谋运用这些符号仅仅是为了迎合西方市场的口味也只是片面的观点。因为当中 国观众观看影片看到这些符号的时候，传统文化的知识储备会让他们产生一种身 份上的认同，像照镜子一样，他们会更容易结合自己所处的现实社会来理解电影 中所展现的冲突和提出的问题。
同样地，对本国文化的了解也让中国观众们能够更好地理解《红高粱》中大面积 使用的“印象主义”般的“红色”所代表的内涵。普遍来说，红色会给人一种热 情的，富有激情的印象。这种印象可以和电影中北方乡村人们爽朗的性格联系在 一起，但这只是电影中的表层意思。了解中国近代历史的人们知道，红色在中国 的语境中常常与“战争”，“屈辱”和“民族主义”联系在一起。例如宣传口号常 常提到的“五星红旗是用(近代战争中)战士的鲜血染红的”。因此影片中的红 色也有暴力、牺牲和反抗的含义。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红色经常和幸运与吉祥 联系在一起，在
《红高粱》的片尾里，冉冉升起的红色太阳和大片涌动的红高粱 则变成了一个民族对于未来理想生活的希望。或许“东方主义”的标签可以阐释 张艺谋将中国电影送上世界舞台的策略，但并不能阐释电影所表现丰富内涵。
如果说“我爷爷”和“我奶奶”在高粱地中结合的一幕是《红高粱》中生殖崇拜 的高潮，那么那一出残忍的“剥皮”戏则是一次试图激进地唤起中国观众积极的 主体性的尝试。从工具理性的角度分析，我们大可以说张艺谋安排这出猎奇的残 忍的“剥皮”戏码是为了在西方观众观影时满足他们认同自己拥有更大权力，更 开化的文明的心理，或者在三级片 B 级片泛滥的中国电影市场博人眼球，是可以说得通的。但是，中国观众观看这场残忍的场景的过程是同等重要的。鲁迅曾在 《藤野先生》中指出被殖民者消极的观影行为以及它的荒诞之处，那么，艺术家 有责任让祖国的人民面对残忍的行径时认识到自身的能动性。当观众在看这出戏 时，很难不被血腥残忍的场景激发出恶心和愤怒的情绪。与此同时，电影中“我 爷爷”的奋起反抗为面对这种情形时应有的反应提供了一个行为范式——主动地 反抗。抛开影片是否煽动仇恨和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不谈，这种在权力存在悬殊 差距的世界环境中试图影响受众的尝试是值得肯定的。
巩俐不算传统意义上的美人，姜文也不是中国典型的英俊男子。但相貌平凡的他 们却为全世界的观众表演了一场属于每一位普通中国人和他们祖父母的故事，那 场属于所有人的历史。
张艺谋巧妙地运用了符号，叙事，色彩，演员等电影语言成功地用一部表现了这 个崭新的却拥有古老历史的国度的生命力。它让中国观众可以从中找到中华传统 文化中富有活力的精神内核，并得到现代性的启蒙。同时也让西方观众开始注意 并试图了解这个古老东方国家的社会从古老到现代的历史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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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Takeuchi, Yoshimi. (1948), "What is Modernity?" in What is modernity? Writing of Takeuchi Yoshimi, trans. and ed. Richard F. Calichma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53-73. （竹内好《何谓近代》）
Lu, Sheldon Hsiao-peng. "National Cinema, Cultural Critique, Transnational Capital: the Films of Zhang Yimou," in Lu (ed.), Transnational Chinese Cinemas: Identity, Nationhood, Gender (Honolulu: Hawai'i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105-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