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你们讲讲我家乡那块高粱地发生的神奇的事儿。”电影《红高粱》的剧情在“我”的一声旁白之中叙述开来。影片的女主人公“九儿”正被贪钱的老爹狠心的卖给家住十八里坡烧酒铺并且患有麻风病的李大头做老婆，好换一头黑骡子。封建社会的教条与陋习在张艺谋独特的镜头下赋予一种原始生命中具有宗教仪式性。影片《红高粱》改编自莫言1986年的两部中篇小说《红高粱》和《高粱酒》，且在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中获得金熊奖。

作为摄影出身的第五代导演张艺谋，更注重视觉冲击力，它以色彩的单纯化和空间的神秘感来营造银幕空间，在表现特定历史环境下，中华民族的思想状态和生存面貌时，也展现出中华民族最为根本的文化根源，这种大胆夸张的色彩，正是导演审美和历史反思的载体。本部影片《红高粱》展现了我国陕北农村最原始的野性。九儿的父亲将她嫁给李大头，换一头黑骡子，九儿十分害怕，预备好的剪刀将指关节压的发白，她不知道在遥远的十八里坡会有怎样的劫难等待着她，她只知道她已经预备好死亡——她是在将自己的生命捧在手心，用死亡来捍卫自己最后一丝的尊严。此处的关键道具剪刀，象征了九儿不畏权力和金钱的威胁，用生命来捍卫自己的尊严。此刻，九儿坚韧、洒脱、敢爱敢恨的形象树立起来。影片最后，罗汉爷爷被日本人残忍杀害，九儿召集十八里坡的男人们为他报仇，也是九儿人物形象的生动诠释。我爷爷余占鳌，是典型的陕北汉子：嗓门高亮，身材魁梧，孔武有力，血性，真性情，同样的敢爱敢恨。在余占鳌知道心爱的女人别土匪抢走，他勇闯虎穴，巧妙地接近土匪头子，在突然给他个措手不及。为了他的女人，他似乎可以把性命置之度外，不顾及后果。最终连土匪头子也被他的汉子性格所震撼。真正让奶奶深陷情网，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是爷爷独有的野性。高粱地里遇到劫匪，他冲上前打头阵，将劫匪制服。我奶奶对他产生好感，影片此时巧妙的利用我奶奶伸出轿子的脚来隐喻的表达对我爷爷的喜欢。高粱地成为我爷爷和我奶奶爱情的见证，两人的爱情是在这片高粱地里疯长。

同时，影片的摄影风格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高粱地里九儿和余占鳌的感情升温。导演用极其写意的镜头语言，将这对热恋中的男女拍摄的极赋艺术感——影影绰绰的高粱，广袤的黄土地，碧蓝如洗的苍穹。奶奶呈红色“大”字状展开 ，这仿佛是一种肃穆的交配仪式！太阳下红高粱影影绰绰，在丽日和风中摇曳，影片对原始生命力的崇拜在此时达到了艺术美的至高点。这不是简单的交欢场面，而是导演通过委婉的衬托，将人性中至真至纯的一面，用视听化语言达到神圣的境地！当然，作为摄影出身的张艺谋将叙事包含于视听语言中。在影片结尾处，由“我”的旁白提示，“我”叙述道：“我爹跟我说过，自打看见那天的太阳，他的眼睛就落下了病，无论看什么都是红的。”这似乎是对影片色彩构成的直接解释，从某种程度上说，“我爹”才是那着有色差的眼看世界的人，而不是“我”。并且，从摄影的角度上说，摄影机镜头也代言了导演的眼、观众的眼，它所拍摄出的色彩既是片中人物乃至创作者的主观表达，同时也是一种无法更改和逆转的客观呈现，是情绪本身、是生活本身。

影片整体由多个民歌贯穿而成，开头颠轿所唱的歌曲从一开始便将我爷爷性格开朗，气势雄浑的形象树立起来。在高粱地的野合之后，九儿坐在毛驴上，我爷爷唱起歌曲，是对我奶奶爱意的直观表达。影片中两次《酒神曲》，第一次由罗汉大叔领唱，这不仅仅是对酒神的祭祀，更是因为在掌柜死后，九儿的带动下第一次顺利完成了高粱酒的酿造，这是发自内心的喜悦。第二次是余占鳌领唱。这一次，没有喜气，更多的是对死去的罗汉大叔的的哀伤和临行前的壮烈。

本部影片将视听语言结合的出神入化，通过视听来直观叙事，将影片起承转合都寓含于视听。影片结尾处在血色残阳下，整片高粱地都成了血红色，那是日食所代表的悲哀，那是被鲜血映红的高粱，那是爷爷痛失爱妻、爹失去母亲的伤痛，同时也是导演对高粱地上人民最崇高的礼赞。高粱被践踏了，但还有许多高粱在疯长着，那是华夏民族旺盛的生命力，生生不息的文明，是爷爷身上带有的狂野。爷爷的狂野是原始的、野兽般的狂放，不仅是男人生命中最真最核心的特点，还是中华儿女，能抵住侵略，奋起发抗的基础。导演通过这部影片，呼唤人类天然的本性，刺激人们对勃勃生机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