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9-08-15
美人爱笑 • 红花绿叶:《红花绿叶》：大西北的生命礼赞
近几年的国产独立电影，陆续出现了这样一批男性形象：他们寡言而敏感，沉闷而多情，木讷、不善交际，但有自己的生命意志。无论是生在长江流域还是黔东南，他们总能把自己的日子过出诗意，或者说，日子诗意而不自知。
第五代导演刘苗苗的新片《红花绿叶》男主古柏就是这样一个生在大西北的男青年，黑瘦、二十二岁、患有癫痫、家境贫困。突然有一天，命运许他一位貌美攒劲却有“隐秘往事”的女子做妻，他会如何抉择呢？
谈这部电影，乡土情结是无论如何也绕不开的。本片导演刘苗苗、原著小说作者石舒清都是由西北养育的孩子，《红花绿叶》自然而然就成为一封他们对故土风光含情脉脉的情书。
开篇便是几个色调昏黄古朴的定场镜头——苍茫、雄浑的黄土麦浪，寂寥、沉稳的梯田山丘，风车与羊群，共同构成这里居民的物质和精神世界。
相较其它一、二线城市，地处以银川、兰州、西安为顶点的三角形中心的西海固，景致和生活都出奇的慢，仿佛被遗忘一般，风光永远是记忆中的样子，情感还能天长地久的保鲜。
正是这种变化缓慢的生活，令在这儿待过的作家与导演能“静静地感知和领会”生活里的各种细节。石舒清在采访里说，“这种少变和慢速度里有着一种很有根基很绵长很深情的东西”。这种东西，在影片中演化成古柏那“又笨拙又深情”的性格。
西海固的老人们常说，“想得越少，活得越好”。古柏虽然嘴上笨拙，但想得可不少——木讷寡言不表示他没有细腻丰富的内心世界。如何表现角色复杂的内心世界一直是所有编导面临的难题，刘苗苗选择了最笨拙也是最稳妥的方式（就跟这片土地一样）——旁白。
出乎意料的是，这几段由素人演员用西北方言娓娓道来的本应嫌长的旁白，语调是那么自然、技巧是那么纯熟，就像是深夜炉火旁老友的倾诉。八九段旁白，连起来就是一首叙事诗，令我想起贾木许《帕特森》中男主诗句的念白。它们就像菜肴里的生抽，既不会令影片着色过重，又能为它提味添香：
“我清清楚楚听到我心里一个声音这样喊着：
阿西燕回来了！阿西燕回来了！
就像是做睡梦呢。
就算是做这样一个睡梦也好。
我跑着，就像是我的脚找不到地了。
就像是我在墙头上跑着呢，在空中里跑着呢。
阿西燕从树林里走来的样子，这辈子我都不能忘记了。
谁就是想从我的脑子里抠也抠不掉了。”
如此，这样一个热烈而稚拙的男主形象，谁就是想从我的脑子里抠也抠不掉了。
网上找来石舒清的日记看罢，才知旁白是后期制作时导演临时起意，让他依照电影，算好时间，一句一句加的。非得这样不可。加得好。
只有在这片人迹罕至的土地，古柏才能无所顾忌地奔跑，每当他难过的时候，就独自去看风吹麦浪，对着黄土大声呼啸。能直接与自然产生联系的地方，容易催生诗情。能随处面对天地、随时沟通神灵的地方，容易生出宗教般深邃辽阔的虔诚。
历史因缘决定宗教的传播路径，而能令宗教在一处生根落脚的，只有当地的人、习俗、风土和意识形态。在幅员辽阔的中华大地，因水土不服而迁移、消亡的宗教比比皆是。
沿海城市天灾频发，佛、道、基督、妈祖众神才可能常驻；青藏高原本土的“古象雄文明”与印度佛教本源一致，才可能相似相融，转世为藏传佛教；基督教在东北和中原吃香，占尽地理与政治优势；而干旱植疏的黄土高原，依仗与阿拉伯相似的地貌，冥冥中仿佛与真主亲近……
层层叠叠的梯田间引人舒适的纹理是真主不语自明的昭示——“天地万物都是它的，一切都是服从它的”（《古兰经》）——规律、秩序，在这片土地上无处遁形；真主的启示，也在百姓心中四处流淌——“虫虫子鸟鸟子真主都给配个对儿呢，何况人？”（男主母亲语）
许多电影常常在还有一口气时结束，意在给观众留下反刍的时间，仿佛文学作品里的留白。不过从以往的经验看，人们更习惯通过文字描述来延续想象，这本是文字的使命。而影像是引人懒惰的媒介，它只会把早已想象完备的场景煮熟喂给你，导致一旦它生分地留白（黑场），观众便不知所措，戛然而止的想象，意犹未尽而尽，电影的难处就在于此。
《红花绿叶》便有这种看似突兀的结尾，会心的观众知道这意味着结局的开放性。但刘导似乎还是不放心，于是拿海报动了手脚。
影片结尾，大雪令道路湿滑，古柏决定不再冒险骑单车载着已经怀上骨肉的阿西燕，而是扶着车头推车行进，这似乎是在暗示他俩先前那段充满隐瞒、疏离和不安关系的终结，转为决意相互扶持、齐眉走向前方那片充满未知艰辛的白茫茫的将来（不知孩子是否会遗传古柏的重病）。
电影的手绘海报正是对这一场景的再现。不同的是，导演在远处缀上了和煦的日出，以及一朵形似玫瑰的巨型远山，鲜红的花瓣与包裹它的绿叶（片中的婚床也有这层妙喻：象征红花的阿西燕每晚都被象征绿叶的古柏用绿色的被子覆盖），正是眼下这对被生活刁难的男女、这段命不由己的婚恋，努力想走向的鲜花盛开的未来。
这抹茫茫大雪里的亮色，是有过与片中男主相似命运、曾经罹患双向情感障碍症的导演本人期许的仁慈。它似乎也暗含里影片背后真正的底色——真主安拉的公正和怜悯。
第五代导演刘苗苗的新片《红花绿叶》男主古柏就是这样一个生在大西北的男青年，黑瘦、二十二岁、患有癫痫、家境贫困。突然有一天，命运许他一位貌美攒劲却有“隐秘往事”的女子做妻，他会如何抉择呢？
谈这部电影，乡土情结是无论如何也绕不开的。本片导演刘苗苗、原著小说作者石舒清都是由西北养育的孩子，《红花绿叶》自然而然就成为一封他们对故土风光含情脉脉的情书。
开篇便是几个色调昏黄古朴的定场镜头——苍茫、雄浑的黄土麦浪，寂寥、沉稳的梯田山丘，风车与羊群，共同构成这里居民的物质和精神世界。
相较其它一、二线城市，地处以银川、兰州、西安为顶点的三角形中心的西海固，景致和生活都出奇的慢，仿佛被遗忘一般，风光永远是记忆中的样子，情感还能天长地久的保鲜。
正是这种变化缓慢的生活，令在这儿待过的作家与导演能“静静地感知和领会”生活里的各种细节。石舒清在采访里说，“这种少变和慢速度里有着一种很有根基很绵长很深情的东西”。这种东西，在影片中演化成古柏那“又笨拙又深情”的性格。
西海固的老人们常说，“想得越少，活得越好”。古柏虽然嘴上笨拙，但想得可不少——木讷寡言不表示他没有细腻丰富的内心世界。如何表现角色复杂的内心世界一直是所有编导面临的难题，刘苗苗选择了最笨拙也是最稳妥的方式（就跟这片土地一样）——旁白。
出乎意料的是，这几段由素人演员用西北方言娓娓道来的本应嫌长的旁白，语调是那么自然、技巧是那么纯熟，就像是深夜炉火旁老友的倾诉。八九段旁白，连起来就是一首叙事诗，令我想起贾木许《帕特森》中男主诗句的念白。它们就像菜肴里的生抽，既不会令影片着色过重，又能为它提味添香：
“我清清楚楚听到我心里一个声音这样喊着：
阿西燕回来了！阿西燕回来了！
就像是做睡梦呢。
就算是做这样一个睡梦也好。
我跑着，就像是我的脚找不到地了。
就像是我在墙头上跑着呢，在空中里跑着呢。
阿西燕从树林里走来的样子，这辈子我都不能忘记了。
谁就是想从我的脑子里抠也抠不掉了。”
如此，这样一个热烈而稚拙的男主形象，谁就是想从我的脑子里抠也抠不掉了。
网上找来石舒清的日记看罢，才知旁白是后期制作时导演临时起意，让他依照电影，算好时间，一句一句加的。非得这样不可。加得好。
只有在这片人迹罕至的土地，古柏才能无所顾忌地奔跑，每当他难过的时候，就独自去看风吹麦浪，对着黄土大声呼啸。能直接与自然产生联系的地方，容易催生诗情。能随处面对天地、随时沟通神灵的地方，容易生出宗教般深邃辽阔的虔诚。
历史因缘决定宗教的传播路径，而能令宗教在一处生根落脚的，只有当地的人、习俗、风土和意识形态。在幅员辽阔的中华大地，因水土不服而迁移、消亡的宗教比比皆是。
沿海城市天灾频发，佛、道、基督、妈祖众神才可能常驻；青藏高原本土的“古象雄文明”与印度佛教本源一致，才可能相似相融，转世为藏传佛教；基督教在东北和中原吃香，占尽地理与政治优势；而干旱植疏的黄土高原，依仗与阿拉伯相似的地貌，冥冥中仿佛与真主亲近……
层层叠叠的梯田间引人舒适的纹理是真主不语自明的昭示——“天地万物都是它的，一切都是服从它的”（《古兰经》）——规律、秩序，在这片土地上无处遁形；真主的启示，也在百姓心中四处流淌——“虫虫子鸟鸟子真主都给配个对儿呢，何况人？”（男主母亲语）
许多电影常常在还有一口气时结束，意在给观众留下反刍的时间，仿佛文学作品里的留白。不过从以往的经验看，人们更习惯通过文字描述来延续想象，这本是文字的使命。而影像是引人懒惰的媒介，它只会把早已想象完备的场景煮熟喂给你，导致一旦它生分地留白（黑场），观众便不知所措，戛然而止的想象，意犹未尽而尽，电影的难处就在于此。
《红花绿叶》便有这种看似突兀的结尾，会心的观众知道这意味着结局的开放性。但刘导似乎还是不放心，于是拿海报动了手脚。
影片结尾，大雪令道路湿滑，古柏决定不再冒险骑单车载着已经怀上骨肉的阿西燕，而是扶着车头推车行进，这似乎是在暗示他俩先前那段充满隐瞒、疏离和不安关系的终结，转为决意相互扶持、齐眉走向前方那片充满未知艰辛的白茫茫的将来（不知孩子是否会遗传古柏的重病）。
电影的手绘海报正是对这一场景的再现。不同的是，导演在远处缀上了和煦的日出，以及一朵形似玫瑰的巨型远山，鲜红的花瓣与包裹它的绿叶（片中的婚床也有这层妙喻：象征红花的阿西燕每晚都被象征绿叶的古柏用绿色的被子覆盖），正是眼下这对被生活刁难的男女、这段命不由己的婚恋，努力想走向的鲜花盛开的未来。
这抹茫茫大雪里的亮色，是有过与片中男主相似命运、曾经罹患双向情感障碍症的导演本人期许的仁慈。它似乎也暗含里影片背后真正的底色——真主安拉的公正和怜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