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08-01-27
skyline • 耳朵大有福:别被片名骗喽
这两天接连被骗了两次。
冲刘震云和《我叫刘跃进》这个颇有先锋感的名字走进了电影院，出来后悔不迭，好端端一个故事被拍成这样，糟蹋了。上网溜达的时候看到《耳朵大有福》范伟超人模样的海报，只想溜一眼，没想到第一个镜头就喜欢上了，后悔没进电影院。
《我叫刘跃进》编剧刘震云赫赫有名，导演马俪文也佳作不少，连客串都是高群书和尹力这样的腕儿导，偏偏整合出一部阵容强大的平庸之作；相反，《耳朵大有福》的编剧导演张猛名不见经传，百度和谷歌都不知道他是干嘛的，却能拍出这部笑中含泪的高水准的影片。
从导演风格上看，《耳朵大有福》和贾樟柯的片子有很多相似的元素：真实得近乎荒诞的底层生活、朴实而有意味深长的镜头、大量有声源背景流行音乐。从演员表演上看，范伟延续了他在电影中的一贯形象：老实、窝囊、外表木讷，内心拧巴，冷不防抖点小机灵。但看完《耳朵大有福》我想到的不是贾樟柯的片子也不是范伟以前的《芳香之旅》和《看车人的七月》，而是《我叫刘跃进》。
我一直认为，《我叫刘跃进》这个片子发挥得好很可能会是又一部《疯狂的石头》，发挥不好也会落个《光荣的愤怒》的下场：输了票房赢了口碑。可是，马俪文对她不熟悉的题材驾驭能力出乎我们的预料，我是说出乎意料的差。其实，从故事蓝本到名字都具备和《石头》和《愤怒》一样吸引观众的元素：题材黑色幽默，以小见大，情节发展紧凑连贯，峰回路转，但影片都没能把这些展现出来。《我叫刘跃进》叙述节奏控制不好，感觉不到张弛，镜头更是一直翻转，难受到让人想吐，陈羽凡单调的嘶喊声不时回荡在焦躁冷漠的镜头里，像一只盘旋在国贸上空的秃鹫在冷笑。这部影片的野心很大，想表达的东西很多：想讲一个精彩的故事，想揭示房地产行业规则，想关切农民工的处境，想触及城市中无处不在的焦灼和恐慌，还想展示河南人的幽默，这都没错，错在表达上。影片的表达手法则有时候荒诞，有时候现实，有时候高蹈，有时候写实，却唯独没有力量，像一团千头万绪色彩斑斓的毛线团，乱糟糟，软绵绵。其实，只要抓住一点往深处挖，不动声色就可以把这些全部展现。《疯狂的石头》野心似乎没这么大，起码没往政治上靠，它只把故事讲好，这已经很成功了；《愤怒》的野心比《石头》大，有政治野心，但是在把故事讲好的前提上也及格了；《三峡好人》野心更大吧，要展现转型社会的问题了，但贾樟柯的叙事是深深扎根在现实中的，镜头更是没得挑，所以人家得奖别人说不出什么来。这些成功的例子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叙事不宏大，见微知著，一叶知秋，先把故事讲好，把人物塑造好，在细节中自然能看到社会，在一个人身上自然看到一个时代。
该说《耳朵大有福》了。
从所谓的幽默说起吧。据说，《我叫刘跃进》的看点就是刘震云的河南幽默，但我看的时候时时准备笑都没笑出来，除了秦海璐被剥去衣服后，李易祥那句“假的啊？”。又据说，幽默是回味起来才会笑的，这是和搞笑的重要区别，可是我回想这个片的时候，什么都想不起来，更别说幽默。所以我只能猜测，要不就是我笑点高，别人觉得乐，我不乐；要不就是我不会欣赏幽默，只懂得什么是搞笑，不然为什么我看《耳朵大有福》时总能笑出声来呢？当然，可能还有一个原因，一个是虚构出来的幽默，一个是真实的幽默。
塔可夫斯基说，任何想象出来的场景也不如真实的生活场景动人。是的，生活永远超越我们的想象力。但关于电影我想有两个真理：一，电影是虚构的。它不可能是生活本身，即使是纪录片也是我们加工过的生活的副本。二，电影的唯一使命就是追求真实，所有的虚构都是对真实的模拟。再差的电影也是在追求真实。第一点限定了电影不是什么，第二点指出了电影可以是什么，也就是电影的方向，这对电影至关重要。所以，判断一部好电影，标准不在于影片理解的真实是什么样的，而是影片是否尽最大努力接近真实。现实主义的真实和表现主义的真实不同，象征主义的真实和超现实主义的真实也不同，但他们共同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接近真实，即使后现代解构一切，打破一切，看似很不严肃，其实他们通过不严肃的方式还是在严肃地接近他们眼中的真实——充满偶然、随意捏造的世界。当我说虚构的幽默和真实的幽默的时候，我其实想说的是，他们的区分不等同于生活中真和假的区分，更像是到位和不到位的区分，能让人一眼看出来的虚构就是没有努力抵达真实，能让人误以为看到了真实那就是做了让我们满意的努力，当然，我们也会误解很多人，我们看不到是因为他们比我们的目光走得更远，这时候只有交给时间，我们再走上十几年几十年可以看到他们曾经看到的风景。
幽默不是其他，恰恰是一个人的气质，说不清，摸不着，但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有了就是笼罩在整个人身上，想掩饰都掩饰不住，没有的话，通过伪装也许能绷住一会，但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穿帮了。刘震云是有幽默的气质的，看他的访谈，即使他说很直爽的话你也会觉得他的表情里有弯弯肠子，好像总是一本正经地逗你玩。幽默既模仿不来，也无法言传。冯小刚是善于发现这种幽默，并把这种幽默放大的导演，所以能拍出《手机》来，但是这次，我不知道是刘震云不够用心，还是马俪文压根没有幽默气质。我宁愿相信是后者，因为我更相信刘震云一点。拍《我们俩》的马俪文是个擅长拍好题材的好导演，所以坏起来不得要领。幽默总是不走寻常路的，这经常和“坏”联系在一起，如果没有一点小坏心眼，没有一点小小的破坏心理，怎么会打破常规，打破温情脉脉的面纱呢？但幽默必然是善意的坏，即使冷笑话也是善意的，它的同情恰恰就藏在那个阴冷的结尾上，要是真坏，它没心思讲这个笑话。一个没有幽默感的人想学幽默又把握不好“度”的话，很容易变成尖刻；要是连方向都找不到的话，可能会变成真的破坏，又狠又尖锐的那种破坏。我怀疑《我叫刘跃进》就是连幽默的方向都没找到。
扯远了，回到《耳朵大》。
细节同样能反映一个电影接近真实的程度。看完《刘跃进》几乎没有什么让我印象深刻的细节，只有一些若有若无的心有余悸，那是那些大翻转镜头留给我的纪念。《耳朵大》让人印象深刻的细节就很多，比如那个上面写着“周杰伦三年级三班”的一元钱。王抗美买方便面的时候找的这张零钱，他算命的时候给了那个姑娘，后来修车换零钱的时候又回到了手里，在他把这张钱给修车师傅的时候，师傅又不要钱。就这样，这张写着“周杰伦三年级三班”的一元钱就这样转了一圈，最后还是在他手里。这张一元钱好像就是他摆脱不掉的糟糕心境的隐喻，第一次他看到找的这张零钱，说这张钱上面画得乱七八糟的不想要，但小卖部老板说他麻烦，他也就收下了，在算命的时候好不容易花掉，后来又莫名其妙地回到手里，他修车的时候又拿出来给修车师傅，结果没花出去，而王抗美好像没有注意到这张钱就是几次流经他的手的那张钱。这个细节，往浅里说，也是导演观察生活的结果。
还比如，那件他玩游戏得来的保暖内衣。他带了一盆花送同事，出门的时候拿起那盒保暖内衣，同事马上说，你拿花过来就可以了，还拿这个。在王抗美尴尬的一刹那，我们也跟着尴尬，爱面子的老王会不会就把保暖内衣留下呢。老王没有，他说这是玩游戏送的，他顺便拿去给他父亲。这个细节不仅让人叫绝，还让人动容。以前老王曾经把特供的中华烟给这位同事，举手投足流露出大方和要面子，这时候却不肯将就一件保暖内衣，原来生活的压力可以这样改变一个人。如果导演生活中没有仔细观察体会过这样的经历，很难想象他对这一细节的把握会这么传神。
再比如，老王自始自终没说过他姑爷春洋什么，包括她女儿给他打电话哭诉，他也只是让女儿别哭，但听说儿子大军找人揍了姑爷，他当下把钱包中几乎所有的钱拿出来让大军请那两个朋友吃饭，这一举动就像《看车人的七月》中老实巴交的范伟最后那一板砖，就像黄健翔在昏昏沉沉的一晚上解说的最后突然爆发，就像《耳朵大》的结尾老王那一声“出来跳舞吧”。狗急跳墙，兔子咬人，“蔫狠男人”这种带有喜剧意义的爆发后是种痛快的解脱，让我们目瞪口呆之余感觉难以名状的爽，憋了半天，终于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好了，说说我最喜欢的那部分。王抗美在父亲那听说父亲因为弟弟弟媳每天打麻将吃不上顿好饭，郁闷达到了高潮，在从父亲那出来，撞到一个人，那人骂骂咧咧，老王将心里的烦闷发泄到那个人身上，“整死我，整死我吧”，被打了一拳后老王奋起直追，然后摔倒在街角，老王躺在地方，碎掉的保温瓶胆，也片片碎在地上，反射着冷冷的月光。
老王给以前的舞伴打电话：“出来跳舞吧”。
冲刘震云和《我叫刘跃进》这个颇有先锋感的名字走进了电影院，出来后悔不迭，好端端一个故事被拍成这样，糟蹋了。上网溜达的时候看到《耳朵大有福》范伟超人模样的海报，只想溜一眼，没想到第一个镜头就喜欢上了，后悔没进电影院。
《我叫刘跃进》编剧刘震云赫赫有名，导演马俪文也佳作不少，连客串都是高群书和尹力这样的腕儿导，偏偏整合出一部阵容强大的平庸之作；相反，《耳朵大有福》的编剧导演张猛名不见经传，百度和谷歌都不知道他是干嘛的，却能拍出这部笑中含泪的高水准的影片。
从导演风格上看，《耳朵大有福》和贾樟柯的片子有很多相似的元素：真实得近乎荒诞的底层生活、朴实而有意味深长的镜头、大量有声源背景流行音乐。从演员表演上看，范伟延续了他在电影中的一贯形象：老实、窝囊、外表木讷，内心拧巴，冷不防抖点小机灵。但看完《耳朵大有福》我想到的不是贾樟柯的片子也不是范伟以前的《芳香之旅》和《看车人的七月》，而是《我叫刘跃进》。
我一直认为，《我叫刘跃进》这个片子发挥得好很可能会是又一部《疯狂的石头》，发挥不好也会落个《光荣的愤怒》的下场：输了票房赢了口碑。可是，马俪文对她不熟悉的题材驾驭能力出乎我们的预料，我是说出乎意料的差。其实，从故事蓝本到名字都具备和《石头》和《愤怒》一样吸引观众的元素：题材黑色幽默，以小见大，情节发展紧凑连贯，峰回路转，但影片都没能把这些展现出来。《我叫刘跃进》叙述节奏控制不好，感觉不到张弛，镜头更是一直翻转，难受到让人想吐，陈羽凡单调的嘶喊声不时回荡在焦躁冷漠的镜头里，像一只盘旋在国贸上空的秃鹫在冷笑。这部影片的野心很大，想表达的东西很多：想讲一个精彩的故事，想揭示房地产行业规则，想关切农民工的处境，想触及城市中无处不在的焦灼和恐慌，还想展示河南人的幽默，这都没错，错在表达上。影片的表达手法则有时候荒诞，有时候现实，有时候高蹈，有时候写实，却唯独没有力量，像一团千头万绪色彩斑斓的毛线团，乱糟糟，软绵绵。其实，只要抓住一点往深处挖，不动声色就可以把这些全部展现。《疯狂的石头》野心似乎没这么大，起码没往政治上靠，它只把故事讲好，这已经很成功了；《愤怒》的野心比《石头》大，有政治野心，但是在把故事讲好的前提上也及格了；《三峡好人》野心更大吧，要展现转型社会的问题了，但贾樟柯的叙事是深深扎根在现实中的，镜头更是没得挑，所以人家得奖别人说不出什么来。这些成功的例子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叙事不宏大，见微知著，一叶知秋，先把故事讲好，把人物塑造好，在细节中自然能看到社会，在一个人身上自然看到一个时代。
该说《耳朵大有福》了。
从所谓的幽默说起吧。据说，《我叫刘跃进》的看点就是刘震云的河南幽默，但我看的时候时时准备笑都没笑出来，除了秦海璐被剥去衣服后，李易祥那句“假的啊？”。又据说，幽默是回味起来才会笑的，这是和搞笑的重要区别，可是我回想这个片的时候，什么都想不起来，更别说幽默。所以我只能猜测，要不就是我笑点高，别人觉得乐，我不乐；要不就是我不会欣赏幽默，只懂得什么是搞笑，不然为什么我看《耳朵大有福》时总能笑出声来呢？当然，可能还有一个原因，一个是虚构出来的幽默，一个是真实的幽默。
塔可夫斯基说，任何想象出来的场景也不如真实的生活场景动人。是的，生活永远超越我们的想象力。但关于电影我想有两个真理：一，电影是虚构的。它不可能是生活本身，即使是纪录片也是我们加工过的生活的副本。二，电影的唯一使命就是追求真实，所有的虚构都是对真实的模拟。再差的电影也是在追求真实。第一点限定了电影不是什么，第二点指出了电影可以是什么，也就是电影的方向，这对电影至关重要。所以，判断一部好电影，标准不在于影片理解的真实是什么样的，而是影片是否尽最大努力接近真实。现实主义的真实和表现主义的真实不同，象征主义的真实和超现实主义的真实也不同，但他们共同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接近真实，即使后现代解构一切，打破一切，看似很不严肃，其实他们通过不严肃的方式还是在严肃地接近他们眼中的真实——充满偶然、随意捏造的世界。当我说虚构的幽默和真实的幽默的时候，我其实想说的是，他们的区分不等同于生活中真和假的区分，更像是到位和不到位的区分，能让人一眼看出来的虚构就是没有努力抵达真实，能让人误以为看到了真实那就是做了让我们满意的努力，当然，我们也会误解很多人，我们看不到是因为他们比我们的目光走得更远，这时候只有交给时间，我们再走上十几年几十年可以看到他们曾经看到的风景。
幽默不是其他，恰恰是一个人的气质，说不清，摸不着，但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有了就是笼罩在整个人身上，想掩饰都掩饰不住，没有的话，通过伪装也许能绷住一会，但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穿帮了。刘震云是有幽默的气质的，看他的访谈，即使他说很直爽的话你也会觉得他的表情里有弯弯肠子，好像总是一本正经地逗你玩。幽默既模仿不来，也无法言传。冯小刚是善于发现这种幽默，并把这种幽默放大的导演，所以能拍出《手机》来，但是这次，我不知道是刘震云不够用心，还是马俪文压根没有幽默气质。我宁愿相信是后者，因为我更相信刘震云一点。拍《我们俩》的马俪文是个擅长拍好题材的好导演，所以坏起来不得要领。幽默总是不走寻常路的，这经常和“坏”联系在一起，如果没有一点小坏心眼，没有一点小小的破坏心理，怎么会打破常规，打破温情脉脉的面纱呢？但幽默必然是善意的坏，即使冷笑话也是善意的，它的同情恰恰就藏在那个阴冷的结尾上，要是真坏，它没心思讲这个笑话。一个没有幽默感的人想学幽默又把握不好“度”的话，很容易变成尖刻；要是连方向都找不到的话，可能会变成真的破坏，又狠又尖锐的那种破坏。我怀疑《我叫刘跃进》就是连幽默的方向都没找到。
扯远了，回到《耳朵大》。
细节同样能反映一个电影接近真实的程度。看完《刘跃进》几乎没有什么让我印象深刻的细节，只有一些若有若无的心有余悸，那是那些大翻转镜头留给我的纪念。《耳朵大》让人印象深刻的细节就很多，比如那个上面写着“周杰伦三年级三班”的一元钱。王抗美买方便面的时候找的这张零钱，他算命的时候给了那个姑娘，后来修车换零钱的时候又回到了手里，在他把这张钱给修车师傅的时候，师傅又不要钱。就这样，这张写着“周杰伦三年级三班”的一元钱就这样转了一圈，最后还是在他手里。这张一元钱好像就是他摆脱不掉的糟糕心境的隐喻，第一次他看到找的这张零钱，说这张钱上面画得乱七八糟的不想要，但小卖部老板说他麻烦，他也就收下了，在算命的时候好不容易花掉，后来又莫名其妙地回到手里，他修车的时候又拿出来给修车师傅，结果没花出去，而王抗美好像没有注意到这张钱就是几次流经他的手的那张钱。这个细节，往浅里说，也是导演观察生活的结果。
还比如，那件他玩游戏得来的保暖内衣。他带了一盆花送同事，出门的时候拿起那盒保暖内衣，同事马上说，你拿花过来就可以了，还拿这个。在王抗美尴尬的一刹那，我们也跟着尴尬，爱面子的老王会不会就把保暖内衣留下呢。老王没有，他说这是玩游戏送的，他顺便拿去给他父亲。这个细节不仅让人叫绝，还让人动容。以前老王曾经把特供的中华烟给这位同事，举手投足流露出大方和要面子，这时候却不肯将就一件保暖内衣，原来生活的压力可以这样改变一个人。如果导演生活中没有仔细观察体会过这样的经历，很难想象他对这一细节的把握会这么传神。
再比如，老王自始自终没说过他姑爷春洋什么，包括她女儿给他打电话哭诉，他也只是让女儿别哭，但听说儿子大军找人揍了姑爷，他当下把钱包中几乎所有的钱拿出来让大军请那两个朋友吃饭，这一举动就像《看车人的七月》中老实巴交的范伟最后那一板砖，就像黄健翔在昏昏沉沉的一晚上解说的最后突然爆发，就像《耳朵大》的结尾老王那一声“出来跳舞吧”。狗急跳墙，兔子咬人，“蔫狠男人”这种带有喜剧意义的爆发后是种痛快的解脱，让我们目瞪口呆之余感觉难以名状的爽，憋了半天，终于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好了，说说我最喜欢的那部分。王抗美在父亲那听说父亲因为弟弟弟媳每天打麻将吃不上顿好饭，郁闷达到了高潮，在从父亲那出来，撞到一个人，那人骂骂咧咧，老王将心里的烦闷发泄到那个人身上，“整死我，整死我吧”，被打了一拳后老王奋起直追，然后摔倒在街角，老王躺在地方，碎掉的保温瓶胆，也片片碎在地上，反射着冷冷的月光。
老王给以前的舞伴打电话：“出来跳舞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