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发的前夜，我去凡尔赛宫附近的电影院看了埃米尔·库斯图里卡的《地下》。我很赞赏这个来自萨拉热窝的波斯尼亚人以前拍的电影，比如《流浪者之歌》《亚利桑那之梦》。一方面，它们的想象力不是简单地飘逸，而是在自由飞翔，图像和镜头如此丝丝入扣，富有节奏，以至于它们常常会慢慢变为具有东方色彩的丰富景象（这样就使电影画面更加开阔）；另一方面，面对电影当中快速的画面切换，我总觉得缺少点什么，比如说一种与大地、与国家、与世界的联系。所以，画面给人的整个想象很快就破灭了，变成了填堵眼球的妄想。我向来宁要感人至深，而不要博人喝彩，或者说宁要几乎感人至深，这会最强烈地打动我的心灵，萦绕在我的脑海里，持续不断。

《地下》的故事（几乎）抓住了我的心，我第一次被库斯图里卡的电影所打动。纯粹的叙事技巧终于变成了一种叙事冲击力，因为一个有梦想的天才，一个无与伦比的天才把自己与一片确切的世界，也包括历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与昔日的南斯拉夫。它曾经是这个年轻的导演的家乡。电影接近尾声时有一个宏大的场面，内战硝烟弥漫，主人公之一多年来一直在苦苦寻找他当年在贝尔格莱德多瑙河失踪的儿子，他穿梭在战火的硝烟中，一边不断地大声呼喊着失踪的儿子，一边传来咆哮的命令：“开火！”，难道说这不是一种冲击力——一种莎士比亚式的、又一再与马克思兄弟的那种冲击力交相辉映的冲击力吗？——在针对《地下》的批评中，我觉得有那么多东西好愚蠢或者不怀好意。不仅仅是《地下》在戛纳上映之后，阿兰·芬克尔克劳特——法国现代哲学家之一在《世界报》上撰文指责库斯图里卡的电影宣扬恐怖主义，搞亲塞尔维亚宣传。芬克尔克劳特并没有看过这部电影。自南斯拉夫爆发战争以来，他一直令人不解地叫嚣支持克罗地亚建立独立国家。而就在几天前，另一位法国现代哲学家安德烈·格鲁克斯曼在《解放报》上以怪诞的方式反唇相讥，他声称看过这部电影！并向库斯图里卡表示祝贺，因为这是对塞尔维亚恐怖共产主义的清算。与德国人不同，这种共产主义压根儿就没有从它的历史罪行中吸取教训——谁会从电影《地下》中看出这样的东西？他们看到了什么？他们到底在关注什么？还有一位电影批评家在德国《时代周刊》上撰文，一改平素的温和笔调，认为库斯图里卡的电影中充满愤怒、怨恨，甚至“复仇”情结。事情毕竟不是这样：《地下》这部电影问世了，成功了，既存在着，又在产生影响，我都看到了，无非是出于悲伤、痛苦和强烈的爱；即使它有粗糙和渲染之处，那也是其中的一部分——这一切最终凸显出对另一个南斯拉夫的历史敏锐的目光，有时候甚至是有预见的慧眼，或者质朴而童话般的东西。我看到在这座游离大陆的小岛上充满节日气氛的结局。在那里，电影里那个蠢家伙突然间不再疯疯癫癫了，而且一点儿也不傻，说话有条有理，就像一个童话讲述者，面向听众，娓娓道来：“从前，有一个国家……”（只可惜，我在电影院里觉得，他的童话简直太短了。）

当然，迄今为止对库斯图里卡的电影最为恶劣的指责又出现在《世界报》上。这本来是我最喜欢看的报纸之一。在昔日那同样严肃而高雅的幌子下——几乎看不到图片，全是密集的近乎官方口气的栏目。几年来，它偏离了几乎过分认真的主体风格，变成了一个具有隐蔽性和煽动性的小道消息报，而且不只是在特殊情况下。事情还不仅仅是这样，比如，有关当年总统密特朗患病的消息，它竟然打着消息的幌子，在总统任期届满之前连篇累牍地传播这个消息，唯恐人家不死。这也许合乎时宜，但绝对不合乎当时的现实。这家报纸不再关注自己的主题，也不再专门报道，更谈不上格调高雅，只是一味地大肆渲染——使之成为公众关注的对象。对这种新的导向来说，十分典型的是所采取的方式，从一开始就根据人物的外貌来判断他们的性格特点，以前这在《世界报》上是不可想象的。而现在，他们直接就在报道的标题中给人物贴标签，比如：本来是报道一名美国的艺术摄影师，标题却是“令人着迷的四十岁少妇”（或者类似的用词）——仿佛这家报纸限制刊登图片会产生出一种完全另类的图像，即话语图像。毫无疑问，这是些不值得当真的图像。

针对电影《地下》, 《世界报》的编辑团队与芬克尔克劳特狼狈为奸，不约而同，意在消除埃米尔·库斯图里卡和他的亲塞尔维亚或亲南斯拉夫麻醉剂的影响，于是就出现了这个电影批评大师——一个平日分析聪颖和细腻的写作者——语言破绽百出、像是被人操纵的评论。他在其中指责这部电影在形式上是巴洛克式的，也就是说，只是为了自娱自乐。在可怜的文化专栏上，还有一篇出自一个女人之手的文章。作为报纸读者，我迄今只觉得她是《世界报》驻南斯拉夫战地记者，并且是一个不仅有成见的——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又不会呢？更为甚者，她对一切塞尔维亚的东西怀有刻骨铭心和特别自觉的仇恨，渗透在她一篇又一篇报道中。在这篇提及的文章中，她要表明，库斯图里卡在塞尔维亚土地（还有水域）上拍摄的这部电影，肯定得到了当地企业的支持，因此违反了联合国针对塞尔维亚和黑山的贸易禁令或禁运制裁。然后，她以过分细致的、近乎最高法官的架势，同时完全表面化的缜密列举出全部可以拿来针对电影《地下》使用的联合国决议，大约占了四分之一版面，逐条逐句，附加条款一条又一条，一切都迂腐地排列、叠加和串联成一条支撑罪责的连祷，就像一种无懈可击的、最终的、不可撤销的判决理由——并且以此来暗示：仅仅作为产品或者商品，库斯图里卡的电影从根本上说是非法的东西；他的非塞尔维亚（法国和德国的）“合作人”都是践踏法律的人；这部电影，至少在负有禁运职责的国家中，应该从银幕上消失，撤出流通领域（我在此更确切地说，我在此温和地翻译了这位战地女记者的暗示）；电影《地下》没有存在的权利，电影制片人和导演库斯图里卡都是战争的既得利益者，至少是这样。（为了正义，这里也提到，此间，也就是这篇文章发表约莫一个月之后，《世界报》刊登了一封简短的读者来信，其中彬彬有礼地发出请求，不要再对“这个不愉快的事件”纠缠不休——不过在之后的一期上，又刊登了另外一位战地女记者如出一辙的报道，这一次是关于“贝尔格莱德红星”足球俱乐部的现状。事实上，至少对逐字逐句阅读的人来说，这是一条天衣无缝的谴责链条，最终给了一击：这个俱乐部——无论如何国际媒体心知肚明——与“臭名昭著的强盗和战争杀手阿尔坎”的瓜葛由来已久，正像俱乐部的头目声称的，现在的确没有与这伙人断绝关系——不然的话，怎么会在俱乐部的纪念品商店里除了常见的队服、烟灰缸等商品等，始终还可以看到战争贩子阿尔坎与“沙文主义的塞尔维亚摇滚歌手塞卡”的“黄色”婚礼录像呢？）

我之所以不得不这么久停留在这些与其说值得菲利普·马洛，倒不如说值得风俗警察关注的（也许是）次要的现场以及无聊的文字游戏中，因为在我看来，这里所引证的讲话方式是一种几乎完全由事先已经绷紧的狗链牵制授意的，对有关南斯拉夫战争铺天盖地的报道是很有代表性的，从战争开始以来就是这样。媒体就这样被一条强大的绳索牵制着。——什么？难道你要通过一种无视这先行的现实的媒体批评帮助在塞尔维亚，在波斯尼亚、克拉伊纳和斯拉沃尼亚所犯下的塞尔维亚罪行开脱吗？——从容，耐心，公正。问题，难道只是我的吗？它更加纠结，与许多现实程度或层面纠结在一起。而我关注的是些绝对完整现实的东西，因为我要澄清它。在这其中，要让所有乱作一团的现实形式给人感受到某些像关联一样的东西。这是因为，谁知道，在那里，身临其境几乎始终只是（远）看的身临其境？谁知道，在那里，人们面对纯粹的网络和在线浏览只是占有知识，而没有那实实在在的，只有通过学习、观察和再学习才可以获取的知识？如果一个人不了解事件，而只知道它的图像，或者如同在电视新闻里看到的一个图像的缩影；或者，如同在网络世界里看到的缩影的缩影，那他究竟知道什么呢？

有两样东西，我一直无法摆脱，要比摆脱那些纷乱的游戏还难，如今已经有四年半了，从1991年6月，也就是在斯洛文尼亚爆发所谓的“十日战争”，打响了南斯拉夫解体的第一枪以来——两样东西：一个数据和一张图片，即照片。一个数据是：大约有70个人在那场开始的战争中丧生，可以说，与在随后死于战争的14,000人相比没有多少。然而，几乎所有70个死者都是南斯拉夫人民军战士，这是怎么回事呢？当时，南斯拉夫人民军已经被视为最大的侵略者，无论怎么说都远远处于优势，难道它和那些为数不多的斯洛文尼亚独立势力玩了一场十分简单的游戏吗？（一场游戏？）（数量关系人人皆知，但奇怪的是，理所当然地没有进入世界意识中。）那么，到底是谁首先向谁开枪射击呢？还有，难道不是有人发出明确的命令，绝对不许还手吗？因为他们知道，无论怎样，双方毕竟还都是南部斯拉夫地区的兄弟国家，并且执意也要坚守这样的信仰或者幻想，至少这一方面如此。至于那张照片，我是在美国《时代周刊》上看到的：确切地说，上面是一群七零八散的斯洛文尼亚人，身着奇怪的迷彩服，手上举着旗帜和标语，就这样宣告了新建立的共和国。在我的记忆里，画面上几乎看不到真正的年轻人，或者无论怎么说，这一群人根本就没有一点青年人的迹象——首先在我看来，这群自由战士更多是些三十来岁的人，大腹便便，仿佛正要结束一场向女士献殷勤的郊游，一面面旗帜就像是露天剧场。直到今天，我对这张照片的最初印象依然在脑海里挥之不去。那是这样一些半是滑稽的业余人物，而不是什么自由战士。就是这帮人，他们不问青红皂白，枪杀了近七十个装备精良，可是毫无防备的人民军士兵。当然，这也许是一派胡言——但是这也说明，一些如此光彩夺目的报道和图片是怎样在一个接受者那里变化或者变形的。

同样，我也看到了后来的战争报道，越来越频繁。那些倒卖现实或者转嫁现实的食客在哪儿呢：在新闻本身，还是在接受者的意识里？当1991年11月底传来武科瓦尔城沦陷的消息时，为什么我在第一时刻就会感同身受呢？就在当天晚上，巴黎地铁的斯大林格勒站站牌被一只愤怒和激动的行人之手改写成武科瓦尔。我把这事看成是如此现实和神圣的行为，或者是艺术与政治行为的完美结合——可是就在第二天早上，就像是在看一部片刻间虽然会打动人心，但在“剧终”之后立刻就不再完全是这样，后来一回想起来越来越不可信的电影（通常就是好莱坞的）一样，我开始怀疑了，“斯大林格勒”和“武科瓦尔”怎么会扯到一起呢。我怎么会把《法兰克福汇报》一个充满仇恨的社论作者的那句名言从这个如今发生在东斯拉沃尼亚的事件剥离出来呢。按照这个说法，生活在克罗地亚（包括武科瓦尔及其周边地区）的塞族人一直以来都是南斯拉夫公民，并且与克罗地亚同胞享有同等的地位。可是，在为这个无视他们的意愿而确立的新国家克罗地亚的宪法中，他们突然间被划为二等公民。这样一来，六十万塞族人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就会被并入一个克罗地亚国家，而不再是克罗地亚人的管理，他们应该感到理应如此，心满意足，服服帖帖，用德国记者的话来说，就是“应该感觉自己就是少数民族（是这样！）! ? ”。“好吧，听从命令，从今天开始，我们愿意在自己的国家里感觉为少数民族，因此也愿意被你们的克罗地亚宪法划分为这样一个少数民族”：照此看来，这恐怕就是摆脱在克拉伊纳地区和武科瓦尔市发生的战争的出路吧？到底谁是首先发动侵略的一方？为什么建立了一个国家，却要把那里的人民划分为三六九等呢？那么多人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如今却要接受这残酷的现实，他们甚至永远也不会忘记曾经遭受到希特勒-克罗地亚法西斯政权的迫害。那么，究竟谁是侵略者呢？挑衅战争和发动战争的是同一个人吗？什么叫“发动”呢？难道这样一种挑衅就是发动吗？（“是你先动手的！”——“不对，你先动的手！”）那么，我们该怎么办？作为身在克罗地亚的塞族人，面对这样一个针对我和我的民族而确立的国家，我该怎么办呢？我的祖辈世世代代深深扎根于这片土地，难道我如今要选择离开，跨过多瑙河，回到我的“家乡”塞尔维亚？也许吧。或者，即使突然间变成二等公民，即使被强制成为克罗地亚公民，我仍然应该选择留下来，无论多么不情愿，无论多么伤心，无论多么痛苦的幽默，我还是应该选择留下来，为了和平？也许吧。或者，我会奋起反抗，这似乎就是我的权利，当然要和另外许多和我同命运的人一起，必要时，还要求助于南斯拉夫那无头苍蝇一样的败军力量？有可能，或者我身为一名还算年轻的塞族人，无牵无挂，几乎可以肯定，我会义无反顾地选择奋起反抗。事实上，伴随着首批克罗地亚民兵进入到武科瓦尔周边的塞族人村庄，并不是这样发生了战争，可是对此本身，像我这样一个人也没什么好说的，因为依然产生作用的就是那个可怕的“战争就是战争”，还有更加可怕的：内战就是内战。如果现在还有谁没有把这一切理解为被扼住了喉咙，而是理解为冷漠，那他就不需要继续往下看了。（不是在德国报纸上经常被斥为“冷酷无情”吗？这引人注意，比塞尔维亚-犹太作家兼编剧亚历山大·提斯玛连同他的《战争就是战争》更引人注意，比起所有那些愤怒的唇舌之战，那些强逼的、远离原始呐喊的唇舌之战更值得去思考。）

后来，也就是1992年春天开始，媒体上出现了来自波斯尼亚战争的最初报道图像，很快就是图像系列，或曰系列图像，其中有一部分是我自己非常关注的（始终也代表“我的整体”）。这些图像把全副武装的波斯尼亚塞族人，不管是军队还是散兵，特别是活跃在萨拉热窝一带丘陵和山区的散兵，表现为“人类的敌人”，这是德国作家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针对伊拉克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说过的一句话。随着战争的持续发展，看到来自波斯尼亚塞族拘留营的报道和图像，在某种程度上说，我似乎会赞成一个毕竟是塞族爱国人士、诗人以及当时的反对派瓦克（“狼”）·德拉斯科维奇的一句话，由于在波黑地区的大屠杀，连迄今在历史上几乎从来没有当过凶手，至少不是先下手的凶手的塞族也变成了一个罪行累累的民族，一种“该隐民族”。面对又一个被杀害的、停放在萨拉热窝某个停尸房里的孩子，就像被孤零零地抛在空虚的宇宙里，不只一次是这样，也不只一刻是这样——再说那些照片，西班牙的报纸，比如《国家报》，是些放大和发表的世界大师，按照它们的自我意识，大概继承了弗朗西斯科·戈雅的衣钵？因此，我问自己，为什么我们这里或者最好是那里终归没有人站出来，没有一个塞族人自己站出来，把这个为此而负有责任的人，也就是这个波黑塞族的罪魁祸首，这个据说战前还是童谣作者（!）的拉多万·卡拉季奇杀死呢？怎么就没有出现另一个施陶芬贝格或者另一个乔治·埃尔瑟呢!？

尽管如此，几乎同时伴随着一个远方观察参与者这样一些无力的暴力冲动，我心中的另一部分（这当然绝对代表不了我的整体）则不愿意相信这场战争以及关于这些战争的报道。是不愿意相信吗？不，是没法相信。因为对所谓的世界舆论而言，在这场战争中，攻击者和被攻击者、真正的受害者和赤裸裸的施害者，他们的角色太快地被确定，成了白纸黑字。而我即刻的想法是，这样怎么会有一个好结局呢？又是通过单独一个民族，建立一个独立国家——如果波斯尼亚那些讲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塞族的穆斯林要成为一个民族的话——在一片土地上，那里还生活着另外两个民族，他们享有同等的权利！更何况所有这三个民族的居民分散在各地，并不只是共同生活在多元文化的首都，而且村村不一样，家家不一样，毗邻生活，混杂生活。再说，作为生活在波斯尼亚的塞族人，婉转地说，当在我的、我们的土地上你争我抢地建立一个根本就不符合我心愿的国家时，我该怎么办呢？那么，究竟谁是侵略者呢？（参见上文）。

后来随着事态的发展，有为数不多的远方观察者久久地会有这样的感觉，当此间有一张战争牺牲品的照片突然例外地加着“塞族人”传奇的文字时，我们便将它看成是一个错误，一个印刷错误，无论如何是一个可以置之不理的例外？这是因为，如果真有这样一些无辜的塞族受害者，那么，按照他们如此稀少地出现在世界舆论中，他们也只能处于1∶1000的比例中——也就是说，如果有一个塞族人死亡，就有一千个穆斯林死亡。如果涉及战争中被杀害、被屠杀的人，那么对报道和拍照而言，战争的哪一方是光明的一方呢？那么，到了1995年夏天，伴随着塞族人被驱逐出克拉伊纳，战争的双方怎么会第一次有点变换角色呢——虽然“只是”可以看到无家可归的人，而看不到被屠杀的人的面孔，并且以此来暗示，“这些同样的人”之前赶走了另一个民族？难道海牙国际法庭刚刚公布的南斯拉夫战争中的战争嫌犯人数不是与此如出一辙吗？——四十七名塞族人，八名克罗地亚人，一名穆斯林人，他们也许成为海牙法庭追捕的对象——这样看来，仿佛对这一方而言，为了从形式上也可以说得过去，需要有一个，一个不在场的战争罪犯，类似于从前一个不在场的乐善好施的人。

但是，难道这个和那个远方的观察者面对这些从克拉伊纳逃出来的难民照片就没有注意到，直到这个时候，那些几乎微不足道的塞族受难者通常在照片、声音和文字上与别的种族的大牺牲迥然不同吗？是的，在先前几个例外值得报道的塞族人的照片及其他媒体上，我觉得这些人确实“微不足道”，与其他两个民族的苦难同胞相比，他们确实太不起眼了——这些人，无论如何屡见不鲜，虽然没有“装模作样”，但是他们却通过观察或者报道视角被置于装腔作势的姿态——可能真的在受难，他们被表现为受难的姿态。在战争报道岁月的进程中，他们同时可能真的继续在受难，而且可能越来越厉害。显而易见，他们服服帖帖地为那些国际曝光者和报道人的镜头和耳麦作出别人希望的表情和姿态。他们此间受到这些人的指点、引导和示意（“嗨，伙计！”）。谁会对我说，我弄错了，或者压根儿就心怀鬼胎，因为我真的就是这样一起来观察一个妇女双手紧紧抓住拘留营的铁丝网号啕大哭的照片的，顺从地遵照国际新闻媒体在拘留所铁丝网外拍摄的指示，即使这个女人趴在铁丝网上的样子也流露出摄影师给她预先指定的东西？也许吧，我自己弄错了，食客就在我的眼睛里（照片上那个孩子，很大，在大声哭喊，一个女人抱着他，他的母亲？而在接下来的一张照片上，远远地出现在一群人里，被另一个女人抱着，显得十分安详，他真正的母亲？）——然而，我为什么还从来没有——至少在这里，在“西方”——看到过一个塞族战争牺牲品这样一些如此精心炮制的照片呢？为什么几乎就看不到这样的塞族人的特写照片呢？他们几乎没有单个出现过，而总是一小群人，几乎都出现在中景或远景上，恰好微不足道。与他们的克族和穆族受难同胞迥然不同，几乎从来都不会目光朝着正前方，充满痛苦地望着镜头，而更多的不是望着一侧，就是盯着脚前，就像一些自知有罪的人。就像是一个外来的部落？——或者不屑于装腔作势？——或者为之而过分悲伤？

就这样，我的一部分不会去袒护谁，更说不上去谴责。这样就会导致——不仅仅使我——产生这样一些荒唐的、可同时并非完全不可理解的行为（?），就像年轻的法国作家（其母亲是克罗地亚人）帕特里克·贝松几个月前的辩护，更确切地说是为塞族人写的一本小册子（“小册子”是……?）中描述的，让人有耳目一新之感，无论如何介于诙谐与荒唐之间。这本小册子开头这么说，他，也就是贝松最初也和所有其他西方观察者一样，站在同样一边看待战争的残酷。可是后来有一天——他如此巧妙地戏弄那些消息的消费者和情绪无常的巴黎时尚分子——彻底厌倦了这样无聊的报道。接下来的话当然与情绪毫不相干，唯独与作者的语言和图像敏感性有关。他特意让人回忆起南斯拉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经历的苦难和反抗历史——这几乎已经从我们的记忆中消失了。对于这段历史，我们要求那些战争参与者如今终于可以忘掉了，世世代代——，贝松极其愤怒地列举了针对当前南斯拉夫事件种种惯常的媒体标准，近乎延续了福楼拜式的“形式上的陈词滥调”。当然，与其说令人发笑，倒不如说让人哭泣和呐喊。仅举一个例子，这里引用了广为传播的针对拉多万·卡拉季奇的描绘：一说起这个人，自然就会同时联想到他的精神病医生职业，这已成为习以为常的事情。因为众所周知，在福楼拜看来，凡是治疗精神病患者的医生，自己心里也有一种阴影。此外，无论他走到哪里，从维也纳到巴黎，在他发表的作品里都会有规律地被冠以“医生”这个头衔，显然就像斯坦利·库布里克导演的电影中那个要把我们的世界炸毁的“奇爱博士”。结果是，在阅读贝松这个小册子的同时，我在《世界报》上又看到了对这个塞族领袖的一种形象描写，一张又一张埃皮纳勒画，一堆又一堆陈词滥调，付诸实践的是刚才提到的语言方式，也就是所谓严肃地再现一种现实，只不过又多了一堆陈词滥调，诸如：精神病医生卡拉季奇还写诗歌，当然是“业余”的，是不会有人读的，不言而喻，它们都“比较平庸”，等等。然而，一个那样荒唐的行为会产生如此的效果，至少对我来说是如此：我很想读一读卡拉季奇的这一类诗——同样，那些有关杀手阿尔坎的新娘、沙文主义歌手塞卡的空话也勾起我对她的歌曲的兴致。一种也许在帕特里克·贝松的描述里类似的行为：在所有这些先入为主的报道之后，他有一次在帕莱亲眼见到了拉多万·卡拉季奇，并且把他描写得像一位苍老、疲惫、心不在焉的伤心女人——这是一种近乎可爱的描写——一种不被允许的针锋相对的行为？

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这种行为，或者更确切地说防守，或者再确切地说反向行动值得一提，也是因为它们冒着会失去平衡和正义感的风险——比如就像贝松为塞族人辩解时那幅也许独一无二的埃皮纳勒小图像，他以此随手拿来一个同样模糊不清的刻板印象，与他借用小册子来针对的那些人也没有什么两样：他讲述了士兵集合的场面，同样在帕莱，波斯尼亚塞族士兵与我们所了解的他们完全不同，这或许也没有什么不对。从简单的描述中，这些年轻男子展现出不太优雅的样子，具体说来就是“有活力、快乐、自在”。于是我就想，在他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东西，似乎可以与30年代一些西方旅行者对当年苏联体制的种种赞美相比，这可能就是那样的反向行为的危险所在吧。当然：当你看到每一篇新的报道，上面又是这样一群喝着梅子白兰地的塞族民族主义分子、狂热的农民和偏执狂时，眼前就会看到一群与之根本不相上下的、令人讨厌的驻外记者；他们晚上聚集在酒吧，手里端的不是李子烧酒，而是一种用葡萄或者别的什么东西酿制的烈酒；或者，当你看到一些记者连篇累牍地写出千篇一律的南斯拉夫的相关文章时，虽然不会希望就像在先知以赛亚那里一样用一把燃烧的圣火来洁净他的嘴巴，但你毕竟会盼着在他写作的手上裹起荨麻布，难道这就是错误循环的行为吗？

这里接着发生的事情可不仅仅出自我那也许机械的、对你们那些习以为常的重大消息报道的怀疑，而是一些针对事情本身的问题：说在萨拉热窝的玛尔喀勒集贸市场上发生的两次袭击真的是波斯尼亚塞族人干的，这事被证实了吗？就像贝尔纳·亨利-列维所说的，他也是一位现代哲学家，一个而今越来越多、比比皆是无处不有的哲学家。在袭击事件发生之后，他马上就会以荒谬的口吻大肆渲染：“毋庸置疑，塞族人是这次袭击的罪魁祸首！”另外还有一个食客-疑问：发生在杜布罗夫尼克的真实情况是什么呢？这个古老而神奇的小城盆地或者盆地小城坐落在达尔马提亚海滨，当时在1991年初冬，它真的遭到了轰炸和炮火袭击吗？或者只是——够恶劣的——短暂遭到炮击？或者那些被炮击的对象位于厚厚的城墙之外，炮弹打偏了、跳弹了？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或者容忍（这也够恶劣的）？

最后，我甚至也到了这样的地步，我不禁要问，不仅问自己：这些跟那个“大塞尔维亚”的权力梦想真的有什么关系呢？即使塞尔维亚的当权者做着这样的美梦，可是他们恐怕也没有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轻而易举地让美梦成真吧？或者，难道也没有可能，在这里，一些传奇的沙粒，不计其数之中的几粒，就像在分崩离析的帝国里的一样，不仅是巴尔干地区的，还有四处散落的，在我们这些外国的暗室里被放大成一块块阻断的巨石？（就在前不久，《法兰克福汇报》开始按照时间顺序连载关于南斯拉夫四年内战的系列报道，副标题把国家解体的罪责归咎于塞尔维亚科学院那些匿名的备忘录撰写人：“前南斯拉夫的战争始于书房/科学家为这场大冲突提供了意识形态上的支撑。”）那么结果呢，与其说证明了那些吞没了传奇、绝对也没有在任何地方凝聚成一个统一的权力思想和政治的塞尔维亚的黄粱美梦，倒不如说一个“大克罗地亚”显现为某种无与伦比更真实的东西，或者更有效的东西，更坚决和更确定的东西，难道不是这样吗？与今天这些预先问罪的报道不同，关于这场战争的历史，难道不会有朝一日写成另外的样子吗？然而，由于这些问罪的存在，难道这段历史不是早就永远成为定论了吗？成为定论了？更确切地说不是一成不变了吗？就像1914年之后，还有1941年之后——在南斯拉夫邻国，尤其是奥地利和德国的意识中一成不变，死死地守住不变，于是等待着下一次爆发，等待着下一个1991年？谁会重写这段历史，哪怕只有细微的不同——它们当然有可能更有利于把这些民族从相互对立的僵死图像中解脱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