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南斯拉夫电影《地下》中的狂欢美学：

上即是下，天即是地，忠贞即邪佞，欢笑是痛哭

他用三枪打碎了自己的膝盖骨，此后终生都坐在轮椅上。Marko并非是没有道德观念的人，他知道自己所为的恶毒，却仍旧坦然地与邪恶为伍。当人陷入狂欢的时代，任何规则都不能将其束缚。这个游击队员、革命者、军火贩子、叛国贼——在祖父的地下室建造了一个世界。黑仔Petar成为了这个世界的领袖，而他成为这个世界的神明。

《地下》是我接触到库斯图里卡的第一部电影，从此库氏影片中的纵情狂欢便令我一见倾心。第一遍看《地下》，看故事曲折，看爱情友谊，看欺骗与被骗；第二遍看《地下》，看隐喻深沉，看革命信念，看战争与裂变；第三遍看《地下》，才发现地底与地面原是一体：地下世界只是真实世界的一个缩影。Marko对地底之人所作的种种：生存的被限制、自由的被剥夺、劳力的被压榨——我们这些生活在明朗阳光下的人，同样不能幸免。Marko成为了他那个世界中的神祇，他在他的地下，定义社会、法则，定义命运、信仰，定义了欢欣与苦难，甚至定义了时间。

《地下》是由前南斯拉夫著名导演埃米尔·库斯图里卡执导，拉扎尔·里斯托夫斯基、米基·马诺洛维克、米里亚娜·约科维奇与斯拉夫科·斯提马科主演的剧情电影，于1995年10月25日在法国上映。该片讲述了南斯拉夫从 1941 年纳粹占领时期至 1995 年内战结束的曲折历史。时至今日，南斯拉夫已经分裂十数载。在影片末尾裂解的小岛从大陆上漂走，而库斯图里卡已消失不再的祖国，也真的成为了那个“很久很久以前，童话故事里的国家”。

《地下》全片跨度逾半个世纪，片中人物从壮年到暮年、从稚子到亡魂的经历被渐次描绘，堪称一部真正的史诗电影。Marko和Petar是一对至交好友，也是共同在二战中奋起反抗纳粹德国的南斯拉夫革命党。而Natalija这位国家戏院的知名女伶，则是他们共同的爱人。在南斯拉夫沦陷时期，为了躲避盖世太保的肆意拘捕，Marko将包括Petar及其妻儿在内的众多游击队队员的家属安置在了自己爷爷家的地窖内。当地下室通往上方的窄门合起掩住了最后一缕阳光的那一刻，没有人能料想到这样的地下生活竟会持续整整二十年。一九四五，二战已经结束。那些Petar与他共同窃取的德军军火成为Marko功勋的起点。冷战时期，Marko被视作民族英雄，被视作铁托的左膀右臂。而还活着的Petar则成为了烈士，成为了铜铸的塑像，成为了纪实影片中被人缅怀的亡灵。一念之差下，Marko必须永远紧闭起地下室的窄门。他在新生南斯拉夫的光辉一时无两，而他的地下室中，却住满了战争时代的幽灵。

如果只看故事的脉络，《地下》会是一个绝望丛生的感伤故事。然而全片笼罩在巴尔干音乐的欢欣鼓舞之下，甚至看不到一丝阴霾的影子。小号的激昂，提琴的顿挫，鼓点的明快，铜管的悠扬——喧嚷的音乐打破了沦陷时期的沉郁与死寂，《地下》由一阵欢快的音乐伊始，将战火纷飞的乱世拉入了狂欢的盛宴。纵情饮酒，肆意放枪，艳红的玫瑰与成沓的钞票，靡靡的蓝调与充满情色意味的舞蹈。一切苦难被涂抹上狂欢节的色彩，库斯图里卡的影片中，从不缺乏对狂欢淋漓尽致的展现。

“狂欢化”这一文化美学及诗学命题，由前苏联著名思想家、文论家巴赫金提出。所谓狂欢化，是指一切狂欢节式的庆贺、仪式、形式在文学体裁中的转化与渗透。在民间狂欢节的过程中，每个人都是游离在体制之外的。这种游行不分贵贱，等级关系和官衔差别统统被暂时取消，摆脱了体制的束缚，人仿佛在新型的、纯粹的人际关系中得到了再生，实现了短暂的万事万物的平等。每个人都成为了理想状态下的自由人，成为摆脱了束缚的自由人。生、死与再生是狂欢节永恒的主题，死亡并非绝望与终点，它仅仅是轮回中的一节，孕育着无限的、新的复生的可能。正如巴赫金所说，“狂欢节最重要的价值在于：颠覆等级制，主张平等的对话精神，坚持开放性，强调未完成性、变易性、双重性，崇尚交替与变更的精神，摧毁一切与变更一切的精神，死亡与新生的精神。”

狂欢让世界抛却“必然”，世间诸般事由，本是偶然发生。战乱年代每个人都是无根浮萍，命运比平日更像是一位全知全能的神祇。它引得人选择队伍，引得人站定阵营，引得人皈依信仰，引得人上天或入地、求生或求死。在狂欢里没有善恶有偿，没有因果报应，这里的一切都是无序的。在《地下》中，没有因为战乱惊惶失措，没有因为信仰慷慨激昂，没有因为爱国而舍生忘死，也没有因为爱情而忠贞不二，一切张扬、错乱、热烈、疯癫，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接踵而至到达我们的眼前。革命是灼人的烈日，是纯度过高的酒，是难以让人停下舞步的吉普赛音乐。人们在此中生，在此中死；在此中生生死死，毁灭又重生。它成为这场旷日持久的狂欢最好的主题，像是一切混乱癫狂之下，诱人痴迷的毒药。人们真实地生活着。没有方向，胡乱选择，随意的行动，拼命的狂欢。那支始终跟随着Petar的铜管乐队，简直就像是命运的忠诚使者。《地下》用狂欢化的表现手法抽象出命运的侧影，而又将“地下”缩略为一面铜镜，映照出社会的本来模样。狂欢节总是全民性的狂欢，在狂欢中，没有观众，也不需要观众。全民进入异于寻常的情境，人人都是演员。生活本身成了表演，而表演则成了生活本身。透过狂欢，我们看清了世界的本质。而融入狂欢，我们拼凑起了世界的原貌。

当法西斯的轰炸机一茬接一茬地到来，大道上硝烟弥漫，街巷上断壁残垣。炮火炸毁了动物园，也炸开了人们心里克己自律的藩篱。当生存成为最大的问题，道德便退居其后。老虎漫步在碎砖瓦上，而大象卷走窗沿的皮鞋。兽性已经登堂入室，亟待撕毁过往的一切陈规戒律，在乱世中来一场鲜血淋漓的狂欢。

天地本是不仁，作为个体被抛入动荡时代洪流中的个人，实在是太过渺小。当下永远是难以判断的、是无法把握的，政治阴谋连着党派博弈，种族矛盾跟着民族分裂，乱局之后坠着乱局，而战争之后又接着战争。作为渺小的个体，我们往往连选择的权力也没有。地上之人与地下之人一般，无依无靠，随波逐流，稍有不慎便被浪潮没顶，永远沉寂进大时代的枯骨堆中。地下室中的人们像是在那二十年中陷入了一场没有止境的彻夜狂欢，他们被剥离出大时代的洪流，他们的时间静止了。在地下没有身份等级的差异，没有规则法条的限制。这里的孩子从出生就没有见过太阳，这里的人们不分贵贱，唯有男女老幼的天然差别。巴赫金指出“狂欢化消除了任何的封闭性，消除了相互间的轻蔑，把遥远的东西拉近，使分离的东西聚合。” 库斯图里卡正是利用“狂欢化”，把生活中原本难以察觉的实质汇聚在了这个小小的地下社会。在这里人们退回原始群居滥交，过着艰苦的生活而被迫长时间在流水线上组装枪支，他们失去了自由却自以为获得了安全的庇护，为了微薄的恩惠齐声高唱颂歌赞美铁托。然而，真的是“自以为”吗？地下只是地上的缩影，同样的苦难被不同的人一遍又一遍地重复。Marko嘴中充满了谎言，他的整个人生由美丽的谎话编织。但地面世界难道满溢着真诚与友善？那里同样遍布着矫饰和骗局，战争过后是高压的政治空气与弥漫全国的白色恐怖。在铁托的时代，政治犯被送到格列奥托克岛，他们在那里接受强制劳动。政治风向的突然转变让人无所适从，不见风使舵者，往往会撞得粉身碎骨。库斯图里卡生长在铁托时代，他的父亲却是一个难得的清醒者。“是他（铁托）教他们爱斯大林、爱俄国，也是他把他们送到那个集中营好让他们忘掉对斯大林的热爱。他很清楚这是改造思想的最好办法，这可是他从斯大林那里学来的。” 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的南斯拉夫，人们惯于感叹：“铁托是我们的宿命。”而在同时期的地底城市中，Marko成为了那些被困之人的宿命。他打着革命爱国的幌子，终身奴役着地下室中的人们。我们痛心于地底之人失去了自由，被监视、被欺骗，吃着狗粮罐头，踩着自行车发电，还以为受到了无与伦比的庇佑——殊不知当惯傀儡者安于充满束缚的生活，他们未必在这种束缚中不感到心安，甚至未必是不快乐的。地下与地上唯一不同的是，地下室中的人们有一个明确的信与恨的对象。他们的墙壁有朝一日还能被猩猩开着坦克打破；而地上的壁垒虚幻无形——不可触及之物，更加难以逾越。

当长达半个世纪的乱象浓缩于一部影片，多少泪水也不能将其讲述。于是我们唱起一支长歌，把它当作痛哭的旋律。但谁说痛哭不亦是一种欢歌，即如战争通向和平，毁灭招致重生，耶稣倒悬于沙场，而井底联结着天堂。

2019.1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