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9-08-15
江湖司马 • 鬼子来了:爱国贼比卖国贼更可怕
每次看完《鬼子来了》都心绪万千，整个如同被炮火轰炸一般，身心胀裂，欲罢不能，尤其是结尾处马大三头颅落下，满屏染红的震撼总让我不能平静心潮。可一直以来，我又不知该用怎样的文字将自己内心中这些汹涌复杂的能量宣泄出来，所以关于这部电影的观后感一直拖延。
姜文执导《鬼子来了》是在导演《阳光灿烂的日子》五年之后，可以说，姜文憋足了劲拍的这部片子。电影在立意之初便注定了其在国内影院夭折的命运。片子拍摄完成后，由于有损中国人的形象，全国禁止上映，如今我们能够看到这部电影的获奖情况名单中，戛纳的名头赫然在列，归功于当年姜文偷偷拿着片子，递送到戛纳。当电影局得知此消息，约谈三家制片公司，要求撤回，却已经来不及。《鬼子来了》在戛纳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两项大奖，一项提名，可谓是收获可观。
每个时代都需要真相
值得一提的是，《鬼子来了》在国内虽然被禁，却意外地在日本能够上映。当然，片中日本人的猥琐、暴戾以及怯懦必然引起许多日本人的反感。因此，上映前日本一些暴力集团发传真到发行公司，威胁无法保证片中日本演员的安全。
时至今日，中日战争题材的片子仍旧层出不穷，但《鬼子来了》是我看过最真实的一部。其实不仅仅是中国，日本也有二战时候的影视剧，当然各自立场不同，日本的此类影视剧也是经过意识形态扭曲的。《鬼子来了》能够在众多中日战争题材影视剧中脱颖而出，是因为它的角度相对中立，无论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看罢这部片子心底都有一种不可言表的难受，因为姜文把双方裤裆的遮羞布都撕开了。
由于国内大量艺术作品对那场战争标签化的描述，每每提及十五年的中日战争，印象里都是军民合作、游击战术等，这其中有日本人的凶残暴戾，也有勤劳聪明的中国老百姓的反制。于是，当我们在国际上要求日本人道歉，要求日本人反思时，那些顽固分子会强词夺理，拿着我们拍摄的这些影视剧告诉别人，那场战争里中国老百姓全民皆兵，因此不存在屠杀。当我们沾沾自喜拍摄这些“打鬼子”的影视剧时，殊不知却给了敌人狡辩的把柄。
每个时代都需要真相，这个时代更是如此。假如一个时代彼时就在歌功颂德、粉饰太平，那么当这个时代成为历史时，后代子孙又何谈真相？所幸，民国时期有鲁迅这些人挺身而出，激励彼时民众，警示后来子孙。而我们这个时代，庆幸有姜文这样的人，拍出了《鬼子来了》这样的片子，让我们彻底看清了自己。
关于电影中自大、伪善、天真、懦弱等国民性大家谈多了，本文不再作分析。我更愿意就电影论电影，从故事中中日两方的立场，来聊聊不同教育体系下的人性塑造。北岛说“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就这部电影而言，我认为“残暴是侵略者的通行证，爱国是图利者的墓志铭”。
二战时军国思想下的日本人
电影中出现了五个主要日本人，第一个是被俘虏的花屋小三郎，第二个是把守炮楼的野野村，第三个和第四个是两个抢鸡吃的士兵，第五个是酒冢。其中三个在电影中有重点的塑造，花屋小三郎是个怕死的家伙，野野村与挂甲台的小孩打成一片，而酒冢则是典型的日本军官形象。这些人虽然各有性格，却并非完全没有共同点，如果说要用这五个人来揭示日本人国民性的话，我更愿意将五个人划分为金字塔型，垂直来看。酒冢处于金字塔的最顶端，野野村处于金字塔中端，而花屋小三郎和两个抢鸡的士兵处于最底端。
酒冢是典型日式教育下的产物，无条件效忠天皇、杀身成仁的武士道精神以及视中国人生命如草芥。在他看到花屋小三郎回来时气急败坏，认为本已挂上英雄名头的花屋却遭到中国老百姓的俘虏，给日本人丢脸，大有除之而后快之意。但是在批评日本人这种自大性格的同时，也不能不承认日本人是个讲原则的民族。虽然酒冢答应送马大三粮食出于伪善，但我们也不能否认，日本人在中国大地上能够战斗十五年，这种骨子里的纪律性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花屋小三郎在刚被俘虏时，其实也有酒冢这种传统日本军人的影子，他一心求死，不愿做中国人的俘虏。可是，蝼蚁尚且偷生，在马大三折腾了他几番后，对生命逐渐产生了渴望之情。从花屋最开始意图对村民谩骂，到最后乞怜，可以看得出，军国思想的教育确实可以扭曲一个人的人性，提升到“引刀成一快”的精神高度，但是一旦真的面对死亡——而且如花屋这般两次以为自己要死，就会睥见生命的光辉，将那些曾经灌输的思想彻底抛开，回归到人性本质。因此，我将花屋放在日本国民性金字塔的底层，正是因为他骨子里的怯懦彻底被暴露了出来。
在花屋和酒冢这些人被日式教育洗脑，把中国人生命视如蚁蛭时，野野村尚且留存着一丝把中国人当人看的善意。他每次路过挂甲台，都会给孩子们发糖。当然，野野村这样的行为也是因为这种方式能让他感受到某种种族优越感。至于另外两个抢鸡的日本士兵，则是完全揭示了日本小人物性格中的卑劣面。在日本并非所有的军人都如酒冢那般，严肃残暴，也有些是懦弱的小人。他们因为拥有强大的身份背景变得自大狂妄，从欺负弱小里获得自身的优越性。可若是面对比自己强的人，则完全是一副怂样，点头哈腰，像条哈巴狗。
看来，人性是复杂的，无论是哪个地区、哪个民族都有各色的人物，只是各国体制教育的不同塑造出了每个国家的典型性格。日本的军国教育显然让日本士兵在二战中颇具优势。只是当日本民众在电影中不仅仅看到了战争时期日本军人的严肃残忍，而且还看到了日本小人物的猥琐、懦弱，不知他们作何感想。
民国时期中国老百姓的“爱国观”
无论是残忍的酒冢，还是怯懦的花屋，在最后他们要杀中国人时，都不曾手软。因此，日本人对纪律一直视若圭臬，他们可以跟中国老百姓搞大联欢，但是长官一道命令，无论他人性本质如何，都能变成魔头，说翻脸就翻脸。相比于日本人骨子里的无情，电影中的中国老百姓就显得天真。他们对人性的理解就像马大三说的那样，“我给你人，你给我粮食，我对得起你，你还能对不起我？人心不是肉长的？”人心虽然都是肉长的，但是以己度人，显然太过幼稚。以为自己是个好人，就觉着全天下都是好人，这种所谓的善良和淳朴让人感到可怜，不忍指责。
电影中不止是马大三表现出对日本人的善意，其他人也都如是。在“军民联欢”过程中，五舅姥爷对酒冢丝毫没有害怕，真的以为人家在和他联欢，酒兴高时，不仅自己唱，还放肆地让酒冢也来唱一曲。除此之外，八婶子、六旺也都不拿自己当外人，高兴的忘乎所以，和日军官打成一片。
由此可以认为，挂甲台或许自抗日战争以来并没有遭遇到战火，只有野野村队伍来过这里，但是野野村一直也不扰民。所以挂甲台的村民们并未见过日本人的凶残，认为日本人长着和他们一样淳朴的心。于是，这些老百姓在联欢中表现出了一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模样。
挂甲台的情况或许是当时许多中国农村的典型例子。他们久处偏僻之地，对外界发生的事情了解甚少，只知道发生了战争，却没认识到战争的凶残。中国历史上，朝代更迭频繁，对于在偏远地区生活的人来说，其实战争是一种无关于己、常态化的东西。尤其是二十世纪早期，从革命军推翻清政府，到军阀混战，再到抗日战争，战争年年有，只是抗战的特殊性在于外族侵略。
可对于民族大义这个概念，农村百姓的教育是薄弱的，或者就电影而言，挂甲台的百姓们几乎没有对“民族”“爱国”这些词汇深刻理解。这点也容易解释，中国历史上异族侵略数不胜数，从“五胡乱华”“五代十国”至“元朝”“清朝”，因为不断被异族统治，许多百姓对国家的概念已经淡薄。而且正是由于中国老百姓没有这种民族性自我限定的壁垒，方能促成各民族同汉族大融合。因此，在抗战时期，许多底层百姓的国家观、民族观近乎没有，长年的战争已经让他们不堪其扰，“两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是他们唯一的追求。
我们在电影中看到，当花屋提出“换粮食”一事时，挂甲台的老百姓决定了换，并且听到要给他们六车粮食后，喜出望外。这不能怪他们自私，而是因为他们从来没受过爱国教育。何况，晚清末年，军阀割据，战争不断，那些有权有势的中国人自己都对同胞杀戮掠夺，那个混乱的国家让这些安于一隅的老百姓怎么爱？让他们拿什么理由去爱？
爱国是某些图利者的幌子
于是乎，爱国成为了当时全国上下图谋私利的幌子。在电影中最具代表性的“爱国者”就是八婶子。在马大三借白面时，八婶子说，给日本鬼子吃白面是汉奸，可马大三说借一袋换八袋时，她立刻同意。之后，马大三因为没杀了花屋和翻译官，八婶子又骂他“和鬼子搭伙当汉奸”，可马大三后来提出用花屋和翻译换粮食时，八婶子再次同意。她口口声声说“宁可没命，我也不能当汉奸”，可在“军民联欢”时，这娘们高兴的还唱起了歌。从八婶子这个人物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民国时期的许多中国底层百姓是缺乏爱国性的，所谓的爱国只是他们口中图利的借口而已。姜文说“爱国贼比卖国贼更可怕”，正是这个道理。
不仅仅是中国百姓，上层官员也存在着这种现象。我们看到当马大三手刃敌人时，中国军官要处死他，并且自大地进行着爱国演讲，他说“何谓抗日？与日军浴血战场驱敌寇于国门之外者，象马大三砍杀手无寸铁，丧失反抗意志之日俘者，乃伪抗日之劣行。”可他不知道，挂甲台一众人当时也是手无寸铁，遭到日本军官的杀戮。最后他还让日本人杀了马大三，怕自己的士兵玷污了双手。但凡这位军官有一丝爱国情操、一点民族良心，就不会这么做。他口中的“爱国”只是借口，他说什么国际条约，不过是想显示自己思想层次高于这帮老百姓，让旁边的美国人瞧瞧自己如何具有国际观。相比于那些公然糟蹋老百姓的军阀，这种满口仁义道德的伪君子更为可怕。
根据《鬼子来了》这部电影，回过头去看民国时期的中日战争，如果说日本军国主义教育是可恶的，那么当时的中国根本没有爱国教育是可悲的。当缺乏这种民族大义的爱国教育时，挂甲台的悲剧会在任何时代上演，而无知的百姓们会如电影中那位唱戏人那般，看到悲剧发生时，完全是一种看客的心态，评一句“这是一个好故事”，然后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以史为鉴，爱国教育在任何年代都必不可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