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08-01-15
张三四 • 鬼子来了:《鬼子来了》：我们自私，我们善良，我们是人民
《鬼子来了》：我们自私，我们善良，我们是人民
这部电影讨论的人已经够多了，讨论得太多的电影，已经用不着作什么简介。它虽然没有公映，但绝大多数影迷都已经看过。也就是说，电影审查局被网络和盗版架空了。这真是个可悲的事实。
在看这部电影之前，最好先重温一下《铁道游击队》《平原游击队》《地道战》《地雷战》等等抗日老电影，《鬼子来了》的意义，大部分是在同这些影片的对照中产生中，所以某些专业“搞”电影的人说，丫姜文不过就是取了个巧。至于“取巧”二字是不是足以推翻整部影片，他们没有说。
《鬼子来了》的故事起因，是那个从来没有露面的“我”。在抗战老电影里，这个“我”总是和人民鱼水深情，在人民的保护和协助之下英勇顽强地抗击盘踞在村口的日本鬼子，成功地打退鬼子一次又一次扫荡。而《鬼子来了》中的“我”变成了一把顶在马大三额头上的驳壳枪。这个“我”留下两个麻袋，扔下一句话，说是大年三十晚上回来取，有空替他们“审审”。马大三打开麻袋，麻袋里竟是两个大活人，一个日军军曹，一个翻译官。挂甲屯的村头就是日军炮楼，炮楼里的日军天天吹吹打打进村出村，还亲切地摸孩子的头，给他们散糖果，一派“东亚共荣”的祥和气氛。在抗日老电影里，摸孩子头的，是地下抗日武工队那些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战士。这个“我”大年三十晚上没有出现（当然不会出现，电影里说要怎么样，结果就不会怎么样，这是常识），马大三面临一个大难题，如何处置这两个活人？
《鬼子来了》中的人民是自私、愚昧、分不清敌我的，它没有给“人民”留下丝毫面子。我这里的“人民”包括我自己，我丝毫不觉得它是一部过去的传奇就与我无关，我就可以高高在上地说：这就是中国人的国民性啊！对此，姜文自己解释说，如果抗日老电影对人民的描写是正确的，那么，日本军队就没有犯下屠杀平民百姓的战争罪行，因为他们其实是伪装成百姓的军人。如果我们要说日军屠杀了中国平民百姓，就必须承认，人民不是抗日老电影里那样的。
但是，《鬼子来了》在这条路上又走过了头，这恰恰是姜文过于自信，以一副解剖别人的姿态示人造成的错误。比如马大三和村民对“我”的争执，不是显得好笑，而是显得无聊。把别人看得太笨，证明的其实是自己也不怎么高明。人民固然不是抗日老电影里那样，但也不至于就是《鬼子来了》里那样，全部中国人，以马大三为代表的挂甲屯村民、城里的伪军队长、清朝刽子手、说书人、妓女、国民党军官和围观的人们，全都以漫画的面孔出现，最终目的都是说：中国人就是这操性。从这个角度说，《鬼子来了》对所谓国民性的认识，不见得比抗日老电影高多少。抗日游击队把日军拖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里，这个总是历史事实吧？八路军人数在抗战结束后增加了几倍，这个也是历史事实吧？如果中国人真是《鬼子来了》里这样的，这些人从哪里来？难道都是驳壳枪顶着额头参军的？总不能说你看到了黑暗面就是认识深刻是不是？
不过我们可以说，看到了黑暗面，在国家只提倡说光明的一面时胆敢跳起来说，这也需要勇气，姜文就有这样的勇气，其结果就是遭到禁映。姜文所说的其实是常识，那就是，我们人民，很自私，但也很善良。
对日本人的认识，反而是《鬼子来了》的一个亮点。我还记得在《地道战》里那个鬼子头目，面对八路的枪时满面惊慌，徒劳地举起军刀，被一脸正义的游击队队长“啪、啪”两枪崩了。看电影时我还小，鬼子头目的獐头鼠目和八路队长的一脸正义真是历历在目，而那两声枪响也回响到了今天。当时我就想，日本人这么脓包，怎么三下五除二，就拿下了中国半壁河山？后来看了《菊与刀》和《武士道》，才知道一些大概。日本人不可能那么轻易地死在敌人手上的。所以，我完全理解《鬼子来了》里日军俘虏“宁死不屈”的表现，也完全意姜文对日军小队长见到俘虏回来时的处理。根据武士道的逻辑，服从命令是他们的天职，他们怜悯一只蚂蚁，却毫不犹豫地砍下马大三的脑袋，这个做作的处理我也意见不大。
张献民在《看不见的影像之<鬼子来了>》里说：“姜文阐述的中日两个民族的差别和与暴力的不同关系，我个人深表怀疑，或更明确地说，根本不同意。我如果胆敢对汉民族以及汉民族与外人暴力接触有个看法，肯定不是《鬼子来了》中表达出来的那种；对于日本人，基于我个人具体真实的了解，也不赞同他的看法。”对于汉民族，我同意张老师。但对于日本人，张老师基于何种个人具体真实的了解而不赞同姜文的看法呢？有时间再问问他，不过我会提醒他，军人和普通人不同，战争状态和和平时代不同，过去和现在不同，个人和群体不同，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日本给我们带来的灾难。
这部电影讨论的人已经够多了，讨论得太多的电影，已经用不着作什么简介。它虽然没有公映，但绝大多数影迷都已经看过。也就是说，电影审查局被网络和盗版架空了。这真是个可悲的事实。
在看这部电影之前，最好先重温一下《铁道游击队》《平原游击队》《地道战》《地雷战》等等抗日老电影，《鬼子来了》的意义，大部分是在同这些影片的对照中产生中，所以某些专业“搞”电影的人说，丫姜文不过就是取了个巧。至于“取巧”二字是不是足以推翻整部影片，他们没有说。
《鬼子来了》的故事起因，是那个从来没有露面的“我”。在抗战老电影里，这个“我”总是和人民鱼水深情，在人民的保护和协助之下英勇顽强地抗击盘踞在村口的日本鬼子，成功地打退鬼子一次又一次扫荡。而《鬼子来了》中的“我”变成了一把顶在马大三额头上的驳壳枪。这个“我”留下两个麻袋，扔下一句话，说是大年三十晚上回来取，有空替他们“审审”。马大三打开麻袋，麻袋里竟是两个大活人，一个日军军曹，一个翻译官。挂甲屯的村头就是日军炮楼，炮楼里的日军天天吹吹打打进村出村，还亲切地摸孩子的头，给他们散糖果，一派“东亚共荣”的祥和气氛。在抗日老电影里，摸孩子头的，是地下抗日武工队那些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战士。这个“我”大年三十晚上没有出现（当然不会出现，电影里说要怎么样，结果就不会怎么样，这是常识），马大三面临一个大难题，如何处置这两个活人？
《鬼子来了》中的人民是自私、愚昧、分不清敌我的，它没有给“人民”留下丝毫面子。我这里的“人民”包括我自己，我丝毫不觉得它是一部过去的传奇就与我无关，我就可以高高在上地说：这就是中国人的国民性啊！对此，姜文自己解释说，如果抗日老电影对人民的描写是正确的，那么，日本军队就没有犯下屠杀平民百姓的战争罪行，因为他们其实是伪装成百姓的军人。如果我们要说日军屠杀了中国平民百姓，就必须承认，人民不是抗日老电影里那样的。
但是，《鬼子来了》在这条路上又走过了头，这恰恰是姜文过于自信，以一副解剖别人的姿态示人造成的错误。比如马大三和村民对“我”的争执，不是显得好笑，而是显得无聊。把别人看得太笨，证明的其实是自己也不怎么高明。人民固然不是抗日老电影里那样，但也不至于就是《鬼子来了》里那样，全部中国人，以马大三为代表的挂甲屯村民、城里的伪军队长、清朝刽子手、说书人、妓女、国民党军官和围观的人们，全都以漫画的面孔出现，最终目的都是说：中国人就是这操性。从这个角度说，《鬼子来了》对所谓国民性的认识，不见得比抗日老电影高多少。抗日游击队把日军拖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里，这个总是历史事实吧？八路军人数在抗战结束后增加了几倍，这个也是历史事实吧？如果中国人真是《鬼子来了》里这样的，这些人从哪里来？难道都是驳壳枪顶着额头参军的？总不能说你看到了黑暗面就是认识深刻是不是？
不过我们可以说，看到了黑暗面，在国家只提倡说光明的一面时胆敢跳起来说，这也需要勇气，姜文就有这样的勇气，其结果就是遭到禁映。姜文所说的其实是常识，那就是，我们人民，很自私，但也很善良。
对日本人的认识，反而是《鬼子来了》的一个亮点。我还记得在《地道战》里那个鬼子头目，面对八路的枪时满面惊慌，徒劳地举起军刀，被一脸正义的游击队队长“啪、啪”两枪崩了。看电影时我还小，鬼子头目的獐头鼠目和八路队长的一脸正义真是历历在目，而那两声枪响也回响到了今天。当时我就想，日本人这么脓包，怎么三下五除二，就拿下了中国半壁河山？后来看了《菊与刀》和《武士道》，才知道一些大概。日本人不可能那么轻易地死在敌人手上的。所以，我完全理解《鬼子来了》里日军俘虏“宁死不屈”的表现，也完全意姜文对日军小队长见到俘虏回来时的处理。根据武士道的逻辑，服从命令是他们的天职，他们怜悯一只蚂蚁，却毫不犹豫地砍下马大三的脑袋，这个做作的处理我也意见不大。
张献民在《看不见的影像之<鬼子来了>》里说：“姜文阐述的中日两个民族的差别和与暴力的不同关系，我个人深表怀疑，或更明确地说，根本不同意。我如果胆敢对汉民族以及汉民族与外人暴力接触有个看法，肯定不是《鬼子来了》中表达出来的那种；对于日本人，基于我个人具体真实的了解，也不赞同他的看法。”对于汉民族，我同意张老师。但对于日本人，张老师基于何种个人具体真实的了解而不赞同姜文的看法呢？有时间再问问他，不过我会提醒他，军人和普通人不同，战争状态和和平时代不同，过去和现在不同，个人和群体不同，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日本给我们带来的灾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