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09-11-25
eric_li • 鬼子来了:转载＜一无所有中的意淫与呐喊＞
看了＜鬼子来了＞，才能知道以前看过的所有抗日影片都是太虚伪，太弱智，太经不起推敲
同样反映战争中人性的国内影片，只有＜我的团长我的团＞，可异结局没有拍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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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看了一部在电影频道播出的叫《哑巴女人哑巴弹》的抗战电影，对于结尾：为了解救一名被日本鬼子抓走的哑巴女人（其实是一名逃跑的日本籍女子），大批愤怒的中国农民围聚在日本军人的炮楼外，还在柴火上架起了一枚炸弹（可惜，柴火点燃了，炸弹却没有响）。不过，最后手无寸铁的中国平民还是战胜了全副武装的日本军人，在被手榴弹（天知道是从哪里找来的）引爆下，炸弹终于怒吼了，敌人和炮楼一起灰飞烟灭。象其他抗战类的电影一样，革命的电影乐观主义替代了现实可能。一如既往，我哑然失笑，没有被其中的情节感动得涕泗交流，一塌糊涂。
关于抗战类的影片我印象中老片子有《地雷战》、《地道战》、《铁道游击队》、《平原游击队》、《小兵张嘎》、《鸡毛信》等，新的影片有张艺谋的《红高粱》、姜文的《鬼子来了》等，应该承认，我才疏学浅，头发长见识短。在我寥寥的记忆中，我要分析一下关于中国电影中的意淫的倾向。
历史告诉我们，在抗战时期，中国老百姓前仆后继英勇抗击外族侵略不外乎有两种方式：一是在党派的组织下，一种是自发的， 老片子《地雷战》、《地道战》等属于前种类型, 《红高粱》和《鬼子来了》则属于后者。
《地雷战》、《地道战》都是有历史原型的，相比来说，除了五六十年代电影所共有的人物情节的高大全外，我对其中的某些细节也表示不可理喻：历史上发生在山东胶东半岛的地雷战，解放后被艺术化的电影中，鬼子军官挖中了一位小孩埋设的“诡雷”——他或者别人的粪便,在影片的结尾，鬼子军官走投无路，还出现了幻觉，他面对一枚巨大的地雷，徒劳地举起手中的日本战刀（不知道这样主观的镜头导演是怎么了解的）。可以说，这种处理方式无非是想说明敌人的笨拙和脆弱，期望达到一种革命的“无厘头”效果。这样的设置，在《地道战》（鬼子找不到地道口，对地道中的平民无可奈何）、《平原游击队》（平安无事的欺骗）、《小兵张嘎》（缴获胖翻译官的枪）、《鸡毛信》（蠢笨的鬼子发现不了鸡毛信）、《铁道游击队》（列车中和鬼子喝酒，并用琵琶砸脑壳）也比比皆是，这些影片中的日本军人真是蠢笨如牛，和生活中传说的鬼子的狡猾相差甚远。战争在中国此类影片中温情脉脉，并没有国外《拯救大兵瑞恩》的冷峻残酷，也没有象《风语者》那样体现日本鬼子疯狂狡诈。
如果说那时的导演还无法摆脱历史电影模式的局限，极力表现革命的乐观大无畏精神的话，那么，现代的电影导演张艺谋如此处理则有些意淫的味道。
电影《红高粱》情节取自有中国马尔克斯之称的山东籍作家莫言小说《红高粱家族》，小说中的魔幻现实主义，张艺谋又是怎样在电影中演绎的呢？导演张艺谋企图在电影中表现所谓的“酒神文化”，那摇曳高梁地中的身体张扬，酒缸中的哭闹，与胡子的争战（我要是那持枪的强盗，肯定一枪崩了那丫傻逼）。片子的结尾，大片的红色掩映了屏幕，一群自发保家卫国的山东农民，在土枪土炮无法抵挡鬼子的进攻时，只有抱着点燃的酒坛子扑向敌人的汽车（高粱地中还埋着几缸红高粱酒，酒被点燃，爆炸了）——不知道这样的电影情节在现实中能否成立。如果不成立，这样的电影我们就怀疑有意淫的成分在其中——某些家伙在幻觉中把手指探向自己身体的隐秘之处，弄出些许散乱的自娱自乐的呻吟声。难道被欺虐的中国人只有这样才能才能回味自己的胜利，证明自己的力量？也许，这种力量就是崔健所唱的《无能的力量》。
相比来说，同样表现农民（操着唐山话的农民）自发保家卫国的电影《鬼子来了》则更接近历史的真实。姜文执导的这部影片由于某种原因一直在国内禁映，所谓的某种原因无非是没有表现中国人的伟大，反而是指出了那个时代一部分中国人的懦弱（开头的抄手的村民向鬼子兵点头哈腰）、自私或者不团结（对鬼子兵和翻译的处理争论、善良或者是轻信（一厢情愿地认为鬼子能报恩）、自以为是（清代刽子手的砍头功夫）等等。
一个正在寻求个人幸福的男人的生活被意外打乱了，不知道是共产党、国民党还是不明武装深夜送来的不速之客——被捕获的一名鬼子兵和一名翻译让他和同居的女人手足无措，无奈之下，他寻求村人的帮助……在影片灯光的处理上，姜文还一反常态，反五六十年代的手法（坏人面部的底光运用，可以表现其狰狞的面目），给围聚在一起审问鬼子兵和翻译的村民面部也使用了底光，灯影幢幢，摇曳的灯火下隐匿了若干灾祸的前兆。
鬼子先是假意答应了村民的要求：用鬼子兵换取粮食，并和村民联欢（呵呵，只能用这个词汇）。在意乱神迷丧失警惕的深夜，失信的鬼子（还有那名被村民喂养饺子的被俘鬼子兵）丧心病狂，突如其来的屠杀开始了……
只有那个曾经寻求个人幸福的男人逃脱了屠村的厄运，姜文在处理中并没有象张艺谋那样，当时就冲冠一怒，而是等待时机，在日本投降后，他乔装进入鬼子的营房，大雨中，用斧头砍杀被解除武装的日本军人……
最后那个曾经寻求个人幸福的男人被五花大绑，那个他曾经隐藏并照顾其生活起居的鬼子兵砍下了男人高昂的头颅，头颅在跌落的过程中，鲜血垂下他的眼帘，影片的色彩由黑白变为主观的彩色，男人眨动了数下眼睛，一场真实的悲剧的抗争就这样结束了。
我所见过的揭示人性复杂、矛盾最为犀利的是南京作家周梅森，国内评论家唐达成称赞他早期的《国殇》、《大捷》等历史小说“大有茅盾写《子夜》的气魄”。相比之下，五六十年代电影在人物的处理上过于单一：有组织抗争的中国人聪明英勇，而鬼子则很笨，如果历史真是这样，那么，日本人根本不能侵略中国并占领我大片的大好河山。
众所周知，日本的投降是反法西斯力量集体的结晶，但最为重要的还是美国人在广岛、长崎投下了两枚原子弹和苏联红军消灭了日本关东军主力。中国战场上。在日本投降前，国共双方并没有给予其致命的打击，（在后方和正面战场牵制了日本大量军事力量）。这也就是，为什么日本人直到现在不敢对美国（军人强奸日本妇女）和俄罗斯（依旧占领其北方四岛）说不，而对中国一直不道歉的原因，因为我们没有在当时彻底打得它哭爹喊娘、死去活来，虽然我们取得了诸如平型关大捷等局部的抗战胜利。应当记得，我们的战略军事总攻是针对投降后的日军的，如电影《铁道游击队》的最后。
意淫是什么，意淫是没有性能力或者可能，却针对某个性对象异想天开摇头晃脑的幻觉（阿Q对吴妈，《阳光灿烂的日子》马小军对米兰的青春憧憬）。承认曾经的耻辱（无性可能或者性无能）并不难为情，可耻的是我们不敢去回眸正视曾经的耻辱，难道，那样我们就有了无上的能力？！
其实，我们曾经一无所有，一丝不挂，曾经被凌辱，但是，承认耻辱是为了不再耻辱，而意淫却只能适得其反。
同样反映战争中人性的国内影片，只有＜我的团长我的团＞，可异结局没有拍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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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看了一部在电影频道播出的叫《哑巴女人哑巴弹》的抗战电影，对于结尾：为了解救一名被日本鬼子抓走的哑巴女人（其实是一名逃跑的日本籍女子），大批愤怒的中国农民围聚在日本军人的炮楼外，还在柴火上架起了一枚炸弹（可惜，柴火点燃了，炸弹却没有响）。不过，最后手无寸铁的中国平民还是战胜了全副武装的日本军人，在被手榴弹（天知道是从哪里找来的）引爆下，炸弹终于怒吼了，敌人和炮楼一起灰飞烟灭。象其他抗战类的电影一样，革命的电影乐观主义替代了现实可能。一如既往，我哑然失笑，没有被其中的情节感动得涕泗交流，一塌糊涂。
关于抗战类的影片我印象中老片子有《地雷战》、《地道战》、《铁道游击队》、《平原游击队》、《小兵张嘎》、《鸡毛信》等，新的影片有张艺谋的《红高粱》、姜文的《鬼子来了》等，应该承认，我才疏学浅，头发长见识短。在我寥寥的记忆中，我要分析一下关于中国电影中的意淫的倾向。
历史告诉我们，在抗战时期，中国老百姓前仆后继英勇抗击外族侵略不外乎有两种方式：一是在党派的组织下，一种是自发的， 老片子《地雷战》、《地道战》等属于前种类型, 《红高粱》和《鬼子来了》则属于后者。
《地雷战》、《地道战》都是有历史原型的，相比来说，除了五六十年代电影所共有的人物情节的高大全外，我对其中的某些细节也表示不可理喻：历史上发生在山东胶东半岛的地雷战，解放后被艺术化的电影中，鬼子军官挖中了一位小孩埋设的“诡雷”——他或者别人的粪便,在影片的结尾，鬼子军官走投无路，还出现了幻觉，他面对一枚巨大的地雷，徒劳地举起手中的日本战刀（不知道这样主观的镜头导演是怎么了解的）。可以说，这种处理方式无非是想说明敌人的笨拙和脆弱，期望达到一种革命的“无厘头”效果。这样的设置，在《地道战》（鬼子找不到地道口，对地道中的平民无可奈何）、《平原游击队》（平安无事的欺骗）、《小兵张嘎》（缴获胖翻译官的枪）、《鸡毛信》（蠢笨的鬼子发现不了鸡毛信）、《铁道游击队》（列车中和鬼子喝酒，并用琵琶砸脑壳）也比比皆是，这些影片中的日本军人真是蠢笨如牛，和生活中传说的鬼子的狡猾相差甚远。战争在中国此类影片中温情脉脉，并没有国外《拯救大兵瑞恩》的冷峻残酷，也没有象《风语者》那样体现日本鬼子疯狂狡诈。
如果说那时的导演还无法摆脱历史电影模式的局限，极力表现革命的乐观大无畏精神的话，那么，现代的电影导演张艺谋如此处理则有些意淫的味道。
电影《红高粱》情节取自有中国马尔克斯之称的山东籍作家莫言小说《红高粱家族》，小说中的魔幻现实主义，张艺谋又是怎样在电影中演绎的呢？导演张艺谋企图在电影中表现所谓的“酒神文化”，那摇曳高梁地中的身体张扬，酒缸中的哭闹，与胡子的争战（我要是那持枪的强盗，肯定一枪崩了那丫傻逼）。片子的结尾，大片的红色掩映了屏幕，一群自发保家卫国的山东农民，在土枪土炮无法抵挡鬼子的进攻时，只有抱着点燃的酒坛子扑向敌人的汽车（高粱地中还埋着几缸红高粱酒，酒被点燃，爆炸了）——不知道这样的电影情节在现实中能否成立。如果不成立，这样的电影我们就怀疑有意淫的成分在其中——某些家伙在幻觉中把手指探向自己身体的隐秘之处，弄出些许散乱的自娱自乐的呻吟声。难道被欺虐的中国人只有这样才能才能回味自己的胜利，证明自己的力量？也许，这种力量就是崔健所唱的《无能的力量》。
相比来说，同样表现农民（操着唐山话的农民）自发保家卫国的电影《鬼子来了》则更接近历史的真实。姜文执导的这部影片由于某种原因一直在国内禁映，所谓的某种原因无非是没有表现中国人的伟大，反而是指出了那个时代一部分中国人的懦弱（开头的抄手的村民向鬼子兵点头哈腰）、自私或者不团结（对鬼子兵和翻译的处理争论、善良或者是轻信（一厢情愿地认为鬼子能报恩）、自以为是（清代刽子手的砍头功夫）等等。
一个正在寻求个人幸福的男人的生活被意外打乱了，不知道是共产党、国民党还是不明武装深夜送来的不速之客——被捕获的一名鬼子兵和一名翻译让他和同居的女人手足无措，无奈之下，他寻求村人的帮助……在影片灯光的处理上，姜文还一反常态，反五六十年代的手法（坏人面部的底光运用，可以表现其狰狞的面目），给围聚在一起审问鬼子兵和翻译的村民面部也使用了底光，灯影幢幢，摇曳的灯火下隐匿了若干灾祸的前兆。
鬼子先是假意答应了村民的要求：用鬼子兵换取粮食，并和村民联欢（呵呵，只能用这个词汇）。在意乱神迷丧失警惕的深夜，失信的鬼子（还有那名被村民喂养饺子的被俘鬼子兵）丧心病狂，突如其来的屠杀开始了……
只有那个曾经寻求个人幸福的男人逃脱了屠村的厄运，姜文在处理中并没有象张艺谋那样，当时就冲冠一怒，而是等待时机，在日本投降后，他乔装进入鬼子的营房，大雨中，用斧头砍杀被解除武装的日本军人……
最后那个曾经寻求个人幸福的男人被五花大绑，那个他曾经隐藏并照顾其生活起居的鬼子兵砍下了男人高昂的头颅，头颅在跌落的过程中，鲜血垂下他的眼帘，影片的色彩由黑白变为主观的彩色，男人眨动了数下眼睛，一场真实的悲剧的抗争就这样结束了。
我所见过的揭示人性复杂、矛盾最为犀利的是南京作家周梅森，国内评论家唐达成称赞他早期的《国殇》、《大捷》等历史小说“大有茅盾写《子夜》的气魄”。相比之下，五六十年代电影在人物的处理上过于单一：有组织抗争的中国人聪明英勇，而鬼子则很笨，如果历史真是这样，那么，日本人根本不能侵略中国并占领我大片的大好河山。
众所周知，日本的投降是反法西斯力量集体的结晶，但最为重要的还是美国人在广岛、长崎投下了两枚原子弹和苏联红军消灭了日本关东军主力。中国战场上。在日本投降前，国共双方并没有给予其致命的打击，（在后方和正面战场牵制了日本大量军事力量）。这也就是，为什么日本人直到现在不敢对美国（军人强奸日本妇女）和俄罗斯（依旧占领其北方四岛）说不，而对中国一直不道歉的原因，因为我们没有在当时彻底打得它哭爹喊娘、死去活来，虽然我们取得了诸如平型关大捷等局部的抗战胜利。应当记得，我们的战略军事总攻是针对投降后的日军的，如电影《铁道游击队》的最后。
意淫是什么，意淫是没有性能力或者可能，却针对某个性对象异想天开摇头晃脑的幻觉（阿Q对吴妈，《阳光灿烂的日子》马小军对米兰的青春憧憬）。承认曾经的耻辱（无性可能或者性无能）并不难为情，可耻的是我们不敢去回眸正视曾经的耻辱，难道，那样我们就有了无上的能力？！
其实，我们曾经一无所有，一丝不挂，曾经被凌辱，但是，承认耻辱是为了不再耻辱，而意淫却只能适得其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