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1-05-22
畸小山 • 下女:人人都爱我要死
韩国导演金绮泳的《下女》是属于那些在当年遭忽视，却由后辈电影人重新挖掘出来，最终赢得广泛赞誉的电影。新千年后它又被马丁•西科塞斯再次发现，损耗严重的拷贝得到了世界电影基金会的重新修复，在2008年的戛纳电影节上亮相首映。而也就是在去年，由擅长情色片的导演林常树执导的新版《下女》在韩国上映，主演是拿过戛纳影后的全度妍。结果糟糕透顶，除了现实主义的冷峻开头和结尾诡异失魂的家庭聚会，即便中间充斥了再多美丽空洞的肉体，也掩饰不了影片的乏味陈腐。
林常树把金绮泳的《下女》里虚弱易碎的中产家庭改成了奢华残酷的上流社会，来自社会底层的下女（即女佣）完全成为一个傻傻的被引诱的受害者形象，使得人物关系之间的相互倾轧以及对抗的悬念都不复存在，而这恰恰也是金绮泳版的《下女》最为精彩的部分。老版影片在对社会现实保持批判的同时，用一个巧妙的结构暴露了中产阶级男人扭曲压抑的性幻想，而新版里空洞华丽的庄园则隔绝了一切外部世界的影响，既远离现实又无关内心。于是新版《下女》只能成为一部夹杂着陈词滥调的控诉与情色噱头的平庸电影，就连最后的“复仇”也是隔靴搔痒。
金绮泳的《下女》显而易见是一部典型的中产阶级惊悚剧。它讲述的是一个中产阶级男人同打入家庭内部的下女发生关系，最终导致整个中产家庭崩溃毁灭的道德故事。其中那位中产阶级文艺男人（钢琴教师）的形象显得被动懦弱，他的性被社会道德深深压抑，在出轨与冲突中，总是半推半就、犹犹豫豫，因为道德的错误能够轻易毁掉这个中产家庭辛苦建立的全部生活。中产阶级既不像底层人本就一无所有，也非上流阶层拥有雄厚的资本承受错误。看似稳固的大房子所代表的中产阶级的富足幸福，随时都可能会遭受外来力量的威胁——外部的社会动荡或是一个女人的性诱惑。而影片拍摄的1960年，当时的韩国社会正处在动荡期。于是这个故事又有了点隐射政治时局的味道。
在坦白出轨过错时，钢琴师转而指责妻子的物质追求，似乎舒适的大房子反而成为给外来入侵者以可趁之机的症结。男人的理由看似滑稽和不负责任，却又是挑明了中产阶级所谓稳固的两面性：它一方面是生活物质的稳固，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拥有一定的生活物质而必须保持稳固的不安心理。拥有越多越怕失去，越怕失去越要拥有。我们常常说一个稳定的社会应该呈现菱形结构，由富人和穷人分别占据社会的顶端和底端，一个占有大多数的中产阶级无疑是社会稳定的基石。他们是社会矛盾的缓冲区，在冲突和动荡中，首当其冲地承受更多伤害。但是如果中产阶级没能占据社会的大多数地位，外部险象环生、内部危机四伏，那么中产阶级显然又是虚弱易碎的群体。面临下女对家庭根基不断地蚕食控制，他们只能在保全家庭（哪怕只是一种美好的假象）的前提下一再地选择退让妥协。
妻子作为中产家庭的女性形象，置身冲突中心，始终站在男人前面，看似强势。得知下女怀孕，她首先想到的是不能让孩子生下来，不然家庭势必会瓦解崩溃。可是在面对下女害死儿子的事情上，男人激动地要鱼死网破，妻子却要维持家庭出言阻止。后来下女强迫她的丈夫去楼上陪睡，她不仅同意还劝行，并重新开始缝纫工作，说是为了将来的生活得更加努力。我们可以看到妻子这个角色是悲剧性的，但同时也是黑色的、可笑的。作为传统妇女的代表（始终身着韩国的传统服饰），似乎她唯一被贯彻的思维逻辑就只是“家庭至上”，哪怕这个家庭已经破碎到如此田地，束手无策也要努力维持美好的假象。这是金绮泳对中产阶级辛辣的嘲讽。
关注下女的形象，我们能看到与中产阶级截然不同的简单强烈的原始欲望。这个来自底层的女孩从一开始就带有一种世俗的野性，不管外表还是行为，毫不讨人喜欢，与她的竞争者相比，也明显缺乏性魅力。但她就赢在欲求的明确直接。金绮泳几乎把她处理成了一个毁灭者的形象，她所追求的仅仅是简单的得到，从没想过要维持任何的稳定持久。
金绮泳的《下女》拥有一个希区柯克式的开场，令人印象极其深刻。中产夫妇对于女佣问题的不同看法，为电影情节的走向埋下悬念。随后在紧张吊诡的音乐氛围下，镜头对准了两个孩子快速变换的翻花绳游戏，预示对抗是整部电影的主调。金绮泳显然受到了美国黑色电影的影响，从下女身上也能看到在黑色电影里常见的蛇蝎美人的元素。不过有趣的是，相较于下女的邋遢狂野，那个穿着打扮皆是西方时髦的女工学生更符合典型的蛇蝎美人形象。她怂恿同伴表白，结果同伴受辱离去，最终病死故乡；她私下赞助下女金钱，促成了下女的入侵；同伴的葬礼后，对男人表白失败，便意欲陷害。但是这位来自文明社会的西方蛇蝎，在竞争中却落败给了野性直接的下女。这或许是男人的性压抑与性幻想双重作祟、互相扭曲下的妥协产物，俨然弗洛伊德关于“梦的机制”的理论实现。又或许只是由于缺乏文明修饰的原始欲望更为猛烈些罢了。
影片结尾又回到开始的场景里，似乎一切都未发生，男人直接面向镜头提出道德警示。犹如黄粱一梦的结构，可以将它看作是中产阶级男人隐秘的发泄性幻想的一出梦境。片中所有的女人对他都是爱得要死要活，但是迫于梦的审查机制（社会道德的严峻压抑以及对自我毁灭的恐惧），结果使得本来是美梦的情境全部化为了噩梦。于是那些表现主义的环境反应（暴雨闪电被击中的树木），以及轰轰烈烈的死亡反省、过于舞台化的情绪宣泄都得以渗透出一种经过精心夸饰的黑色幽默感。
金绮泳在韩国60年代就制作出了一部具有希区柯克风格的家庭伦理剧，在其中既能看到美国黑色电影的影响，又在严肃惊悚的氛围下酝酿黑色幽默，它复杂的技巧形式和丰富的内容延展，以及对于根植中产阶级内心不安的揭露都令人惊叹不已。（杂志用稿，请勿转载）
林常树把金绮泳的《下女》里虚弱易碎的中产家庭改成了奢华残酷的上流社会，来自社会底层的下女（即女佣）完全成为一个傻傻的被引诱的受害者形象，使得人物关系之间的相互倾轧以及对抗的悬念都不复存在，而这恰恰也是金绮泳版的《下女》最为精彩的部分。老版影片在对社会现实保持批判的同时，用一个巧妙的结构暴露了中产阶级男人扭曲压抑的性幻想，而新版里空洞华丽的庄园则隔绝了一切外部世界的影响，既远离现实又无关内心。于是新版《下女》只能成为一部夹杂着陈词滥调的控诉与情色噱头的平庸电影，就连最后的“复仇”也是隔靴搔痒。
金绮泳的《下女》显而易见是一部典型的中产阶级惊悚剧。它讲述的是一个中产阶级男人同打入家庭内部的下女发生关系，最终导致整个中产家庭崩溃毁灭的道德故事。其中那位中产阶级文艺男人（钢琴教师）的形象显得被动懦弱，他的性被社会道德深深压抑，在出轨与冲突中，总是半推半就、犹犹豫豫，因为道德的错误能够轻易毁掉这个中产家庭辛苦建立的全部生活。中产阶级既不像底层人本就一无所有，也非上流阶层拥有雄厚的资本承受错误。看似稳固的大房子所代表的中产阶级的富足幸福，随时都可能会遭受外来力量的威胁——外部的社会动荡或是一个女人的性诱惑。而影片拍摄的1960年，当时的韩国社会正处在动荡期。于是这个故事又有了点隐射政治时局的味道。
在坦白出轨过错时，钢琴师转而指责妻子的物质追求，似乎舒适的大房子反而成为给外来入侵者以可趁之机的症结。男人的理由看似滑稽和不负责任，却又是挑明了中产阶级所谓稳固的两面性：它一方面是生活物质的稳固，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拥有一定的生活物质而必须保持稳固的不安心理。拥有越多越怕失去，越怕失去越要拥有。我们常常说一个稳定的社会应该呈现菱形结构，由富人和穷人分别占据社会的顶端和底端，一个占有大多数的中产阶级无疑是社会稳定的基石。他们是社会矛盾的缓冲区，在冲突和动荡中，首当其冲地承受更多伤害。但是如果中产阶级没能占据社会的大多数地位，外部险象环生、内部危机四伏，那么中产阶级显然又是虚弱易碎的群体。面临下女对家庭根基不断地蚕食控制，他们只能在保全家庭（哪怕只是一种美好的假象）的前提下一再地选择退让妥协。
妻子作为中产家庭的女性形象，置身冲突中心，始终站在男人前面，看似强势。得知下女怀孕，她首先想到的是不能让孩子生下来，不然家庭势必会瓦解崩溃。可是在面对下女害死儿子的事情上，男人激动地要鱼死网破，妻子却要维持家庭出言阻止。后来下女强迫她的丈夫去楼上陪睡，她不仅同意还劝行，并重新开始缝纫工作，说是为了将来的生活得更加努力。我们可以看到妻子这个角色是悲剧性的，但同时也是黑色的、可笑的。作为传统妇女的代表（始终身着韩国的传统服饰），似乎她唯一被贯彻的思维逻辑就只是“家庭至上”，哪怕这个家庭已经破碎到如此田地，束手无策也要努力维持美好的假象。这是金绮泳对中产阶级辛辣的嘲讽。
关注下女的形象，我们能看到与中产阶级截然不同的简单强烈的原始欲望。这个来自底层的女孩从一开始就带有一种世俗的野性，不管外表还是行为，毫不讨人喜欢，与她的竞争者相比，也明显缺乏性魅力。但她就赢在欲求的明确直接。金绮泳几乎把她处理成了一个毁灭者的形象，她所追求的仅仅是简单的得到，从没想过要维持任何的稳定持久。
金绮泳的《下女》拥有一个希区柯克式的开场，令人印象极其深刻。中产夫妇对于女佣问题的不同看法，为电影情节的走向埋下悬念。随后在紧张吊诡的音乐氛围下，镜头对准了两个孩子快速变换的翻花绳游戏，预示对抗是整部电影的主调。金绮泳显然受到了美国黑色电影的影响，从下女身上也能看到在黑色电影里常见的蛇蝎美人的元素。不过有趣的是，相较于下女的邋遢狂野，那个穿着打扮皆是西方时髦的女工学生更符合典型的蛇蝎美人形象。她怂恿同伴表白，结果同伴受辱离去，最终病死故乡；她私下赞助下女金钱，促成了下女的入侵；同伴的葬礼后，对男人表白失败，便意欲陷害。但是这位来自文明社会的西方蛇蝎，在竞争中却落败给了野性直接的下女。这或许是男人的性压抑与性幻想双重作祟、互相扭曲下的妥协产物，俨然弗洛伊德关于“梦的机制”的理论实现。又或许只是由于缺乏文明修饰的原始欲望更为猛烈些罢了。
影片结尾又回到开始的场景里，似乎一切都未发生，男人直接面向镜头提出道德警示。犹如黄粱一梦的结构，可以将它看作是中产阶级男人隐秘的发泄性幻想的一出梦境。片中所有的女人对他都是爱得要死要活，但是迫于梦的审查机制（社会道德的严峻压抑以及对自我毁灭的恐惧），结果使得本来是美梦的情境全部化为了噩梦。于是那些表现主义的环境反应（暴雨闪电被击中的树木），以及轰轰烈烈的死亡反省、过于舞台化的情绪宣泄都得以渗透出一种经过精心夸饰的黑色幽默感。
金绮泳在韩国60年代就制作出了一部具有希区柯克风格的家庭伦理剧，在其中既能看到美国黑色电影的影响，又在严肃惊悚的氛围下酝酿黑色幽默，它复杂的技巧形式和丰富的内容延展，以及对于根植中产阶级内心不安的揭露都令人惊叹不已。（杂志用稿，请勿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