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2-02-18

Инна • 一次别离:有个电话可以打

之前对于伊朗电影接触还仅限于初中时期看的《小鞋子》，当时伊朗一词还不如现在这般敏感。若有些地方此生都无法到达，那么来自这些地方的电影便是我们最好的了解它们的渠道。实话说，要不是这么一部现实的电影，我竟无知地以为那国人民生活的是有多水生火热，以为到处都是炸飞炸烂的汽车残骸或者是弹坑。其实在政客们营造的紧张局势下，他们也和我们的日子一样平淡：一样上班上学，一样看病，一样发生纠纷，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可以承担起两辆车和一个护工，也一样承受着意外和麻烦。正如这部电影总的表现方式，对于敏感的部分只是点到为止（不然也通过不了审查），但即便如此留给我们思考和比较的地方也实在多：诚信和谎言、道德和法律、宗教和信仰……
曾几何时，张艺谋也是在所谓的严格的审查制度下拍出震动人心、以小见大的现实主义的影片（《秋菊打官司》、《一个都不能少》等），而不是如今，砸钱请绝对国际化的制作班底，一味追求视觉效果。正如老谋子自己也意识到的，自从奥运会后，他的每部作品都拍得和奥运会开幕式一样炫目，但都没有好故事。
故事的开始是由男女主人公要离婚开始，离婚的原因是西敏要带着孩子出国，接受更好的教育和开始更好的人生，而纳德要照顾患痴呆症的父亲所以不愿离开，西敏就此搬离了家。为了不影响自己的工作，纳德不得不请护工。如果说纳德一家代表的是伊朗中层的生活水平，那么护工一家则来自底层。护工为了防止患痴呆症的父亲四处乱走将其绑在了床上，反锁门后，外出给自己看病。提早回家的纳德见到这一幕后将护工赶出家门，而护工被推到在楼梯上，流产了。纳德因此以谋杀罪被告上了法庭。
在法官面前，两家人上演了一场“罗生门”，各执一词。随着故事的推进，我们可以发现：每一个人都撒了谎。纳德谎称自己不知道护工已经怀孕，而其实他的确听到了护工和家庭老师的对话。西敏也并未真的打算离开这个家庭。护工其实清楚知道自己的流产原因并不是纳德的那一推，而是之前为了追纳德父亲被汽车撞的。她希望和解赔钱，可以帮助她丈夫还债。最后，连一直扮演局外人角色的特眉也在法官面前违背道义撒谎了，她为的是可以帮助爸爸脱罪。
如果把整个故事放在一个没有信仰的国家，那只是一件在普通不过的事情了。试问谁没有为了自身的一点利益，去撒个小谎呢。再说，这起意外的赔偿，对于纳德这样的家庭来说，只是卖掉其中一辆车的代价，而对于护工一家来说，却可以还清所有债款，从此正常生活的质的变化。但是对于一个有信仰的人来说，约束力好似是无形中有一个人一直在盯紧你的一举一动。好比护工第一次要给痴呆症老人洗澡时，她十分神秘地拿出电话簿，打给了某人，询问在这样紧急的情况下是否可以不得以做出为男士洗澡这样的行为。经对方允许后，她才走进厕所。而当纳德向她提出对着古兰经发誓，一个谎言，时，她清楚这显然比“为男士洗澡”严重几千几万倍，都不需要询问，她就知道是不被允许的，而且看她的表情，这局面挑战了她的极限，令她崩溃。
信仰，其实就是行为处事的标准。而没有信仰，就是没有标准，没有极限，不会崩溃。没有信仰的时候，有时候标准就是自己的良心。我们会说，这样做，良心上会过不去的，会内疚。说白了，是自己没有放过自己，你是找到一个号码，打给了自己，问自己我可不可以这样子。我们有时也会说，他这样子是会有报应的。此时，我们也是假设了那个无形中的人，假设他观察着这里人们的一举一动，他帮我们判断什么是可以，什么是不可以。而如果一个地方是没有是非标准，那里的人是埋没良心的，那在那里有什么事情是不可以做，是不被允许的，那里没有“电话”可以拨打。
我只是希望，我生活的地方，可以有“电话”可以拨打。
最后纳德虽然在谋杀案上算是免去牢狱之灾，但是那本可以重聚的家庭，经过这样一场折腾后，真的在彼此间树立起了一道“玻璃墙”。据说演特眉的是导演的女儿，小姑娘的演技真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