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3-08-16
雪 • 宵禁:真实与人生
看得时候完全没想那么多，只是当作一部治愈系的电影。
豆瓣上的影评却激发了大家“学术”探讨的兴趣。
有人从表面又挖出了许多新的东西（http://i.mtime.com/gosleeeeep/blog/7566994/），比如类似于《穆赫兰道》的男主虚构。其中解释却有道理：两人去保龄球馆，球馆的毒品暗示，墙上写的“女孩活着”、“人生悖谬”的海报，以及sophia册子想要说明的“死而复生”……
不得不承认，这些影评分析者的眼光确实独到深入，他们看到了电影的各处细节，以及表面下的东西。
电影不同于生活的地方在于：我们可以忽略后者的细节，而前者却是人的精心策划，那些细节——排除马虎的错误——乃是有意的设计。
令人不得不联想柏拉图的对话，或者更贴近一点，想到了《春秋》。
于是有另一种声音出来为电影正名（http://movie.douban.com/review/5802255/），这一说法乃是传承了导演的“圣谕”：导演自己也说，这部电影只是讲了简单的一个故事，帮助妹妹照顾孩子，并在10点半前送她回家。而在这一过程中，男主精神得到了升华。
相信很多人看第一遍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感觉。
秉持着导演的说法，那些第二，第三解读自然是胡讲乱说，一部好经就在这些歪嘴和尚的嘴巴里念歪了。本来电影传递了一个正面的内容，却被第二种（这种还好，总还是讲了男主通过反思自己的过错并在幻想里在死前最终实现了自我救赎），第三种（把小女孩解释成男主与自己妹妹产下的私生女）的解读带到了人性的阴暗面。
但我想这样“正统”可以用来正名，但怕很难说服那些解释者(可能有人也会说：嗯，电影其实就是一面镜子，好人在里面照到了好，心术不正的人照到了他们的恶。不过或许那些“恶”人同样会反驳：你们所看到的“恶人”其实也是这样一面镜子，你们只看到了“真”的“恶”，而没有看到“真”的“好”……)。因为他们所举出的解释都可以落实到具体的细节和实处，好的意向与真实并不是永远一致的。他们可以说，要么是导演的疏忽，不是有种说法：“作品一旦创作出来就不属于作者了”吗？作品实际包含的东西乃是超出作者的，就如母亲虽然生出了孩子，但是这个孩子有自己的灵魂。我们不能因为认识这个母亲来断定自己认识这个孩子。
或者他们也可以解释说，导演其实与这部作品一样，也有两种或者多重微词。既然这一意向并没有在电影中显白地表现出来，那么在采访中他同样不必如此。有很多东西并不是要拿出来给所有人看的，一般人看到第一层就够了，更深的东西，就留给那些“思想深刻”的人了。在这一点上，这样的导演乃是一个“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千面人。
不能排除这样的人。学术界正流行的“施特劳斯派”正是这一隐微写作的发现者。他们能够发现作品背后的隐微之辞，这些言论乃是在当时绝不能公开的观点。而他的作品乃是表层与基地两层的写作，一般的书报评审员疲于长篇累牍的阅读，并没有时间去深挖作者的真实意图，或者他本身就没有作者那样深刻的思想。这样的事情尤其发生中世纪严苛的神学统治与专制国家中（似乎与“宵禁”搭上边了……），作者为了自保，同时又不丧失自己的“学术责任”，就创造了这种隐微写作术。
如此看来，学者追求科学之纯粹乃是份内之事，而时代却令其不得不遮遮掩掩。但如今已经是一个“人人都有发言权”的时代了，无论深刻者还是吐槽的愤青，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至少不是太过激烈的言辞——如果没有十分精密的目的的话，相信就算激烈的言辞当局也不会真的被打压下去）。在这个自由平等为大环境的时代，科学也就可以无畏地探索了。
所以，这些不同的解读才可以逐渐地被展示出来，学者们的深刻也可以从后台走向公众。
只是，公众们能够接受吗？
粗略看来，大多数人还是接受了（相信豆瓣上看过第二种或第三种解释的人大多数还是被它们的深刻部分地说服了）。这样看来，学术的真诚与灼见乃是大众启蒙得以推行下去的动力和本质，而这一行动并不因理论的晦涩终止在一般人的难以理解之上，解释乃是把理论阐释给大众，就像我们未必精通一门学问，但通过与学者们的聊天，多少可以促进我们对这门学科的了解。
如此看来，理论的深刻就应该能够进入公众的空间，只要他们可以使得公众接受和理解。
姑且先这样，那么在往深里想一层，当我们挖掘出了作者的真实意图——虽然表层与深层都是他的观点，但对难以理解的意图的隐藏或许更是作者深刻的地方——后，我们或许会选择后者。那么大家将会看到的人性的“真实”。就像《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一样，那个动物和人共存的世界已经不能被理性所相信了，理性要的是道理，要能够理解和说清。以前我们活在传统中，我们的理解乃是基于古老和习俗：“这是我爸爸说的”，“这是老师说的”，“这是圣人说的”，孩提时代的我们所说的根据，乃是这些自然的“权威”，不是我们自己经过了大脑的“真的理解”，所以长大的现代人会说，那是孩子，是幼稚和不成熟的，我们需要的是运用自己的理性。就像启蒙精神传递给我们的那样：人的成熟在于大胆地运用自己的理性。权威与传统俨然成为了理性前进的障碍，它乃是理性需要考量和裁决的被告。
所以，一个法官可以状告任何人，在美国，总统也可以被传唤到他的法庭。同样，理性也可以考察自己的师长，甚至自己的父母——只要他们说的没道理。所以儿子打老子的情况并不是喜剧家的荒诞，只要老子不讲道理，儿子就可以反驳。那些“儿子打老子要遭雷劈”的说法本身就是迷信，这一说法自身都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还要先接受理性的审判。
科学精神的客观和中立乃理性使然。现在的世界是一个遵从逻各斯的世界。传统和神学如今都已经失去了他的权力，它们的存在也要依托科学的证明。
如今科学这条路还没有走到尽头，因为——无论科学还是信仰都会告诉我们——世界是无限的。现在的世界再不像古典时期，学科的细致划分使得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成为“通才”。同样，如果我们询问某一具体领域的专家，即便他是本领域的顶尖人物，他也绝不会说自己在这一领域已经认识了所有，反倒是会觉得自己需要继续更深的探索——他的学识拓展了他的思想，令他发现了更多曾经没有看到的、尚待挖掘的更深刻的东西。所以无论从专业的广度还是从专业的深度上来看，科学都还有更多的路要走，科学的精神还要继续地贯彻下去。
那么，我们就应当做一个纯粹的学术人，我们存在的目的乃是探究世界的真象，求真的“惊异”（这是亚里士多德对哲学起源的描述）乃一直是我们行动下去的动力……
但，真的如此吗？是不是总有点不对头的地方呢？
我们现在的知识远超于古人，相信它们来到当代将会“惊为天上”。然而我们也会发现，科学知识的进展并没有与我们的幸福感成正比。借由科学与技术，我们的生活舒适了，我们有更多的美味可以品尝，出行有方便的交通，居住有适宜的环境：冬天有暖气，夏天有空调，四季室内如春，我们有丰富娱乐生活，可以看电影，听古典音乐，可以打球，甚至有多种方式——例如吸食白粉和麻药——来放松精神……但是我们还是不够满足，我们比古人生活得优越很多，古人所期待的那些愿望我们几乎都实现了，但是我们为什么还是不能令自己满意？
也许我们的路一开始就走得有点偏了，虽然这条偏路开始是我们通往幸福的捷径，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选择捷径的快乐使得我们忘记了长远目标将带来的幸福。当下真实强烈的快乐与遥远目标的幸福相比似乎要更有诱惑力，况且在今天的理性看来，目的论早就被当作“迷信”而抛弃掉了。
我们在追求真的同时，忘记了问为什么要“真”，或者，连这么一问，都已经坠入了“理性的狡计”之中……
“与其求真，不如行善”（Satius est autem bonum velle quam verum nosse）
当有一天忽然看到彼特拉克这段话的时候，似乎才从理性的生活中突然跳了出来
人或许更还是先想过得“好”吧……
当然，苏格拉底会说，你连“好”都不知道是什么，凭什么能过的“好”？柏拉图在《理想国》里讲了一个一辈子做好人的人，他到了阴间，因为前世的德行，得到了再次选择来世生活的机会，结果这个人因为没有智慧，选择了看上去幸福，但实质上却隐含着食子悲剧的僭主生活。
苏格拉底说得有道理，如果我们是被一个看上去好的目标所吸引，那么有可能我们会走到一条相反的道路上。似乎只有知道了什么是“好”，确定了目标，我们才可以勇往直前。就像他说的“未经思考过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科学就是在这样的“真知”引导下的探索。
只是，当我们发现我们终其一生都不能探索到最终的真的时候，是否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固步自封，不敢越雷池一步？就像一个站在游泳池边的理论家，非要研究透了游泳的原理与水的结构和人的密度，才能下水呢？
确实，未经思考过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但经过思考的人生则是不能过的”。用真理来要求我们的意见世界，那么我们所走的每一步都将包含着错误与危险。
然而我们不是始终就生活在这种“危险”之中吗？我们的生活从来不都是建立在绝对的真的缺失的条件下而展开的吗，我们不就是在这些夹杂着正确与错误的意见里来追求幸福的吗，此外，我们难道真的对所行没有一点了解吗？我们不也常说，行后方知吗？
学问与人生并不矛盾，学问甚至原本是有助于生活的，但在今天，怎么它们俩就掐了起来？而且大有不科学就不能生存的趋势呢？
好的解释与真的解释怎么就越来越分道扬镳了呢？
P.S. 也许大家看过我这篇扯来扯去的东西会觉得太“学术”腔了，唧唧歪歪说了一大堆云里雾里的东西，……嗯，这就对了
不谈什么学术和什么价值中立的科学精神，好好看电影，好好生活，这是根本
豆瓣上的影评却激发了大家“学术”探讨的兴趣。
有人从表面又挖出了许多新的东西（http://i.mtime.com/gosleeeeep/blog/7566994/），比如类似于《穆赫兰道》的男主虚构。其中解释却有道理：两人去保龄球馆，球馆的毒品暗示，墙上写的“女孩活着”、“人生悖谬”的海报，以及sophia册子想要说明的“死而复生”……
不得不承认，这些影评分析者的眼光确实独到深入，他们看到了电影的各处细节，以及表面下的东西。
电影不同于生活的地方在于：我们可以忽略后者的细节，而前者却是人的精心策划，那些细节——排除马虎的错误——乃是有意的设计。
令人不得不联想柏拉图的对话，或者更贴近一点，想到了《春秋》。
于是有另一种声音出来为电影正名（http://movie.douban.com/review/5802255/），这一说法乃是传承了导演的“圣谕”：导演自己也说，这部电影只是讲了简单的一个故事，帮助妹妹照顾孩子，并在10点半前送她回家。而在这一过程中，男主精神得到了升华。
相信很多人看第一遍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感觉。
秉持着导演的说法，那些第二，第三解读自然是胡讲乱说，一部好经就在这些歪嘴和尚的嘴巴里念歪了。本来电影传递了一个正面的内容，却被第二种（这种还好，总还是讲了男主通过反思自己的过错并在幻想里在死前最终实现了自我救赎），第三种（把小女孩解释成男主与自己妹妹产下的私生女）的解读带到了人性的阴暗面。
但我想这样“正统”可以用来正名，但怕很难说服那些解释者(可能有人也会说：嗯，电影其实就是一面镜子，好人在里面照到了好，心术不正的人照到了他们的恶。不过或许那些“恶”人同样会反驳：你们所看到的“恶人”其实也是这样一面镜子，你们只看到了“真”的“恶”，而没有看到“真”的“好”……)。因为他们所举出的解释都可以落实到具体的细节和实处，好的意向与真实并不是永远一致的。他们可以说，要么是导演的疏忽，不是有种说法：“作品一旦创作出来就不属于作者了”吗？作品实际包含的东西乃是超出作者的，就如母亲虽然生出了孩子，但是这个孩子有自己的灵魂。我们不能因为认识这个母亲来断定自己认识这个孩子。
或者他们也可以解释说，导演其实与这部作品一样，也有两种或者多重微词。既然这一意向并没有在电影中显白地表现出来，那么在采访中他同样不必如此。有很多东西并不是要拿出来给所有人看的，一般人看到第一层就够了，更深的东西，就留给那些“思想深刻”的人了。在这一点上，这样的导演乃是一个“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千面人。
不能排除这样的人。学术界正流行的“施特劳斯派”正是这一隐微写作的发现者。他们能够发现作品背后的隐微之辞，这些言论乃是在当时绝不能公开的观点。而他的作品乃是表层与基地两层的写作，一般的书报评审员疲于长篇累牍的阅读，并没有时间去深挖作者的真实意图，或者他本身就没有作者那样深刻的思想。这样的事情尤其发生中世纪严苛的神学统治与专制国家中（似乎与“宵禁”搭上边了……），作者为了自保，同时又不丧失自己的“学术责任”，就创造了这种隐微写作术。
如此看来，学者追求科学之纯粹乃是份内之事，而时代却令其不得不遮遮掩掩。但如今已经是一个“人人都有发言权”的时代了，无论深刻者还是吐槽的愤青，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至少不是太过激烈的言辞——如果没有十分精密的目的的话，相信就算激烈的言辞当局也不会真的被打压下去）。在这个自由平等为大环境的时代，科学也就可以无畏地探索了。
所以，这些不同的解读才可以逐渐地被展示出来，学者们的深刻也可以从后台走向公众。
只是，公众们能够接受吗？
粗略看来，大多数人还是接受了（相信豆瓣上看过第二种或第三种解释的人大多数还是被它们的深刻部分地说服了）。这样看来，学术的真诚与灼见乃是大众启蒙得以推行下去的动力和本质，而这一行动并不因理论的晦涩终止在一般人的难以理解之上，解释乃是把理论阐释给大众，就像我们未必精通一门学问，但通过与学者们的聊天，多少可以促进我们对这门学科的了解。
如此看来，理论的深刻就应该能够进入公众的空间，只要他们可以使得公众接受和理解。
姑且先这样，那么在往深里想一层，当我们挖掘出了作者的真实意图——虽然表层与深层都是他的观点，但对难以理解的意图的隐藏或许更是作者深刻的地方——后，我们或许会选择后者。那么大家将会看到的人性的“真实”。就像《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一样，那个动物和人共存的世界已经不能被理性所相信了，理性要的是道理，要能够理解和说清。以前我们活在传统中，我们的理解乃是基于古老和习俗：“这是我爸爸说的”，“这是老师说的”，“这是圣人说的”，孩提时代的我们所说的根据，乃是这些自然的“权威”，不是我们自己经过了大脑的“真的理解”，所以长大的现代人会说，那是孩子，是幼稚和不成熟的，我们需要的是运用自己的理性。就像启蒙精神传递给我们的那样：人的成熟在于大胆地运用自己的理性。权威与传统俨然成为了理性前进的障碍，它乃是理性需要考量和裁决的被告。
所以，一个法官可以状告任何人，在美国，总统也可以被传唤到他的法庭。同样，理性也可以考察自己的师长，甚至自己的父母——只要他们说的没道理。所以儿子打老子的情况并不是喜剧家的荒诞，只要老子不讲道理，儿子就可以反驳。那些“儿子打老子要遭雷劈”的说法本身就是迷信，这一说法自身都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还要先接受理性的审判。
科学精神的客观和中立乃理性使然。现在的世界是一个遵从逻各斯的世界。传统和神学如今都已经失去了他的权力，它们的存在也要依托科学的证明。
如今科学这条路还没有走到尽头，因为——无论科学还是信仰都会告诉我们——世界是无限的。现在的世界再不像古典时期，学科的细致划分使得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成为“通才”。同样，如果我们询问某一具体领域的专家，即便他是本领域的顶尖人物，他也绝不会说自己在这一领域已经认识了所有，反倒是会觉得自己需要继续更深的探索——他的学识拓展了他的思想，令他发现了更多曾经没有看到的、尚待挖掘的更深刻的东西。所以无论从专业的广度还是从专业的深度上来看，科学都还有更多的路要走，科学的精神还要继续地贯彻下去。
那么，我们就应当做一个纯粹的学术人，我们存在的目的乃是探究世界的真象，求真的“惊异”（这是亚里士多德对哲学起源的描述）乃一直是我们行动下去的动力……
但，真的如此吗？是不是总有点不对头的地方呢？
我们现在的知识远超于古人，相信它们来到当代将会“惊为天上”。然而我们也会发现，科学知识的进展并没有与我们的幸福感成正比。借由科学与技术，我们的生活舒适了，我们有更多的美味可以品尝，出行有方便的交通，居住有适宜的环境：冬天有暖气，夏天有空调，四季室内如春，我们有丰富娱乐生活，可以看电影，听古典音乐，可以打球，甚至有多种方式——例如吸食白粉和麻药——来放松精神……但是我们还是不够满足，我们比古人生活得优越很多，古人所期待的那些愿望我们几乎都实现了，但是我们为什么还是不能令自己满意？
也许我们的路一开始就走得有点偏了，虽然这条偏路开始是我们通往幸福的捷径，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选择捷径的快乐使得我们忘记了长远目标将带来的幸福。当下真实强烈的快乐与遥远目标的幸福相比似乎要更有诱惑力，况且在今天的理性看来，目的论早就被当作“迷信”而抛弃掉了。
我们在追求真的同时，忘记了问为什么要“真”，或者，连这么一问，都已经坠入了“理性的狡计”之中……
“与其求真，不如行善”（Satius est autem bonum velle quam verum nosse）
当有一天忽然看到彼特拉克这段话的时候，似乎才从理性的生活中突然跳了出来
人或许更还是先想过得“好”吧……
当然，苏格拉底会说，你连“好”都不知道是什么，凭什么能过的“好”？柏拉图在《理想国》里讲了一个一辈子做好人的人，他到了阴间，因为前世的德行，得到了再次选择来世生活的机会，结果这个人因为没有智慧，选择了看上去幸福，但实质上却隐含着食子悲剧的僭主生活。
苏格拉底说得有道理，如果我们是被一个看上去好的目标所吸引，那么有可能我们会走到一条相反的道路上。似乎只有知道了什么是“好”，确定了目标，我们才可以勇往直前。就像他说的“未经思考过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科学就是在这样的“真知”引导下的探索。
只是，当我们发现我们终其一生都不能探索到最终的真的时候，是否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固步自封，不敢越雷池一步？就像一个站在游泳池边的理论家，非要研究透了游泳的原理与水的结构和人的密度，才能下水呢？
确实，未经思考过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但经过思考的人生则是不能过的”。用真理来要求我们的意见世界，那么我们所走的每一步都将包含着错误与危险。
然而我们不是始终就生活在这种“危险”之中吗？我们的生活从来不都是建立在绝对的真的缺失的条件下而展开的吗，我们不就是在这些夹杂着正确与错误的意见里来追求幸福的吗，此外，我们难道真的对所行没有一点了解吗？我们不也常说，行后方知吗？
学问与人生并不矛盾，学问甚至原本是有助于生活的，但在今天，怎么它们俩就掐了起来？而且大有不科学就不能生存的趋势呢？
好的解释与真的解释怎么就越来越分道扬镳了呢？
P.S. 也许大家看过我这篇扯来扯去的东西会觉得太“学术”腔了，唧唧歪歪说了一大堆云里雾里的东西，……嗯，这就对了
不谈什么学术和什么价值中立的科学精神，好好看电影，好好生活，这是根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