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拉塔尔的《诅咒》，会让人有一种塔克夫斯基式的观感。

不论是二人对于长镜头的热爱，还是对于时间-影像的理解，都可见一斑。二人此处的长镜头，并非侯孝贤-蔡明亮式的场景长镜头（旨在空间感），或者是扬索式的复杂场面调度和如同舞蹈般的镜头运动式长镜头。

二人的长镜头，真正形成了一种以非人的角度对空间进行观察（而非纪录）的使用范式，在对于摄影机作用的理解上，不说此种美学范式是最高级或是最好的，但此种范式，无疑是最适合创造一种体验、氛围、情绪、流动时间观感的。

除此之外，二人在意象的使用上，也似乎有着许多共同之处，例如对于潮湿的物候环境来创造体验的执着，同样破败如废墟般的城市钢筋裸露的城市，同样倏忽出现又悄然消失的狗，同样对于诗意台词的偏爱。

观影时在想一个问题，同样是喜欢使用大段大段诗意台词，为何唯独老塔成为了“诗影像”的代表，为何这些诗句，在塔克夫斯基和贝拉塔尔的电影中，看起来并不突兀，甚至成为电影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构成情景极为重要的元素之一？而在另外一些电影（如《地球最后的夜晚》）中，则让人看着膈应难耐，急于快进？

原因，恐怕不是来自于对于母语和外语的感官偏差。而是来自于影片是否构成了与“诗语言”所相符的情景。

在《地球》中，如此热爱侯孝贤和塔克夫斯基的毕赣，恐怕也是极力想要创造一种体验和情境的。但无疑也是失败的。这种失败是多方面的失败，但归根到底，在于没有创造一种体验和氛围，在于空间感的崩塌，在于场景建筑浓厚的塑料式的搭景感。例如，那在零零散散站在废墟上接客的妓女们，让人膈应无比，尽管所有人都知道毕赣在致敬塔克夫斯基。

不以纪录为目的，而已观察为目的的，对于摄影机运动的理解，恐怕是许多电影人毕生也无法达到和理解的内在美学特质。毕竟，要是每个导演都能理解，然后加以模仿和运用，电影大师也就不值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