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制片机构的勃兴。至1926年底，全国共179家制片公司，仅上海一地便有142家；

2、影片年产量的扶摇直上；

3、影院建设。至1926年底，全国影院156家，其中上海39家；

4、电影教育。至1926年底，全国先后开办电影培训机构18所。

5、电影“国货”在一段时间内大受欢迎。

6、各异其趣的创作群体、创作流派的形成，如明星、长城、神州、上海、大中华百合、天一，他们希望创立一种有别于其他公司的“精神品牌”，创作人员也希望体现自己创作趣味。

7、各式人才投身电影业。张石川（以赢利为目的进入电影界的外行人） 侯曜（有专业知识和具备高等文化水平的人才）（海归派如欧阳予倩 神州同仁们 明星洪深 田汉）等。

如果说《孤儿救祖记》问世之前的电影创作只是一种自发的尝试性实践的话，那么，从1924年年初开始的两三年间，中国影人的主体创造意识得到了第一次普遍意义上的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