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量非常大，且颇具启发意义。

影片从弗洛伊德的自我理论讲起，阐述了20世纪欧美国家的社会、商业和政治是如何对这一理论做出反应的。在此仅仅记录一点自己的感想。

首先，精神分析的可行性是否意味着人的思维是可以“编程”的？毕竟，精神分析所说的很大一部分就是，人的性格、观念或思维的倾向，包括道德，很大程度上是由他的外在经历所决定的，例如婴儿时期的一次偶发事件。正如“历史唯物主义”让我们觉得可以通过改变物质现实改变精神文化。但事实是，如果走得太远，认为在特定的外部经历和一定的心灵状态之间有某种可把握的恒定关系，并设想以此来控制个人，乃至社会大众的心灵，那将必定失败。“心灵”在如此意义上（包含观念和道德）根本就不是科学的对象，因此不可能被用来和任何东西构成因果关系。正如对于社会文化来说本质性的东西永远不可能被阶级分析所穷尽。心理学所面对的那个心灵更多的是一个感觉和一般性倾向的整合物，无法与真正的思想有关。我一向以来的观点是，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弗洛伊德，他们的积极意义都只是消极性的。亦即使“真理”、“理念”不再显得那么自成一体，与更切近我们手边的东西无关。这点的价值在于，思想一旦关注更高阶、终极——因而更接近它自身——的层面时，往往会陷入自我循环。此时他人、外界的真实情况就不那么重要了，一切都自成体系，在自身内被确信。这就使人消耗大量精力，在一些无用的问题上打转，还自以为可靠；对于社会而言，结果便是偏见的长期流行，社会文化成为统治者进行统治的帮手。“唯物”的倾向使得人（们）能够走出这一自我循环的圆圈，时刻保持自我批判的态度，因而能在探究事实时平和不急躁，凭那些更具决定意义的因素形成信念。更重要的是，能够分清什么是思想能够把握的，并进而对那些无法把握的部分保持沉默。无论是“社会物质生产”还是“婴儿期的经历”，终究只是对那不断流变的世界和真正变动的不可预知性的暗示。精神分析的作用也完全是“应对”式的，我们不过是通过它来找出具体的心病原因，进而直面它以得到解脱。当我们自以为捕捉到了“精神文化的物质规律”或是“个人心灵的触发机制”时——由于这些规律的对象压根是非科学的——实则会再次被卷回到那个自我的怪圈中，一个既无法证实又无法证伪的形而上领域。如果心理学家为整个社会的心理健康感到担忧，他所应该做的也绝不是开展针对所有人的精神编程，而是培养全民的自我觉察力，让他们在陷入无意识的玩弄时有能力照亮它的把戏。

其次，好的民主与坏的民主的分界线在哪？本片的一大主角Edward Bernays是弗洛伊德的外甥，同时也是公共关系学的创始人，在他看来，弗洛伊德的理论可以得到这样的运用：由于控制社会大众的并不是他们的理性，而是那些原始的、侵略性的欲望。所以，我们只要掌握了这些欲望运作的机制，就可以操控大众，满足自己的目的。例如商人可以通过分析这些人们自己也没有意识到的欲望来设计产品提高销量，政治家则应该学会刺激人们的种种欲望，以维持现有的权力关系。而这在Bernays看来，恰恰是民主的本质和要求。民众的无意识力量既是巨大的，也是危险的，所以必须由精英加以控制。如此，民主的基石不再是自由而平等的个体，而是一个个欲望机器、消费机器。另一方面，在20世纪末英美两国的民主选举中有这样的趋势，就是政治家（例如英国的工党和美国的民主党）不再坚守自己党派的长久传承的政治理念和原则，而是乐于听从大众的感性欲望，并通过承诺满足这些欲望来赢得选票。也就是说，政治家开始向商人靠拢，他们不再引导大众，而是（如片中 Philip Gould 所提倡的）调查选民的隐微的欲望，并通过承诺满足它们提高支持率。至此，弗洛伊德的理论为柏拉图的这一观点提供了基础：民众代表了城邦欲望的部分。只不过现代精英并不共享柏拉图的政治观——充当城邦的理性部分——而是试图从这一划分中牟利。这样的政治模式的确帮助了布莱尔和克林顿等人的成功，但弊端却是很直接的。首先民众的欲望时常是自相矛盾的。例如，在英国人们最初反对建造铁路，但到头来批评政府没能早点投资铁路建设的也是同一批人。通过民调、问卷、电话访问得到的关于民众的欲求，往往是那些低层次的、缺乏长远考虑的欲求。也正是对这些欲求加以反应见效最快，例如人们想增加可支配收入，只需降税就行。那些更长远的考虑——即使深藏在民众心中——并不那么容易在短期满足，例如环保。而在大众的意见当中，恰恰是最短视的那部分最受到政府候选人的重视，因为对这部分欲求的满足加以承诺最能够在短期内提升民众的支持。然而，正如片中最后那人所说的，“Politics must be more than that." 政治家不能和商人共享思维方式，商人是根据消费者的欲望来决策的，但政治家必需考虑的是，如何使公众参与到一个理性、自主的讨论中，商讨什么对于这个社会才是“好”的。总之，以尊重公众的方式来治理社会，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这种尊重以这一信念为前提：大众不仅仅代表社会的“欲望”部分，而是同时可以代表“理性”。事实也许是，政府以什么样的方式对待大众，大众就会以什么样的样子展现。以“尊重”代替“操控”，这本身就是在启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