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7-03-31
梦回长安吃夹馍 • 最长的一天:最长的一天
重温了一遍诺曼底登陆。
仍然记得上中学学历史的时候关于诺曼底登陆的一张照片，那会儿已经有彩照，照的都是士兵们的背影，看角度拍摄者站在装甲运兵船上面，远远望去，同盟军的士兵们已经开始涉水，正在往诺曼底大陆行进。没有炮火的狙击，没有伤亡的士兵，甚至从照片中看不到任何德军还在反抗的信息。曾经以为，历史中的诺曼底登陆就是这个样子。1944年，战争的形势已经朝向同盟国一边，特别是德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的惨败，英国铁血将军丘吉尔执政，美国加入二战，那会儿的德国应该是没有多少战斗力了。然而，直到看了斯皮尔伯格的《拯救大兵瑞恩》，颠覆了我对诺曼底登陆的认识。战争的残酷让人瞠目结舌，我仿佛从现实中被抽身出来，看到装甲运兵船中的士兵们，他们在祷告，很多人在运兵船门打开的那一刹那被爆头，无数的子弹像雨点一样打在战士的身上，让人毫无还手之力，然而，必须前行，必须登陆诺曼底，于是，有的战士被打掉了左胳膊，他右手拎着自己的胳膊左顾右盼，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这个胳膊是他的。有的战士倒在沙滩上，嘴里面不停地念着Mom,I want to go home，我想那一刻，他对死亡的恐惧已经战胜了他所遭受的肉体的疼痛，他的腹部被打穿，肠子流了一地。
《最长的一天》摄于1962年，电影画面的效果当然不如拯救大兵瑞恩，因为是黑白片，看起来也没有那么血腥、残酷。然而， 这部电影全景展现了诺曼底登陆前的紧张气氛以及整个诺曼底登录的艰难。伞兵们降落到了各个地方，树梢，屋顶，着火的修道院，井底，党卫军军官住宅，甚至直接降落到了德军重兵把手的小镇街道上。抢滩登陆的士兵们在浅滩处变成了活靶子，虽然只有两架老式战斗机，但足以让更多的毫无躲避物的士兵们丧命。但是，电影中也让人看到了很多小插曲。同盟国为了避免登陆后交战时错杀友军，给每个士兵配备了“蟋蟀”，当你摁下一声时，对方必须回应两声才能证明是友军，否则就是德军，虽然一名年轻的战士因为德军上膛推子弹也是两声误以为是友军而丧命，但从整体上保证了同盟军的集结。为了避免伞兵在空中被当成是活靶子，事先从飞机上扔下很多假的木偶人，德军将其当作是同盟军的部队，为此耗费了很多的战斗力，这确保了同盟军伞兵们的安全着陆，虽然着陆的地点实在难以预料。一名盟军伞兵被挂在了房屋顶部，他在半空中目睹着盟军战士被德军一个个枪杀，正当他下定决心要用刀子割掉伞包的尼龙绳和德军拼了的时候，匕首却意外地掉到了地上，而且就掉在一名德军的脚跟前，德军将枪口对准他， 但是却只打掉了他的鞋跟.....还有交战期间淡定的修道女，她们就像平常穿越修道院一样从炮火连天街道的一侧进入到另一侧，然后告诉盟军士兵们，很多修女都是护士出生。影片最后，两名同盟军战士在一个德国党卫军家中相遇，“他死了，我瘸了，你迷路了。”这是说给那名士兵听的，也是说给自己听的，更像是说给还在苦苦挣扎中的纳粹。
到底为什么要打仗，为什么要杀死那么多人，民众生灵涂炭，多少建筑毁于一旦。我想，在那个年代，那种情境中，人们已经忘记这个一开始就存在的问题了，纳粹那些誓死效忠希特勒的军官们忘了，一路在和纳粹分子斗争的同盟军也不会记起。这让我想起前两天听道长介绍的一本书，书的名字叫《现代性与大屠杀》，作者是今年已故的非常有名的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在书中，他介绍了自己对于纳粹在二战中屠杀犹太人的一些看法，它不同于某些社会学家认为的德国对犹太人进行屠杀是文明的倒退，是野蛮的行径，相反，齐格蒙特.鲍曼认为德国在整个战争中屠杀犹太人的行为具有现代性，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会出现的，并且不能保证以后不会出现类似的事件。而说到那些具有良好教养的德国军官们为什么会对手无寸铁的犹太人采取灭族政策时，书中提到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分。所谓价值理性，是指我们对于为何要做某件事情的分析认识，比如说一个人想赚很多钱， 为什么要赚钱， 因为赚钱使他幸福，能让他保持良好的心情。而工具理性，是指为了达到某种目的，需要采取何种手段，工具理性让人思考具体的手段，比如一个人思考他通过何种方式去赚钱，是靠自己的努力，还是坑蒙拐骗。在纳粹对犹太人进行屠杀的过程中，在同盟与纳粹的交战中，人们变得越来越多地甚至是完全通过工具理性思考问题。高层纳粹军官不会因为杀死某个素未谋面的犹太人而自责，因为首先他并未真正见过被杀死的那些犹太人，在当时的社会体制下，犹太人已经被观念化了，早已经不是住处和他挨着的和蔼可亲的邻居了，而且执行了比他更高层纳粹的指令， 他就可以在豪宅中喝着啤酒陪伴自己的家人了，他心中想的只是如何完成上层交给我的任务，仅此而已；同盟军的士兵们苦苦等待登陆的那一天，在上层决定在法国诺曼底地区登陆的时刻，士兵们是悲喜交加的，上了战场， 从士兵到军官，都会不遗余力地毁掉敌人的每一个据点，没有时间，没有精力去考虑那个最开始的问题，剩下的只有---战斗。
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去已近80年，我只想谨记这段惨痛的历史教训。在现代这个和平的，节奏有点快的时代，让我们更多地运用价值理性去辅助工具理性，找准为什么要去做，有了正确的出发点，才能更好地构筑明天、构筑未来。
仍然记得上中学学历史的时候关于诺曼底登陆的一张照片，那会儿已经有彩照，照的都是士兵们的背影，看角度拍摄者站在装甲运兵船上面，远远望去，同盟军的士兵们已经开始涉水，正在往诺曼底大陆行进。没有炮火的狙击，没有伤亡的士兵，甚至从照片中看不到任何德军还在反抗的信息。曾经以为，历史中的诺曼底登陆就是这个样子。1944年，战争的形势已经朝向同盟国一边，特别是德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的惨败，英国铁血将军丘吉尔执政，美国加入二战，那会儿的德国应该是没有多少战斗力了。然而，直到看了斯皮尔伯格的《拯救大兵瑞恩》，颠覆了我对诺曼底登陆的认识。战争的残酷让人瞠目结舌，我仿佛从现实中被抽身出来，看到装甲运兵船中的士兵们，他们在祷告，很多人在运兵船门打开的那一刹那被爆头，无数的子弹像雨点一样打在战士的身上，让人毫无还手之力，然而，必须前行，必须登陆诺曼底，于是，有的战士被打掉了左胳膊，他右手拎着自己的胳膊左顾右盼，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这个胳膊是他的。有的战士倒在沙滩上，嘴里面不停地念着Mom,I want to go home，我想那一刻，他对死亡的恐惧已经战胜了他所遭受的肉体的疼痛，他的腹部被打穿，肠子流了一地。
《最长的一天》摄于1962年，电影画面的效果当然不如拯救大兵瑞恩，因为是黑白片，看起来也没有那么血腥、残酷。然而， 这部电影全景展现了诺曼底登陆前的紧张气氛以及整个诺曼底登录的艰难。伞兵们降落到了各个地方，树梢，屋顶，着火的修道院，井底，党卫军军官住宅，甚至直接降落到了德军重兵把手的小镇街道上。抢滩登陆的士兵们在浅滩处变成了活靶子，虽然只有两架老式战斗机，但足以让更多的毫无躲避物的士兵们丧命。但是，电影中也让人看到了很多小插曲。同盟国为了避免登陆后交战时错杀友军，给每个士兵配备了“蟋蟀”，当你摁下一声时，对方必须回应两声才能证明是友军，否则就是德军，虽然一名年轻的战士因为德军上膛推子弹也是两声误以为是友军而丧命，但从整体上保证了同盟军的集结。为了避免伞兵在空中被当成是活靶子，事先从飞机上扔下很多假的木偶人，德军将其当作是同盟军的部队，为此耗费了很多的战斗力，这确保了同盟军伞兵们的安全着陆，虽然着陆的地点实在难以预料。一名盟军伞兵被挂在了房屋顶部，他在半空中目睹着盟军战士被德军一个个枪杀，正当他下定决心要用刀子割掉伞包的尼龙绳和德军拼了的时候，匕首却意外地掉到了地上，而且就掉在一名德军的脚跟前，德军将枪口对准他， 但是却只打掉了他的鞋跟.....还有交战期间淡定的修道女，她们就像平常穿越修道院一样从炮火连天街道的一侧进入到另一侧，然后告诉盟军士兵们，很多修女都是护士出生。影片最后，两名同盟军战士在一个德国党卫军家中相遇，“他死了，我瘸了，你迷路了。”这是说给那名士兵听的，也是说给自己听的，更像是说给还在苦苦挣扎中的纳粹。
到底为什么要打仗，为什么要杀死那么多人，民众生灵涂炭，多少建筑毁于一旦。我想，在那个年代，那种情境中，人们已经忘记这个一开始就存在的问题了，纳粹那些誓死效忠希特勒的军官们忘了，一路在和纳粹分子斗争的同盟军也不会记起。这让我想起前两天听道长介绍的一本书，书的名字叫《现代性与大屠杀》，作者是今年已故的非常有名的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在书中，他介绍了自己对于纳粹在二战中屠杀犹太人的一些看法，它不同于某些社会学家认为的德国对犹太人进行屠杀是文明的倒退，是野蛮的行径，相反，齐格蒙特.鲍曼认为德国在整个战争中屠杀犹太人的行为具有现代性，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会出现的，并且不能保证以后不会出现类似的事件。而说到那些具有良好教养的德国军官们为什么会对手无寸铁的犹太人采取灭族政策时，书中提到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分。所谓价值理性，是指我们对于为何要做某件事情的分析认识，比如说一个人想赚很多钱， 为什么要赚钱， 因为赚钱使他幸福，能让他保持良好的心情。而工具理性，是指为了达到某种目的，需要采取何种手段，工具理性让人思考具体的手段，比如一个人思考他通过何种方式去赚钱，是靠自己的努力，还是坑蒙拐骗。在纳粹对犹太人进行屠杀的过程中，在同盟与纳粹的交战中，人们变得越来越多地甚至是完全通过工具理性思考问题。高层纳粹军官不会因为杀死某个素未谋面的犹太人而自责，因为首先他并未真正见过被杀死的那些犹太人，在当时的社会体制下，犹太人已经被观念化了，早已经不是住处和他挨着的和蔼可亲的邻居了，而且执行了比他更高层纳粹的指令， 他就可以在豪宅中喝着啤酒陪伴自己的家人了，他心中想的只是如何完成上层交给我的任务，仅此而已；同盟军的士兵们苦苦等待登陆的那一天，在上层决定在法国诺曼底地区登陆的时刻，士兵们是悲喜交加的，上了战场， 从士兵到军官，都会不遗余力地毁掉敌人的每一个据点，没有时间，没有精力去考虑那个最开始的问题，剩下的只有---战斗。
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去已近80年，我只想谨记这段惨痛的历史教训。在现代这个和平的，节奏有点快的时代，让我们更多地运用价值理性去辅助工具理性，找准为什么要去做，有了正确的出发点，才能更好地构筑明天、构筑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