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6-05-26

Aping • 小小摄影师的异想世界:没有美丽能够永恒——《生于娼馆：加尔各答红灯区的孩子们》

Born into Brothels是英国摄影师Zana Briski以及Ross Kauffman制作的一部纪录短片，关于一群生长在印度加尔各答Sonagachi红灯区的孩子的生活。获得了包括2004年的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之内的众多奖项。
这就是我在看这部影片之前，对其所知的一切。

根据以上这些信息，我会很自然而然地猜到，这位西方摄影师进入印度最大的红灯区Sonagachi的目的是什么——猎奇。不用抵赖，你我心知肚明。但Zana的确和大多数拍拍片子就走的外来者不同，她住了下来，想办法用自己的专长（摄影）给红灯区的孩子们的生活带去一点点改变和快乐。
Zana的本意大概是拍摄红灯区的众生相，但那里的人对她这样一个闯入者戒心很重。所以她曲线救国，转做他想，不得不说想出了一个双赢的主意：她组织了一个小课堂，教会孩子们拍照，让这些生于斯长于斯的孩子去拍摄她渴望拍摄而不能的红灯区，而自己则拍摄这群孩子们，让他们成为这部纪录片的主角。对于Zana来说，这是一个获得红灯区全貌的绝妙途径，此外，她还可以通过聚焦这群孩子而获得意想不到的视角；对于孩子们来说，这是一种十分难得的表述方式。
影片上映引起轰动效应后，有人询问过当时作为记录对象的孩子，发现他们对这部纪录片的拍摄并不知情，但他们对此并无怨言——因为影片给了他们发声的机会。比起红灯区每日匆匆诞生悄悄湮灭的无数生命，他们的声音被记录了下来，而且为人所知，这是其他人几乎不可想的事情。所以我想，在是否知情这一点上，没有必要矫情。
这部纪录片记录的事情其实很简单：Zana想帮孩子们进入寄宿学校，受到教育，最终远离红灯区。为了让好的学校接受这些出身复杂的孩子，她与印度的官僚系统周旋，她利用孩子们的作品在牛津书店开办摄影展，获得关注和资金。结尾是这些孩子后来受教育情况的介绍，鉴于这个所谓的“后来”其实是指影片剪辑播出之前，而并非几年甚至十几年之后，所以使结局显得有些武断与仓促。我们看到，在付出了影片中记录下来的那些努力之后，有些孩子还是因为家庭或其他原因放弃了教育机会。

世间没有美丽能够永恒。但是，通过影像，一群十几岁的孩子的美丽得以永存。
Kochi（囡囡），安静明亮的眼睛，注视着Sonagachi的喧嚣混沌。父亲曾经想要把她卖掉，母亲神经脆弱，没法养她，所以她和祖母住在一起。家境的窘迫逼迫她早早成熟。“到这楼里来的男人都很坏”，她说。她非常清楚等待着自己的命运。“街上人嘴很毒，有时见了我就会说，‘你什么时候入行？’‘也快了吧？’我很怕成为他们。”她这样说着，却对镜头露出一个看得出勇敢和坚毅的表情。“我一直想如果我能离开这里然后上学，那可能就不一样了。”好在她祖母也是这种想法。
Puja（敬敬），她已经是几个女孩儿中生活最“幸福”的一个。虽然她的妈妈、祖母、曾祖母，全是妓女，但是（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她家的生活比较富足，她不需要打零工就能保证温饱，衣裙也是最鲜艳的。她的嘴角总是扬得高高，自信、大胆、外向、活泼，在女孩中间像个小公主。在Zana带她们去海滩玩的大巴上，她会带头唱起“阿开苦力猴亚猴奔”，不知疲倦地跳起舞。
Suchitra（妙画），不怎么说话，即便开口声音也不大。她的妈妈已经去世了，而她阿姨想把她送去孟买站街。家人的压迫让她变得内向、逆来顺受、与世无争。别人问她，“你有什么法子吗？”她只是回答：“没有。”
Tapasi（秀行），又是一个不得不早当家的孩子。比起Kochi，而且她显得更加安静懂事。也许生活已经使她磨出了硬茧，也许她真的是在用自己的名字（女苦修者）来定义自己的人生，所以才能说出这种话：“我不在乎（他们骂我）。如果想好好学，就得吃得了苦。……我没想过变富，穷也可以开心。日子总是有苦痛悲伤的，必须接受。……我妈老骂我，但我不在乎，因为妈妈就是妈妈。我知道她以什么为生，想到这些我就伤心。我长大了，妈妈就变老了，她以后要是没了，我就要照顾小妹。”
Shanti（宁宁）和Manik（红玉），姐弟俩。姐姐Shanti性情随和好说话，有时受弟弟欺负，也不过多计较。弟弟Manik有些男孩子的顽劣，但那顽劣并不过分。妈妈在楼下接客时，Shanti和Manik总会跑到楼顶放风筝。虽然爸爸更偏爱Manik，但妈妈却更担心Shanti的将来，她希望Shanti能走出红灯区。
Gour（小白），我无法形容我如何喜欢这个小男孩。他就像一位骑士，一位绅士，总能说出一些震动我的话。去动物园的时候，他说：“这些动物被关在笼子里，一天只吃一餐，游客还用塑料袋喂它们，这太糟糕了。”说到城里贫民区的生活，他说：“这里的日子混乱极了。乡下人住的是土屋，但很开心，不会像我们这里一样肮脏。这里到处都是脏盘子臭鞋子，别处都不这样。”说到Puja，他说：“我想把她带走，离开这里。否则她最后一定会去站街，一定会吸毒、偷钱。”
Avijit（即胜），这几个孩子中的天才。他有不容否认的艺术天赋，不仅在于摄影，还会画画，而且表现欲很强。他已经通过绘画获得了很多认同，这让他拥有自信。他母亲已经与他继父分居，不和他们住在一起。继父以前很好，是Avijit的偶像，但分居以后就开始消沉，吸大麻烟（chilum）上瘾。不久，Avijit的母亲就死于“厨房谋杀”。这一切造就了Avijit矛盾的性格，他厌恶红灯区的生活，但又觉得这里好像一个宿命的黑洞，他既然已被吸住，反抗也是徒劳。“我以前想当医生，现在想当艺术家。……我的未来是没有所谓‘希望’的。”他说。

影片结束时，Avijit进入了较好的学校；Manik的父亲则不让他和Avijit一起入学；Puja去了寄宿学校，但不多久就被妈妈接回了家；Shanti则是自愿离开寄宿学校回家；Gour没有上学；Tapasi逃走，自己去了一所女校；Suchitra被阿姨管住，没法离开红灯区；Kochi留在寄宿学校上学。
十多年过去，我搜了一下现在这些孩子们的状况。
Avijit去了纽约学习摄影，15年的时候，准备以副导演的身份制作一部首秀电影。“我过得很好，我很开心。”他说。
Kochi受到Zana的资助，也去了美国上学。
Suchitra最终逃离了红灯区，自由恋爱嫁给了同学，在一个NGO工作。“我想念那里（红灯区）的亲人，但不想念那里的生活。”她说。
Manik和姐姐Shanti离开了红灯区，住在别处，只是偶尔回Sonagachi看望父母。09年时，Manik也想和Avijit一样，以摄影作为职业；Shanti还在上学，想学酒店管理。“如果Zana阿姨和Ross叔叔没有支援我们，我们也走不了。我可能会被卷入暴力、酒精和毒品的漩涡。”Manik说。
Gour一家搬离了红灯区，09年时，他在做散工，月薪2200卢比。“拍电影的那帮人想要我去美国，但我撇不下家人。我不和他们联系了。（跟Zana）学摄影的那三年毫无意义。”他说。
Tapasi失去了联系，但据说在比哈尔乡下跳艳舞。
Puja仍在Sonagachi，成了一名（高级）妓女，跳一小时舞能挣1600卢比。她上了高中，本来有机会留在美国读书，但她自己选择了退学。她现在将名字改成了Priti Gupta。“Zana给了我妈很多钱，让她放我走，但妈妈不放。我是女孩，也是家里唯一的孩子。所以，我就成现在这样咯。……我现在有一套公寓，有笔记本电脑，有昂贵的手机，还有很多闲钱。我还缺什么？我和Zana阿姨通过电子邮件联系，我干起了我妈的老本行，这让她很伤心。但这一行真的待我不薄啊。”她说。

虽然影片被指存在“刻意忽视加尔各答当地社工团体的积极作用”、“过分聚焦孩子们家长的负面形象”和“拍摄过程中曲解译者本意”的问题，但它的意义不会因为这些主观或客观的指责而削减。借Avijit的话来说：“（《生于娼馆》）让我们的生活变好了，这就有足够理由了。我过去没有发声的渠道，即便想当艺术家也无路可走。这部影片给了我发声的渠道，给了我新生。”

我预期会看到底层印度人糜烂而无助的生活——影片的确不乏这类直面现实的残酷镜头；我预期会看到白人摄影师扮演“救世主”一样的角色——她的确伸出了援手；我预期看到出淤泥而不染的孩子们——他们的生命力的确顽强；我期待看到一条出路——我没有看到。
虽然Zana给出的方法是“教育改变命运”，但这只是针对个人而言。红灯区永远不会消失，就像一个永远填不满的坑，有几个人爬出来，就又有几个人陷进去。子又有孙，孙又有子，子子孙孙，无穷无匮。
影片的结尾曲是一首欢快的歌，重复的唱词呼唤着童年的奎师那：“Gopala, Gopala, Devakinandan Gopala.（牧童哥，牧童哥，提婆吉之子奎师那。）”我听着男孩子质朴天真的歌声，脑中回荡着奈保尔“再造民众”的虚幻而绝望的妄想，以及《心经》里“度一切苦厄”的词句，慢慢走出放映厅，心情难过极了，但却流不出眼泪。

[url=http://music.163.com/#/song?id=18925204]片尾曲[/url]

1956年颁布的《不道德贸易防止法案》是印度处理性工作的主要法规，该法案并未将性交易行为入罪，但是组织性交易、开设性交易场所等行为被认为是违法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