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3-12-01

tanninss • 小小摄影师的异想世界:现实版世俗神话与个体生命的哲思

影片开始是昏暗的房间，几只蚊虫绕灯而飞，幽深的走廊和暗色影调的妓女们依墙而立，混合着特有的异域音乐，种种元素都透露着这个文明古国一贯有之的神秘，似乎是带领观众窥视亚洲最大的红灯区。随之摄影师泽娜的陈述交代了背景。在观众窥视红灯区的同时，影片中观看的主体却是一双双孩子眼睛，影片开始不断组接孩子的眼睛和妓院环境，在整部影片中把8个孩子和泽娜摄影师联系在一起的媒介——相机——同样是孩子眼中的外部世界，无疑整部影片是以孩子的视点作为主要视点。但作为介入性纪录片，摄影师泽娜才是推动影片叙事的主要元素，而非8个孩子。
那8个孩子是否是主角呢？
接下来将从二元对立式的回答：“是”与“不是”中寻找答案。“是”，本文将更侧重于个体生命的哲思，“不是”本文将侧重讨论介入式纪录片的意义。
　　　
“是”——个体生命的哲思

人的一生是通过与他人相遇来完成自我圆满的。泽娜老师的出现让8个孩子的生活发生了些许改变。
比起片名《小小摄影家的异想世界》，我更喜欢《生于妓院》，不是因为妓院二字给我带来的窥视感，而是它还携带了整个社会评价体系中的唾弃，只要你出生在这里。
当我们还未出生之时，就已存在了我们的爸妈，存在了爷爷奶奶，存在了家乡，甚至存在了你未来叫什么。也就是说在我们没有进入这个体系之前，这个体系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一生中三大关系中的两种：地缘和血缘。就是这两点确定了谁和我们一生都有关系，确定了我们和谁是发小，读什么样的学校，接受什么样的教育，认识什么样的人。

当然红灯区的8个孩子一样不可避免，他们生于妓院，是妓女的孩子，是贫民区的孩子，生来不平等，已经不可驳斥，影响我们一生中的几个重要元素都不是我们可以做决定的。但是这生来的不平等参与了后天社会资源的分配。生于妓院的8个孩子没有受教育的权利，没有学校愿意接受他们，这无异于删除了他们最后可以做出选择的一项——业缘。无论他们是否愿意，男孩子长大贩毒，女孩子长大卖淫。如果没有泽娜老师的帮助，我想他们结束现有的社会体系，只有两种，要么死要么疯，一种是结束生命，另一种是不再称为人。虽然“定数”、“宿命”之类表示不可逆的词语中掺杂着“不可喻”的美学。但是对于不能能连仅有的一点选择权也抹杀掉，否则一代又一代只是在重复父辈的生活。

很多人觉得泽娜老师的出现只是杯水车薪，但新的事物出现是最好打破现有的状态，这是真正在做公益的人，通过摄影课这个契机和这些孩子联系在一起，教学相长，真正的公益就是这样，不是用强者的姿态去给予一些物资和钱财，而是用平等的姿态，相互了解双方，交换双方的拥有，无论是交换生活还是经验甚至是记忆。泽娜获得了奥斯卡，也许对自我是一种实现；孩子们受到了教育也是开始一种自我的实现。如一位日本禅师所说人的一生是通过与他人相遇完成自我圆满的。这是一种圆满的开始。

个体生命在漫漫人生中总会有对自我生命的反思，反思个体生命的存在和体验。不过对于印度的孩子有一个好处就是他们有信仰，他们相信诸神。这无疑是在减少人们对生命自身的反思，信仰就是对“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宇宙起源于哪里”、“为什么是有而不是无”等等问题的解答，同时至少他们在这里没有焦灼，他们有信仰不用去担心人的无根性。如佛家就用“来世”很好的解释了“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从子宫来投胎到子宫去。8个小小摄影家当他们离开家长去上学时，他们在唱歌；他们去海边拍照时，他们在唱歌。开心了唱，不开心了也唱。歌舞有这样的心灵慰藉。
可能每个人就是这样存在于两个时空，一个是信仰中，一个是现实中。
　　
“不是”——现实版的世俗神话

在传统世俗神话叙事中，泽娜老师是拯救者，而红灯区的8个孩子是被拯救者，他们所处的生活环境就是原本存在的困境。无疑泽娜老师是主体，是纪录片的推动者，通过推动叙事来赋予镜头意义。因为纪录片的真实性，可以说与该片的相关新闻是该影片的继续，如关于主角的后续报道（普雅会去妓院从事性工作，阿维塔就读纽约大学）以及该片获得奥斯卡奖等等。这部影片如传统的世俗神话一样，拯救完成英雄（泽娜）归来得到占主要话语权社会（奥斯卡金奖）的承认，而被拯救者（生于妓院的8个孩子）开始从社会边缘进入正常孩子的生活。

真实电影与我们看到的故事片不同之处在于：
观众观看故事片知道这一切是假的，主人公受到的磨难都是一时的，主人公也不会就此死去，因为故事无法再继续，观众更多是在释放情绪，生活中的不如意在电影中暂时得到想象性解决。
观众观看真实电影时时提醒自己这是真实的，这是的的确确存在，带给观众是一种情绪的聚合和认知这个世界，甚至考虑我应该做些什么呢。（每个人都有美好的主观愿望，据我玩游戏的一个主观推断，在玩天黑请闭眼的游戏，一些中性角色（平民）总会试图帮着警察赢，而非杀手。）

有些导演侧重考虑拍摄者与被拍摄者的关系，为了影片的真实、客观性，一刀不剪，或者影片时长达十几个小时，以至于观众寥寥，传播效果差，影片仅仅只有文献功能。有些导演侧重与被拍摄者与观赏者的关系，希望影片具有故事片一样的情节（如《沿江而上》），以获取观众的认可。对于好纪录片的评价不甚了解，传播效果、文献功能、艺术性各占比例多少。

如何平衡拍摄者、被拍摄者和观赏者三者的关系，也就是如何平衡客观真实性与影片本身的观赏性。介入更容易使影片更具有主观思想，不介入可能连主观思想都没有。

过度介入可能会导致这样一个结果，容易使得真实电影成为一场真人秀。导演更像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同时又是真实电影中的全知者。是否介入权衡在被拍摄者所处的困境，如果被拍摄者连基本的权利都无法享有，介入是必然，在被拍摄者具有基本的权利，忠实于其生活本身更为重要，介入容易使之成为孤本，而不具有一类人/某一社会现象的普遍性。

当然对于泽娜老师的参与我仍然觉得是必要的，因为被拍摄者最基本的受教育权利没有得到。纪录片就是历史大文本中的一个小文本，似乎又和艺术沾着边。因为其真实挑拨者人窥视的本能，但与此同时观看者又给自我赋予了一定的社会责任。事实上，从传播学的理论看来让受众从认知到行动，概率极微小。所以当说服一个人时，他开始思考这件事情已然是成功的开始。即便概率微小的行动率，也不能因此放弃纪录片可能具备的社会责任。

（《纪录片制作》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