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4-04-17
晋城小郭 • 祖与占:亨利-皮埃尔•罗什 《祖与占》序 by 弗朗索瓦•特吕弗
亨利-皮埃尔•罗什 《祖与占》序
by 弗朗索瓦•特吕弗
一九五五年，我在巴黎皇宫附近的一个叫做Stock的二手书摊，发现亨利皮埃尔•罗什（HenriPierre Roché）写的这本小说《祖与占》（Jules et Jim）。
这本书是两年前出版的，但并没有引起注意。对此书的评判既不好也不坏，实际上它几乎没有引起任何评价。对一个没有名气的小说作者，这种待遇并不离奇。引起我重视的，首先是它的书名，我立刻被这两个J悦耳响亮的音色所愉悦，然后我翻到封底，读到作者亨利皮埃尔•罗什，生于一八七九年，这本小说是他的第一本长篇小说。我当下思忖的是，这个新进小说家这时已然七十有六岁了！一个七十几岁的人所写的小说，是一本什么样的小说？
从第一行开始，我对亨利皮埃尔•罗什的文笔就一见倾心。彼时我喜欢的作家是让•考克多，为他的句子，那种显而易见的干燥的句子和精确的意象。我发现，亨利皮埃尔•罗什比之考克多，似不遑多让，他用一种最不铺张的、最简单的字眼，组织成极其精短的句子，达成一种同等于诗之质地的散文风格。在这种风格里，有一种情感从窟窿、从空无中来，从那些节省退却的、简练字句中出生。稍后，我有机会读到他的手稿，得以详视这种风格，我观察到，这种故意的、天真的文体，是从不计其数涂抹掉的字句里浮现的。在一整页坦率如小学生般的写作里，他大幅删掉，只剩下七个或八个句子，而这七八个句子又要再删去三分之二。《祖与占》是一个诗人用电报体写就的爱情小说，他努力忘掉自己的文化，像农夫插秧那样简洁而具体地排列他的字句和想法。
很容易想象的，我对这本小说的热情伸展到其中的人物和他们的爱情故事。通常比起看书，我更喜欢看电影，我颇有规律地一个礼拜看上十六到二十部电影。我是只为电影而生活的。在为《艺术》周刊(ArtsSpectacles)写影评时，我有了机会实践我的热情。而在读《祖与占》时，我有个感觉是，我正置身于一个电影上史无前例的例子里：表达两个男人对同一个女人的爱，并让“观众”在这些角色之间无法做出情感上的选择，他们让这三人带领着，平等地去爱他们。这种反对选择在这个故事里是这么地触动我，书店的编辑介绍它时下的评语是：“三人间纯粹的爱。”
几个月后，我在剪接室很技术性地看完一部令我兴奋的美国电影，一部告白式的西部片：埃德加•G•乌默（Edgar G.Ulmer)的《边城侠盗》（The Naked Dawn）。我的一些想法把我带向《祖与占》这部小说，在我为那部西部电影写的评论里，有这么一段：“我所认识的，最美丽的当代小说之一，是亨利皮埃尔•罗什的《祖与占》。这小说叙述的是两个朋友与他们共同爱人之间的故事，幸亏有一种再三斟酌衡量过的、全新的美学式道德立场，他们终其一生，几乎没有矛盾地温柔地相爱。《边城侠盗》让我意识到可以把《祖与占》这小说拍成电影。”
一个礼拜后我收到一封信：“亲爱的弗朗索瓦•特吕弗先生，您在杂志上为《祖与占》所写的几句话，让我非常感动，特别是下面这句话‘……幸亏有一种再三斟酌衡量过的、全新的美学式道德立场’。在您接到的这本书《两个英国女孩与欧陆》里，我希望您对这点有更多的再发现。亨利皮埃尔•罗什。” 我回了信。从此之后的三年之中，我们相当规律地通着信，直到他去世。我去拜访过他两三次，在他Meudon的家里。火车一直开到他的花园尽头，亨利皮埃尔•罗什那年七十七岁，非常高瘦，和他的小说人物一样温柔，他非常像那个他经常提到的马塞尔•杜尚(Marcel Duchamp)。画家杜尚是罗什极为景仰的人物。他还认得德兰(Derain)、毕卡比亚(Picabia)，海关员卢梭(le Douanier Rousseau)、恩斯特(Max Ernst)、布拉克(Brague，他们在同一个拳击场一起赛过拳)，他曾经是玛丽•洛朗桑(Marie Laurencin)的情人，他介绍毕加索给美国人认识。四十年后，他发现了沃尔斯，而终其一辈子，他始终仰慕杜尚，在他的第三本小说《维多》(Victor，未完成，一九七七年出版)里，他是他的小说人物。
回到一九五六年，在我最初的几封信里，我告诉罗什，如果有一天我能拍电影的话，我一定会把《祖与占》拍出来。这个主意让他很高兴，我们当时决定，由我组织剧本的骨干，而他自己负责写对白，根据他的用语是：“疏通和扭紧的对白”。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他的信上写道：“您读过托哈•多达勒(Thora Dordel)写的Monamant se marie吗？写得好极了，可能找不到了，我可以把我的借给您看。在一九零五年时，我曾经从俄文翻译过契诃夫的 《凡尼亚舅舅》。太早了。那时候还没有人要读，同样的情形也发生于施尼茨勒(Schnitzler)的La Vania，那是一九零六年。”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亨利皮埃尔•罗什七十八岁了，他出远门来看我的第一个短片《顽皮鬼》(Les Mistones)，他主动写了一篇短文指定要给《艺术》周刊，但是我当时身为这个报纸的影评人，不敢发表。我告诉罗什，我想拍摄《祖与占》的意愿始终强烈，但对于一个新进导演来说，这个计划仍然太过困难，我必须先拍《四百下》(Les Quatre cents coups)。他懂得我的立场，但是给我写了一封信，一封在我二十五岁的自我主义里无能投以太多注意的信，他说：“有朝一日您拍摄《祖与占》的时候，如果我还在世，我将感到幸福。我愿意尽可能地与您一起工作。如果您找到理由或者借口让我们得以见面，请告诉我。”
由于确信在让•雷诺阿(Jean Renoir)的宏大视野和罗什的智慧里，有某种同源同属的关系，我给他寄了一本《电影手册》(Cahiers du cinema)，他一九五八年三月十八日的信上说：“非常感谢您寄来的《与让•雷诺阿对谈》。这对我是一个启示，这对谈是这么充满智慧和教育意义，这么感动人，令人振奋，这么人性，这么真实。”然后他谈到他的儿子，让•克劳德，他愈来愈为他感到骄傲：“我的儿子在卡马尔格地区工作，他的电影很成功，得到外国影展的邀请，他拍的是让•罗斯丹(Jean Rostand)以及让•潘勒维(Jean Painleve)的传记片，他以对纯粹美感的把握、对颜色的敏锐和强烈观察力拍出的《昆虫的交配节庆》，也引起注意。他会很高兴放映他的电影给您观赏。”
他亲笔签名送我《两个英国女孩与欧陆》时，附了一个句子，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他说如果这本小说没有《祖与占》成功的话，他就弃笔不写了。虽然如此，在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二日的信里，他写道：“第三本小说是非写不可的！我已经动笔，我相信有些节奏会让您喜欢的。但是我还没有寻得一个统一的观点。”这就是我前面提过的《维多》。
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间的冬天，我正拍《四百下》，让克劳德•布里亚利(JeanClaude Brialy)来了，为了在蒙马特路的一个夜景中做一分钟友谊性的演出。令我惊喜的是，他带来了让娜•莫罗(Jeanne Moreau)，我崇拜的女演员，在剧场演过《热铁皮屋顶上的猫》。
因为下着雨，天又冷，我们快速地、即兴地拍了一些小场面。由于被让娜•莫罗所振奋，我寄了四张她的照片给罗什，征询他的意见。一九五九年四月三日，他的回信写道：“亲爱的年轻朋友，您给我寄来多么好的信……非常感谢让娜•莫罗的照片。我喜欢她，我很高兴她喜欢凯茨！我希望能够认识她，来看我吧，任何时候只要您们高兴，我等待着。”
四月五日我接到这封信，四天以后，亨利皮埃尔•罗什，在每日例行注射的时候，在他的床上，极其安详地去世。
一九六一年，我终于决定要开始拍《祖与占》，而作家已经不在，无法履行他撰写具有“疏通和扭紧”功能的对白的承诺。但我们，我和让•格鲁沃尔(Jean Gruault)尽可能地忠实于原著。《祖与占》很可能是新浪潮诸电影中唯一夹带大量解说的——那些几乎完全引自书中的“旁白”。
在拍摄和剪接期间，我不时地推翻剧本，重新打开我的小说，或这或那地引用那些发亮的句子，把它们融进影片声带里以“挽救全局”。
这篇序文的目的，是为了让读者更好地认识作者和他两部令人惊异的小说。我不预备在这里叙述那些拍摄过程中的焦虑和狂热，除了说及让娜•莫罗，她总是能在我大惑不解的时候给我勇气。她的一种属于演员和女人的本质，使得凯茨——在电影中变成凯瑟林——在我们的眼中化为血肉，她的那些似假还真、疯狂、激情和滥用（但特别是她的令人生爱，我说的是一种名副其实的爱慕）。一位来自奥地利的演员奥斯卡•韦纳(Oskar Werner)演祖，他令人赞赏。另外一位新演员，叫做亨利•赛赫(Henri Serre)，他高大、瘦长，温柔诚实，演占这个角色。我选择他的原因，是他酷似亨利皮埃尔•罗什。
一九六二年初，影片公开放映，正片开始前是一段美丽的短片，让•克劳德•罗什的《昆虫的生活》，关于蜻蜓的繁殖交配。《祖与占》得到立即的成功，使得小说原著在出版九年后成为畅销书，快速地被翻译为英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和德文。我自是双重地高兴。
让娜•莫罗和我，我们收到从各地——不只是法国——寄来的信，令人重视的信。一些年轻的母亲们以占或祖或凯瑟林为她们新生的婴儿取名。我要提到一封特别重要的信来自一位年老的女士，署名凯茨，《祖与占》里真实的女主角，被那两个朋友长久地共同爱过的女人：坐在幽暗的电影院里，很害怕将要去面对的一些类似的伪装，一些多多少少会激怒人的对比，但我很快被您以及让娜•莫罗的魔力所攫住，以及那些曾经盲目地活过的事物唤醒。亨利皮埃尔•罗什“善于叙述”我们三人间的故事，对连续情节的熟悉掌握并不足为奇。而您，您怀着的是何等样的才华，多么心领神会，得以把我们三人间亲密情感的重点——尽管有那些情节上无可避免的删改和折衷——表现得如此可触可感？在这方面，既然另两位已不在人世，不能对您说：“是的，是这样的。”我是您唯一的真实的见证人。
考克多看了电影后回想起亨利皮埃尔•罗什，给我写了信：“我对这本小说的作者认识很深，一个极细致高贵的灵魂。”
我得到了真正的凯瑟琳的赞赏，但我经常想到的是那个真正的占。亨利皮埃尔•罗什早已不在，不能够亲自收获那些他栽种的果实，这件事开始折磨我。我曾经坚定地认为，彼时我还太年轻，还没有足够的能力以摄影机表达出罗什用他的笔写出来的东西。我拍《祖与占》时还不到三十岁，但我极努力想要拍出的不是一部“年轻人的电影”，我想拍的是一部“老年人的电影”，我没有把握我是不是把它拍好了！
几年过去了，我的思绪经常把我带回亨利皮埃尔•罗什。为了乐趣，我至少一年重读一次《两个英国女孩与欧陆》。把它变成电影的念头还没有浮现，因为它牵涉的不是一种线性的叙述方式，而是一连串的文学元素的呈现，像真实的材料记录：那些日记，信件和独白的摘录。有好几个地方，罗什把全页分成两栏，为了对照两姐妹以及男主角克劳德（很明显地不是别人，就是作者本人）的日记，就像《祖与占》，这些材料都是传记性的。丹尼斯•罗什有一次告诉我，书里面的安，后来成了沙吉•狄阿吉勒夫领导的俄国芭蕾舞团里的舞台布景师或是服装管理。
《两个英国女孩与欧陆》写于《祖与占》之后，而故事发生在先，克劳德刚刚成年，而占已届壮年。《两个英国女孩与欧陆》里的主要角色都比《祖与占》里的年轻，他们的故事比较忧伤，比较激烈，在《祖与占》里那种因为时间以及空间上的距离而产生的智慧和安详的叙述语气，在《两个英国女孩与欧陆》里不复存在，后者的小说人物在作者狂热撕裂的风格中，重现了他们的真实经历。
两本小说的大大不同，小说家自己解释得很清楚，在《两个英国女孩与欧陆》的引言里，他说：“我们感觉它比《祖与占》道德，里面引用的日记是全然坦率的。”
随着时间的过去，我开始认定《两个英国女孩与欧陆》是一本比《祖与占》更优异的小说，但我仍然坚持它是无法改编的，因为书里的三个主要人物几乎很少有机会在一起，他们之间最强烈的情感都藉由通信从远处传达。
一九七一年，我经历第一次的忧郁症，被送进医院进行一种睡眠治疗。我只带了一本书《两个英国女孩与欧陆》，每一次醒来就读上几页，我在书的边缘做笔记，就像我要把它改编为剧本一样，在一些时刻，我下了决定，离开这个悲惨的地方，把自己和让•格鲁沃尔关在一起开始工作。
我们想要拍一个比《祖与占》更肉体的电影；这个电影要表达的不是肉体的爱，而是“一个肉体的电影关于爱”。演员是让皮埃尔•雷欧（JeanPierre Leaud）和两个英国女演员琪卡•麦克罕（Kika Markham）、史黛丝•坦德特（Stacey Tendetec），《两个英国女孩和欧陆》变成一部电影了。在法国公开放映时，观众的反应很冷淡，但几年下来，我相信，这电影已经累积了一些声望。无论如何，我自觉在拍摄期间长进不少，不管是对电影的认识，或是对生活、对爱的领悟，以及对感情的暴力，对人相爱时无辜地带给对方的伤害与残忍。
一九五九年四月九日亨利皮埃尔•罗什去世时，只有少数报纸提及，也仅寥寥数行。因为这个杰出的人终其一生都不是名人。但是最近乔治•奥希克在他的书里专开一页谈到他，标题是：《亨利皮埃尔•罗什隐晦的生活》。
他的父亲很年轻时就死了，亨利皮埃尔•罗什在母亲的专制热情中长大，他读的是政治，但绘画似乎比行政生涯更吸引他。他曾在朱里安学院研习绘画，因为自觉天分不够放弃了。他开始收藏画作，并且翻译了一些中国诗，这些诗被乔治•奥希克和阿勒伯•胡赛勒以及菲德•巴罗谱成曲子。罗什终其一生是个业余爱好者，因为他总是喜欢别人的作品更胜过自己的作品。他的政治学老师阿勒伯•索黑尔给他一段启示（电影里我改编的对白），令他信守不渝：
您将来想要做什么？
外交官。
您有巨大的财富吗？
没有。
那您可不可能，有一些合法的途径，在您的姓氏后面，加上一些有名的或卓越的人姓？
不可能。
放弃当外交官的打算吧。
那么，我能做什么呢？
有一颗探索的心灵的人。
那不是一个职业。
目前还不是一个职业，但将来会是。探索的心会变成一种专业，法国人长久以来一直把自己关在自己的国界里，应该多多旅行的。您总是可以在报社找到工作支付旅行费用。
可能就是在一九零七年左右旅行到德国的时候，罗什认识了犹太作家法兰茨•黑塞尔(Frantx Hessel)，他变成他的朋友，稍晚，更成了《祖与占》里的祖。
德文说写流利的罗什还结交了另一些他仰慕的德国友人：彼得•艾腾伯格（Peter Altenberg）,凯泽林（Keyserling）,阿尔图尔•施尼茨勒（Arthur Schnitzler）
关于罗什的事迹当中一再被传述的，可能他自己首先引以为傲的卓越行动，是他居中安排格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与毕加索的会面，那大概是一九一零年左右，也是在此时，他成为美国收藏家约翰•昆尼的购买顾问，他们的合作和友谊持续到一九二五年昆尼去世。
一九一四年大战总动员时，罗什宣称不适合当兵。他被秘密诬告为德国间谍——只因为在几年之间他与德国境内的OutreRhin地区有重要的信件往来——被抓起来关了两个礼拜。因为这个经历，他出了一本五十页的小书Deux dsmaines a la conciergerie Pendant la Bataille de la Marne，已经透露出那种生动、愉快的风格。
但我一直有个感觉是罗什掩饰着他丰沛的情感，而这是他的天性，他之所以立即起程远赴美国，与遭受这场不白之冤不是没有关系的。在纽约，他重遇杜尚。杜尚此刻正忙于他的重要作品：《甚至，新娘被她的汉子们剥光衣服》。
此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纽约，来此避难的成群艺术家们肆无忌惮，骚动搅翻了全城的艺术领域。毕卡比亚是其中的一个，和他的音乐家妻子嘉比西亚•布菲、艾德嘉•瓦黑士，以及那个似乎与王尔德有点像的、与一九一八年神秘消失在墨西哥的怪癖的诗人拳击手阿瑟•贾凡。
约翰•昆尼去世后，罗什继续他那为人鉴定买卖的生涯，此时他为一位传奇人物——印度哈贾(Le Rajah dindore)工作，哈贾带着他长期旅行，尤其常常前往印度。一九二零年在诗人儒尔•拉福格(Jules Laforgue)——他仰慕他的“传奇式的道德观”——的影响下，罗什准备出版他的第二本小书《唐璜》(Don Juan)，同一年，考克多出版他的La Noce Massacre。《唐璜》汇集了二十八篇浪荡子唐璜故事的各种变奏（唐璜和女旅行家、唐璜和丹尼斯、唐璜和芭璜娜等）。就在出书前夕，罗什的母亲表现出她的不满，为了安抚她的情绪，他以让•侯克(Jean Roc)的笔名出版。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德军占领法国的经历迫使罗什成熟，他终于结了婚，生了一个小孩，他教授法文、素描、下棋和体操，他买了房子。也许就是在这段时间，他开始起草《祖与占》，而直到一九五三年才出版。战后罗什出版过他的艺术评论、一些展览的文件报告。毕加索和杜尚此时盛名如日中天，经常有人要求罗什提供他对世纪初开始的那段法国绘画史的见证。
他为他的朋友杜尚所写的一段话，也适用于他自己：“他最美丽的作品是他对时间的使用。”事实上，罗什把他的生命都献给了女人。为了不要惹起他那独占地爱着他的母亲的不快，他很长一段时间保持单身。他独居，但是同时固定维持着与三个情人的灵肉合一关系，再加上几乎每日不断临时被他诱惑的路过的女人。他的作品就是这些事情和情事。自从一九零五年到他去世，几乎有五十年以上的时间，他逐日地、有条理地写他的日记，这是他浪漫冒险的纪实账本。日记里不时有英文以及德文的书写，也是为了躲过当下这个或那个情妇的嫉妒和好奇心的偷窥。
罗什去世后，我征得他妻子丹尼斯的同意和合作，把这些日记的大部分重新打字保留下来免遭损坏。但是我们在家里为这个工作所雇佣的打字小姐，在经过两年的工作后，拒绝再继续誊打这些日记，因为她是如此地被这个二十世纪的唐璜的言行举止间流露出的——她以为她感觉到的——“不自觉的残忍”所扰乱震惊。
我应该让这位打字的女士知道亨利皮埃尔•罗什并不是把追求真理和爱情的权利保留给男人：《祖与占》里的凯茨，最近的几年间，不是已经变成新女性主义的表率了吗？
这些日记如果出版，恐怕将达二十数册，我所接触过的法国出版社都予以婉拒。因为亨利皮埃尔•罗什在他们眼中仍然不是什么著名人物，更何况他日记中提到的那些赫赫有名的朋友或情妇，他无不使用假名一一掩盖，使人无法辨认。
因为这样，出版这些日记被认定无法回收成本。这些私人日记仍将保留它们的隐晦。幸而罗什垂老之年为他往日的经历留下了两本灿烂的小说，使得他不再籍籍无名。
在所有为他而下的评语中，我特别喜欢下面这一段让•波朗（Jean Paulhan）写的，他是他的朋友，负责他在伽里玛出版社出版《祖与占》：“是，他很高大，带着委靡忧郁的气质。他有点太清楚了，太谦逊了，他不令人吃惊，因为他令人迷惑。他对人充满爱。他觉得人是值得尊敬的。”
这篇长序到此结束，轮到您去发现亨利皮埃尔•罗什，您将凛然于他的温柔。您会把他带进您的生命中，视他为朋友。我希望，您会爱他。
by 弗朗索瓦•特吕弗
一九五五年，我在巴黎皇宫附近的一个叫做Stock的二手书摊，发现亨利皮埃尔•罗什（HenriPierre Roché）写的这本小说《祖与占》（Jules et Jim）。
这本书是两年前出版的，但并没有引起注意。对此书的评判既不好也不坏，实际上它几乎没有引起任何评价。对一个没有名气的小说作者，这种待遇并不离奇。引起我重视的，首先是它的书名，我立刻被这两个J悦耳响亮的音色所愉悦，然后我翻到封底，读到作者亨利皮埃尔•罗什，生于一八七九年，这本小说是他的第一本长篇小说。我当下思忖的是，这个新进小说家这时已然七十有六岁了！一个七十几岁的人所写的小说，是一本什么样的小说？
从第一行开始，我对亨利皮埃尔•罗什的文笔就一见倾心。彼时我喜欢的作家是让•考克多，为他的句子，那种显而易见的干燥的句子和精确的意象。我发现，亨利皮埃尔•罗什比之考克多，似不遑多让，他用一种最不铺张的、最简单的字眼，组织成极其精短的句子，达成一种同等于诗之质地的散文风格。在这种风格里，有一种情感从窟窿、从空无中来，从那些节省退却的、简练字句中出生。稍后，我有机会读到他的手稿，得以详视这种风格，我观察到，这种故意的、天真的文体，是从不计其数涂抹掉的字句里浮现的。在一整页坦率如小学生般的写作里，他大幅删掉，只剩下七个或八个句子，而这七八个句子又要再删去三分之二。《祖与占》是一个诗人用电报体写就的爱情小说，他努力忘掉自己的文化，像农夫插秧那样简洁而具体地排列他的字句和想法。
很容易想象的，我对这本小说的热情伸展到其中的人物和他们的爱情故事。通常比起看书，我更喜欢看电影，我颇有规律地一个礼拜看上十六到二十部电影。我是只为电影而生活的。在为《艺术》周刊(ArtsSpectacles)写影评时，我有了机会实践我的热情。而在读《祖与占》时，我有个感觉是，我正置身于一个电影上史无前例的例子里：表达两个男人对同一个女人的爱，并让“观众”在这些角色之间无法做出情感上的选择，他们让这三人带领着，平等地去爱他们。这种反对选择在这个故事里是这么地触动我，书店的编辑介绍它时下的评语是：“三人间纯粹的爱。”
几个月后，我在剪接室很技术性地看完一部令我兴奋的美国电影，一部告白式的西部片：埃德加•G•乌默（Edgar G.Ulmer)的《边城侠盗》（The Naked Dawn）。我的一些想法把我带向《祖与占》这部小说，在我为那部西部电影写的评论里，有这么一段：“我所认识的，最美丽的当代小说之一，是亨利皮埃尔•罗什的《祖与占》。这小说叙述的是两个朋友与他们共同爱人之间的故事，幸亏有一种再三斟酌衡量过的、全新的美学式道德立场，他们终其一生，几乎没有矛盾地温柔地相爱。《边城侠盗》让我意识到可以把《祖与占》这小说拍成电影。”
一个礼拜后我收到一封信：“亲爱的弗朗索瓦•特吕弗先生，您在杂志上为《祖与占》所写的几句话，让我非常感动，特别是下面这句话‘……幸亏有一种再三斟酌衡量过的、全新的美学式道德立场’。在您接到的这本书《两个英国女孩与欧陆》里，我希望您对这点有更多的再发现。亨利皮埃尔•罗什。” 我回了信。从此之后的三年之中，我们相当规律地通着信，直到他去世。我去拜访过他两三次，在他Meudon的家里。火车一直开到他的花园尽头，亨利皮埃尔•罗什那年七十七岁，非常高瘦，和他的小说人物一样温柔，他非常像那个他经常提到的马塞尔•杜尚(Marcel Duchamp)。画家杜尚是罗什极为景仰的人物。他还认得德兰(Derain)、毕卡比亚(Picabia)，海关员卢梭(le Douanier Rousseau)、恩斯特(Max Ernst)、布拉克(Brague，他们在同一个拳击场一起赛过拳)，他曾经是玛丽•洛朗桑(Marie Laurencin)的情人，他介绍毕加索给美国人认识。四十年后，他发现了沃尔斯，而终其一辈子，他始终仰慕杜尚，在他的第三本小说《维多》(Victor，未完成，一九七七年出版)里，他是他的小说人物。
回到一九五六年，在我最初的几封信里，我告诉罗什，如果有一天我能拍电影的话，我一定会把《祖与占》拍出来。这个主意让他很高兴，我们当时决定，由我组织剧本的骨干，而他自己负责写对白，根据他的用语是：“疏通和扭紧的对白”。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他的信上写道：“您读过托哈•多达勒(Thora Dordel)写的Monamant se marie吗？写得好极了，可能找不到了，我可以把我的借给您看。在一九零五年时，我曾经从俄文翻译过契诃夫的 《凡尼亚舅舅》。太早了。那时候还没有人要读，同样的情形也发生于施尼茨勒(Schnitzler)的La Vania，那是一九零六年。”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亨利皮埃尔•罗什七十八岁了，他出远门来看我的第一个短片《顽皮鬼》(Les Mistones)，他主动写了一篇短文指定要给《艺术》周刊，但是我当时身为这个报纸的影评人，不敢发表。我告诉罗什，我想拍摄《祖与占》的意愿始终强烈，但对于一个新进导演来说，这个计划仍然太过困难，我必须先拍《四百下》(Les Quatre cents coups)。他懂得我的立场，但是给我写了一封信，一封在我二十五岁的自我主义里无能投以太多注意的信，他说：“有朝一日您拍摄《祖与占》的时候，如果我还在世，我将感到幸福。我愿意尽可能地与您一起工作。如果您找到理由或者借口让我们得以见面，请告诉我。”
由于确信在让•雷诺阿(Jean Renoir)的宏大视野和罗什的智慧里，有某种同源同属的关系，我给他寄了一本《电影手册》(Cahiers du cinema)，他一九五八年三月十八日的信上说：“非常感谢您寄来的《与让•雷诺阿对谈》。这对我是一个启示，这对谈是这么充满智慧和教育意义，这么感动人，令人振奋，这么人性，这么真实。”然后他谈到他的儿子，让•克劳德，他愈来愈为他感到骄傲：“我的儿子在卡马尔格地区工作，他的电影很成功，得到外国影展的邀请，他拍的是让•罗斯丹(Jean Rostand)以及让•潘勒维(Jean Painleve)的传记片，他以对纯粹美感的把握、对颜色的敏锐和强烈观察力拍出的《昆虫的交配节庆》，也引起注意。他会很高兴放映他的电影给您观赏。”
他亲笔签名送我《两个英国女孩与欧陆》时，附了一个句子，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他说如果这本小说没有《祖与占》成功的话，他就弃笔不写了。虽然如此，在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二日的信里，他写道：“第三本小说是非写不可的！我已经动笔，我相信有些节奏会让您喜欢的。但是我还没有寻得一个统一的观点。”这就是我前面提过的《维多》。
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间的冬天，我正拍《四百下》，让克劳德•布里亚利(JeanClaude Brialy)来了，为了在蒙马特路的一个夜景中做一分钟友谊性的演出。令我惊喜的是，他带来了让娜•莫罗(Jeanne Moreau)，我崇拜的女演员，在剧场演过《热铁皮屋顶上的猫》。
因为下着雨，天又冷，我们快速地、即兴地拍了一些小场面。由于被让娜•莫罗所振奋，我寄了四张她的照片给罗什，征询他的意见。一九五九年四月三日，他的回信写道：“亲爱的年轻朋友，您给我寄来多么好的信……非常感谢让娜•莫罗的照片。我喜欢她，我很高兴她喜欢凯茨！我希望能够认识她，来看我吧，任何时候只要您们高兴，我等待着。”
四月五日我接到这封信，四天以后，亨利皮埃尔•罗什，在每日例行注射的时候，在他的床上，极其安详地去世。
一九六一年，我终于决定要开始拍《祖与占》，而作家已经不在，无法履行他撰写具有“疏通和扭紧”功能的对白的承诺。但我们，我和让•格鲁沃尔(Jean Gruault)尽可能地忠实于原著。《祖与占》很可能是新浪潮诸电影中唯一夹带大量解说的——那些几乎完全引自书中的“旁白”。
在拍摄和剪接期间，我不时地推翻剧本，重新打开我的小说，或这或那地引用那些发亮的句子，把它们融进影片声带里以“挽救全局”。
这篇序文的目的，是为了让读者更好地认识作者和他两部令人惊异的小说。我不预备在这里叙述那些拍摄过程中的焦虑和狂热，除了说及让娜•莫罗，她总是能在我大惑不解的时候给我勇气。她的一种属于演员和女人的本质，使得凯茨——在电影中变成凯瑟林——在我们的眼中化为血肉，她的那些似假还真、疯狂、激情和滥用（但特别是她的令人生爱，我说的是一种名副其实的爱慕）。一位来自奥地利的演员奥斯卡•韦纳(Oskar Werner)演祖，他令人赞赏。另外一位新演员，叫做亨利•赛赫(Henri Serre)，他高大、瘦长，温柔诚实，演占这个角色。我选择他的原因，是他酷似亨利皮埃尔•罗什。
一九六二年初，影片公开放映，正片开始前是一段美丽的短片，让•克劳德•罗什的《昆虫的生活》，关于蜻蜓的繁殖交配。《祖与占》得到立即的成功，使得小说原著在出版九年后成为畅销书，快速地被翻译为英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和德文。我自是双重地高兴。
让娜•莫罗和我，我们收到从各地——不只是法国——寄来的信，令人重视的信。一些年轻的母亲们以占或祖或凯瑟林为她们新生的婴儿取名。我要提到一封特别重要的信来自一位年老的女士，署名凯茨，《祖与占》里真实的女主角，被那两个朋友长久地共同爱过的女人：坐在幽暗的电影院里，很害怕将要去面对的一些类似的伪装，一些多多少少会激怒人的对比，但我很快被您以及让娜•莫罗的魔力所攫住，以及那些曾经盲目地活过的事物唤醒。亨利皮埃尔•罗什“善于叙述”我们三人间的故事，对连续情节的熟悉掌握并不足为奇。而您，您怀着的是何等样的才华，多么心领神会，得以把我们三人间亲密情感的重点——尽管有那些情节上无可避免的删改和折衷——表现得如此可触可感？在这方面，既然另两位已不在人世，不能对您说：“是的，是这样的。”我是您唯一的真实的见证人。
考克多看了电影后回想起亨利皮埃尔•罗什，给我写了信：“我对这本小说的作者认识很深，一个极细致高贵的灵魂。”
我得到了真正的凯瑟琳的赞赏，但我经常想到的是那个真正的占。亨利皮埃尔•罗什早已不在，不能够亲自收获那些他栽种的果实，这件事开始折磨我。我曾经坚定地认为，彼时我还太年轻，还没有足够的能力以摄影机表达出罗什用他的笔写出来的东西。我拍《祖与占》时还不到三十岁，但我极努力想要拍出的不是一部“年轻人的电影”，我想拍的是一部“老年人的电影”，我没有把握我是不是把它拍好了！
几年过去了，我的思绪经常把我带回亨利皮埃尔•罗什。为了乐趣，我至少一年重读一次《两个英国女孩与欧陆》。把它变成电影的念头还没有浮现，因为它牵涉的不是一种线性的叙述方式，而是一连串的文学元素的呈现，像真实的材料记录：那些日记，信件和独白的摘录。有好几个地方，罗什把全页分成两栏，为了对照两姐妹以及男主角克劳德（很明显地不是别人，就是作者本人）的日记，就像《祖与占》，这些材料都是传记性的。丹尼斯•罗什有一次告诉我，书里面的安，后来成了沙吉•狄阿吉勒夫领导的俄国芭蕾舞团里的舞台布景师或是服装管理。
《两个英国女孩与欧陆》写于《祖与占》之后，而故事发生在先，克劳德刚刚成年，而占已届壮年。《两个英国女孩与欧陆》里的主要角色都比《祖与占》里的年轻，他们的故事比较忧伤，比较激烈，在《祖与占》里那种因为时间以及空间上的距离而产生的智慧和安详的叙述语气，在《两个英国女孩与欧陆》里不复存在，后者的小说人物在作者狂热撕裂的风格中，重现了他们的真实经历。
两本小说的大大不同，小说家自己解释得很清楚，在《两个英国女孩与欧陆》的引言里，他说：“我们感觉它比《祖与占》道德，里面引用的日记是全然坦率的。”
随着时间的过去，我开始认定《两个英国女孩与欧陆》是一本比《祖与占》更优异的小说，但我仍然坚持它是无法改编的，因为书里的三个主要人物几乎很少有机会在一起，他们之间最强烈的情感都藉由通信从远处传达。
一九七一年，我经历第一次的忧郁症，被送进医院进行一种睡眠治疗。我只带了一本书《两个英国女孩与欧陆》，每一次醒来就读上几页，我在书的边缘做笔记，就像我要把它改编为剧本一样，在一些时刻，我下了决定，离开这个悲惨的地方，把自己和让•格鲁沃尔关在一起开始工作。
我们想要拍一个比《祖与占》更肉体的电影；这个电影要表达的不是肉体的爱，而是“一个肉体的电影关于爱”。演员是让皮埃尔•雷欧（JeanPierre Leaud）和两个英国女演员琪卡•麦克罕（Kika Markham）、史黛丝•坦德特（Stacey Tendetec），《两个英国女孩和欧陆》变成一部电影了。在法国公开放映时，观众的反应很冷淡，但几年下来，我相信，这电影已经累积了一些声望。无论如何，我自觉在拍摄期间长进不少，不管是对电影的认识，或是对生活、对爱的领悟，以及对感情的暴力，对人相爱时无辜地带给对方的伤害与残忍。
一九五九年四月九日亨利皮埃尔•罗什去世时，只有少数报纸提及，也仅寥寥数行。因为这个杰出的人终其一生都不是名人。但是最近乔治•奥希克在他的书里专开一页谈到他，标题是：《亨利皮埃尔•罗什隐晦的生活》。
他的父亲很年轻时就死了，亨利皮埃尔•罗什在母亲的专制热情中长大，他读的是政治，但绘画似乎比行政生涯更吸引他。他曾在朱里安学院研习绘画，因为自觉天分不够放弃了。他开始收藏画作，并且翻译了一些中国诗，这些诗被乔治•奥希克和阿勒伯•胡赛勒以及菲德•巴罗谱成曲子。罗什终其一生是个业余爱好者，因为他总是喜欢别人的作品更胜过自己的作品。他的政治学老师阿勒伯•索黑尔给他一段启示（电影里我改编的对白），令他信守不渝：
您将来想要做什么？
外交官。
您有巨大的财富吗？
没有。
那您可不可能，有一些合法的途径，在您的姓氏后面，加上一些有名的或卓越的人姓？
不可能。
放弃当外交官的打算吧。
那么，我能做什么呢？
有一颗探索的心灵的人。
那不是一个职业。
目前还不是一个职业，但将来会是。探索的心会变成一种专业，法国人长久以来一直把自己关在自己的国界里，应该多多旅行的。您总是可以在报社找到工作支付旅行费用。
可能就是在一九零七年左右旅行到德国的时候，罗什认识了犹太作家法兰茨•黑塞尔(Frantx Hessel)，他变成他的朋友，稍晚，更成了《祖与占》里的祖。
德文说写流利的罗什还结交了另一些他仰慕的德国友人：彼得•艾腾伯格（Peter Altenberg）,凯泽林（Keyserling）,阿尔图尔•施尼茨勒（Arthur Schnitzler）
关于罗什的事迹当中一再被传述的，可能他自己首先引以为傲的卓越行动，是他居中安排格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与毕加索的会面，那大概是一九一零年左右，也是在此时，他成为美国收藏家约翰•昆尼的购买顾问，他们的合作和友谊持续到一九二五年昆尼去世。
一九一四年大战总动员时，罗什宣称不适合当兵。他被秘密诬告为德国间谍——只因为在几年之间他与德国境内的OutreRhin地区有重要的信件往来——被抓起来关了两个礼拜。因为这个经历，他出了一本五十页的小书Deux dsmaines a la conciergerie Pendant la Bataille de la Marne，已经透露出那种生动、愉快的风格。
但我一直有个感觉是罗什掩饰着他丰沛的情感，而这是他的天性，他之所以立即起程远赴美国，与遭受这场不白之冤不是没有关系的。在纽约，他重遇杜尚。杜尚此刻正忙于他的重要作品：《甚至，新娘被她的汉子们剥光衣服》。
此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纽约，来此避难的成群艺术家们肆无忌惮，骚动搅翻了全城的艺术领域。毕卡比亚是其中的一个，和他的音乐家妻子嘉比西亚•布菲、艾德嘉•瓦黑士，以及那个似乎与王尔德有点像的、与一九一八年神秘消失在墨西哥的怪癖的诗人拳击手阿瑟•贾凡。
约翰•昆尼去世后，罗什继续他那为人鉴定买卖的生涯，此时他为一位传奇人物——印度哈贾(Le Rajah dindore)工作，哈贾带着他长期旅行，尤其常常前往印度。一九二零年在诗人儒尔•拉福格(Jules Laforgue)——他仰慕他的“传奇式的道德观”——的影响下，罗什准备出版他的第二本小书《唐璜》(Don Juan)，同一年，考克多出版他的La Noce Massacre。《唐璜》汇集了二十八篇浪荡子唐璜故事的各种变奏（唐璜和女旅行家、唐璜和丹尼斯、唐璜和芭璜娜等）。就在出书前夕，罗什的母亲表现出她的不满，为了安抚她的情绪，他以让•侯克(Jean Roc)的笔名出版。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德军占领法国的经历迫使罗什成熟，他终于结了婚，生了一个小孩，他教授法文、素描、下棋和体操，他买了房子。也许就是在这段时间，他开始起草《祖与占》，而直到一九五三年才出版。战后罗什出版过他的艺术评论、一些展览的文件报告。毕加索和杜尚此时盛名如日中天，经常有人要求罗什提供他对世纪初开始的那段法国绘画史的见证。
他为他的朋友杜尚所写的一段话，也适用于他自己：“他最美丽的作品是他对时间的使用。”事实上，罗什把他的生命都献给了女人。为了不要惹起他那独占地爱着他的母亲的不快，他很长一段时间保持单身。他独居，但是同时固定维持着与三个情人的灵肉合一关系，再加上几乎每日不断临时被他诱惑的路过的女人。他的作品就是这些事情和情事。自从一九零五年到他去世，几乎有五十年以上的时间，他逐日地、有条理地写他的日记，这是他浪漫冒险的纪实账本。日记里不时有英文以及德文的书写，也是为了躲过当下这个或那个情妇的嫉妒和好奇心的偷窥。
罗什去世后，我征得他妻子丹尼斯的同意和合作，把这些日记的大部分重新打字保留下来免遭损坏。但是我们在家里为这个工作所雇佣的打字小姐，在经过两年的工作后，拒绝再继续誊打这些日记，因为她是如此地被这个二十世纪的唐璜的言行举止间流露出的——她以为她感觉到的——“不自觉的残忍”所扰乱震惊。
我应该让这位打字的女士知道亨利皮埃尔•罗什并不是把追求真理和爱情的权利保留给男人：《祖与占》里的凯茨，最近的几年间，不是已经变成新女性主义的表率了吗？
这些日记如果出版，恐怕将达二十数册，我所接触过的法国出版社都予以婉拒。因为亨利皮埃尔•罗什在他们眼中仍然不是什么著名人物，更何况他日记中提到的那些赫赫有名的朋友或情妇，他无不使用假名一一掩盖，使人无法辨认。
因为这样，出版这些日记被认定无法回收成本。这些私人日记仍将保留它们的隐晦。幸而罗什垂老之年为他往日的经历留下了两本灿烂的小说，使得他不再籍籍无名。
在所有为他而下的评语中，我特别喜欢下面这一段让•波朗（Jean Paulhan）写的，他是他的朋友，负责他在伽里玛出版社出版《祖与占》：“是，他很高大，带着委靡忧郁的气质。他有点太清楚了，太谦逊了，他不令人吃惊，因为他令人迷惑。他对人充满爱。他觉得人是值得尊敬的。”
这篇长序到此结束，轮到您去发现亨利皮埃尔•罗什，您将凛然于他的温柔。您会把他带进您的生命中，视他为朋友。我希望，您会爱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