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术即将结束，医生的双手沾满鲜血，是这位患者得到救助了吗？

在战火中的夏利特医院，这位患者可能是在被处决。

纳粹德国统治时期，无数的医生违背了希波克拉底的誓言，手中的柳叶刀变成了行刑的工具。在优生学的指引下，医院的作业高效得就像是一条流水线。产科里，母亲生下的孩子会被送去儿科检查。其中，残疾的孩子会被上报，直接被当做帝国的弃儿。等待他们的，要么是送入毒气室的“特殊治疗”，要么留下用作药品的人体实验。紧接着，母亲会被召回产科，或许就在当时诞下孩子的同一张手术台上，被实施强制绝育术，避免这样的“低劣基因”再流传下去，给社会带来负担。

但是，在这部剧中，从未有直接的镜头，对准一个母亲，拍摄她与孩子的离别，和强制绝育时的绝望。利用苦难的历史博人眼泪并不是编剧希望达到的目的。他希望让观众看到的，是制度要求与人性道德的冲撞。故事中，儿科医生Artur和他的妻子生下了一个罹患脑积水的残疾女孩。在过往，Artur或许会直接把这样的患儿送上开往“特殊医院”的死亡之旅，抑或在新的“帝国弃儿”身上开展他的医学实验。现在，笔下即将上交的病例的就代表着自己的孩子。他的选择会是什么？《夏利特医院》用一种侧面的方式，隐忍地记录了他和妻子内心的矛盾和挣扎。

如果说在Artur的身上还存在着理智和制度之间的拉扯，那么精神科的医生Crinis则是完全倒向了最黑暗的深渊。作为冲锋队忠诚的一份子，他可谓是当时最模范的医生了吧。在战场受伤，被迫截肢的军人经过他的“回春妙手”，扣上了存在精神疾病而故意自残的逃兵帽子，送上了绞刑架；为了配合法庭的诬陷，他将中风的异议者瞬间“治愈”，变成适合审判服刑的健康人，送入了集中营；刚刚在战争中失去孩子、精神恍惚的母亲，被他诊断为精神病患，险些同那些患儿一并送去接受“特殊治疗”。这位社会达尔文理论的信徒，或者一个根本没有信仰、仅是攀附权贵的小人，让我看到了最纯粹的恶。

人性的残酷是由党派、意识形态所逼迫出来的，可战争的残酷从来不分党派、不分意识形态，会降临在每一个普通人身上。在夏利特医院的外科手术台上，你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点。在故事里，夏利特的院长Sauerbuch和他的外科团队用精湛的医术，巧妙地利用患者残留的活动能力制作特殊假肢，帮助他们重建自信，重新开始。在战争年代，假肢的研究与发展想必一定是个高峰期吧。毕竟除了战争，又有什么可以让这么多原本健壮的青年，在短时间内就要面对带着伤残肢体的新的生活呢？近期正在召开的残奥会，恰恰诞生于二战之后的原因，大概也是如此吧。

如果周围满是黑暗，一个精彩的故事一定会把焦点对准那个时代的光明，以期一种衬托和平衡。之前看过的《窃听风暴》是如此，这次的《夏利特医院》也是如此。院长Sauerbuch和他身边的人就是在这个故事里的正面人物。他们用尽权利去保护弱者，告诉我们即使没有勇气和资源与当权者直接冲突，在那个时代，医生也完全可以有着枪口抬高一厘米的善良，尽可能不去助纣为虐。可就像东德四十年的历史里根本没有如《窃听风暴》中良心发现的史塔西一样，纳粹执政十几年中如Sauerbuch的医生少之又少。如若不然，又怎会有40万的妇女被强制绝育？又怎会有20万的儿童被送入毒气室杀害？那个时代的大多数医生，或者说，是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人，只是像一颗螺丝钉一样做好了本职工作。他们从不去仔细反思所做的工作到底意味着什么，只是盲目服从命令，埋头去做。于是在纳粹德国，建造毒气室就像是正常的项目招标，各建筑公司奉上设计好毒气管道的图纸和预算，从此无数无辜的人在此丧命；于是在民主德国，“秘密警察通报者”可以多达每四人就有一人，他们像是在做一种很平常的工作一样，上报着哪怕仅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从此无数无辜的人生活不再平静。

“平庸之恶，是指在意识形态机器下无思想、无责任的犯罪。 一种对自己思想的消除，对下达命令的无条件服从，对个人价值判断权利放弃的恶。”

《夏利特医院》，让我感受了平庸之恶的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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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影评写到这里就想结束了，这样的历史剧已足以让我感动。没有想到，在这部剧中还有些额外的惊喜。还是想随便地再写一些。

从未想到，在二战主题的影视作品中，同性之间的爱情还能成为一条重要的故事线。毕竟，在中国的坊间，性少数群体权益更像是在人酒足饭饱后，凭空“节外生枝”的“白左话题”。已经是战乱的特殊时期，谁又有空去管一帮“死基佬”的死活？这部剧就舍得用一条完整的线，讲述在变态制度下的两个“性变态”，医生Otto和护士Martin的爱情。追求生育率是当时纳粹政权的主要目标，同性恋乃是重罪。刑法175条中规定，主动勾引的一方要么送入集中营，要么接受阉割术。爱情需要信任，爱情需要勇气。听起来很玛丽苏的烂俗网文语言，在那个年代却要按照字面意思去理解，变得如此真实。信任，是指被举报之时，不会诬陷对方是“主动勾引者”，从而为自己脱罪；勇气，是指即使可能面对非人的刑法，依然敢于大胆地爱上对方。

在最后一集，Otto与Martin依偎着躲在医院的阁楼，听着盟军战车开进柏林的声音。纳粹战败了，他们胜利了，战争结束了，这段爱情仿佛马上迎来一个完美的开始。

Otto问：“战后我们怎么办？”

我脑中猛然想到了图灵，即使是抵抗纳粹的英雄，因为性取向在英国被迫害，最终选择了自尽。

所以，在纳粹的政权下，他们无法生活；在与纳粹为敌的政权下，他们也无法生活吗？

夏利特医院在冷战时被划分至东德一方。让我意外的是，生活在高压下的东德，这反而对他们来说是幸运的：因为在东德建立后不久就废除了刑法175条，同性恋从此除罪化；而在西德，这条法律一直执行到1990年两德统一。

这本不应该让我感到意外呀？因为东德作为左翼政权，本就应当将平等、包容理所应当地作为政纲，性少数群体生活在这样的政权下注定是幸运的呀。

我意外的原因是什么？大概是因为我已经习惯了在左翼政权下，“娘炮”这种歧视性词语可以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官媒报纸里；同性恋与“性变态”归为一类，出现在zf的文件中；被定义为是正确的事情越来越少，人们越来越习惯于用“举报”作为维护自己观点的利器。

德语的语法总是让我觉得很繁琐，特别是形容词词尾的各种变化。剧中的一段对话，让我或许在以后会有些不一样的想法吧。原来仅靠词尾的变化，就能构造出如此简洁却又浪漫的告白。在最后记录于此。

- "Hast du die richtige gefunden?"

- "Ja, aber den richtigen."

原本就是由于学习德语才开始接触德剧。而每次在看剧时，一些字幕组翻译不出来的小细节，总能让我有一种识破暗语的小小成就感。希望这些小小的惊喜，可以推动着我一直学下去，走下去。梦想总是要有的，万一哪天实现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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