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4-06-06
Phyllis • 漫长的决斗:自由的两重含义
电影的历史背景是上世纪二十年代英属印度的西北边境，这个地方到现在仍旧纠纷不断。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三十年，或称大博弈时代，英国和沙俄两大帝国在中亚和南亚从事的各种阴谋，进行的各种影子竞赛，无论如何都能激发我的兴趣，训练有素的印度间谍乔装成朝圣者潜入雅鲁藏布江流域，在转经筒内藏着一卷卷白纸纪录沿途的地形地貌，以固定的步幅测量所走过的距离，等等这些，非常能满足我的老派浪漫主义奇想。更重要的是，在那个时代，一切坚固的还没有烟消云散，一切神圣的还没有被亵渎，本雅明或伊格尔顿式的无望和失落还没有浮出水面。
电影里的杨是个失意的人类学家，他有着人类学家应有的对于多样性的热忱和惊叹，这两样东西理应是不分时代的。杨和简的第一次对话，「我们每个人都有偏见，我的偏见是针对这英国小心智。英国人所谓的文明就是把所有地方都变成萨里——玫瑰园和每天四点半的下午茶。」这话语充分体现出他「给予现存的多样性最充足的表达机会」以及「反对一切普遍性」的态度，恰到好处地说明他是个以赛亚•柏林式的老派浪漫主义者。请注意，这里的普遍性和地球围绕太阳公转之类的普遍真理是两码事，这种普遍不是指发现自然世界和人类行为中的某些规律（请不要和我说规律是不存在的），而是《病梅馆记》中写的那种削足适履，他反对使用「斫其正，删其密」的手段达成普遍，换句话说就是追求对差异的尊重和理解，尽量不要把世界的复杂和丰富都简化为自己的一颦一笑。这和世界上很多道理一样，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很难。
在殖民时代，杨那种纯真的浪漫主义确实会教良善的人们动容，如果没有它，阿拉伯的劳伦斯就不会在大马士革被法国人占去之后，请求丘吉尔划出一个叫作伊拉克的国家（日后如何就不说了），以兑现他对费萨尔王子许下的承诺。在今天，杨的浪漫主义变成了后现代者的玩世不恭——若不是懒惰的话。今天的人类学家每次踏进一个村庄的时侯不知是否都感到履薄冰，生怕这个拿「凝视」，那个拿「互为主体性」，又一个拿「释放不确定性」来抨击你其实什么都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当然这其实无所谓，只要你用新自由主义把自己全副武装起来（新自由主义的流行部分归功于跨国企业在世界范围内的成功），你就又什么都知道了。当然这两种理论的分歧不是我的重点。
对于一个想从事人类学的人来说，杨的经历令人既向往又沮丧。他本来是个学者，无奈学问无法帮他填饱肚皮，于是他改行做了警官，去了英属印度，以此接近他的研究对象，他深深地爱着印度，想了解那里的每一寸土地，每一个符号，每一种想法，就像他的同时代人查尔斯•贝尔深深地爱着西＊一样。贝尔亦是位学富五车的古典派学者，他藏语说得非常流利，是第十三世达＊＊＊的亲密朋友，他对于这个民族的理解想必是要令当今本朝的当权者自惭形秽的。电影中杨的处境比真实的查尔斯•贝尔更加惨淡，贝尔能凭借自己灵活的外交手段在英属印度的各级官员之中游刃有余，然而杨则因为和他上司们的「态度不同」而孤立无援。他很符合我们对于知识分子的刻板印象，除了学问和工作，对其他什么事情都没兴趣，社会化程度低，社交技能拙劣，当然他自己是不会意识到这些的。杨第一次见到上司斯塔福德的千金小姐简时，只忙着讨论如何捉到酋长，完全将这位美丽优雅的大小姐视若无物，因此受到同僚的责怪（「我们知道你和斯塔福德合不来，但没必要对他女儿无礼。」「我什么都没和她说啊。」「正是！」），而他却皱起眉头怎么也想不通，他那个疑惑的表情是整部电影中最幽默的一个场景。知识分子仕途不济从来都是可想而知的，俗话说仕而劣则学，杨也不例外，他本来已被调离，却遇到庞塔人（Bhanta）酋长「滋事」（英国人寻衅在先），当局遂想利用他丰富的地方性知识，逮捕这个行踪诡异的克里斯玛式酋长，又请他回来。（很遗憾，查了很久都没查到Bhanta究竟是哪个少数民族，也不清楚他们一开始说的是哪一种语言。）
酋长——杨的对手——亦是个浪漫神话，他骑术精湛，他劫富济贫，他还会爬到山洞里迎风和舞女谈情说爱，真可谓野性粗旷又柔情似水，想必任何一个爱幻想的人（尤其是女人，比如我这种）都会为他浓郁的异域风情和个人魅力所倾倒。他追求自由，在他看来自由等同于不受殖民者的奴役，等同于可以随时随地到山上去猎鹿，去做游牧民族做的事情，没有错，然而追求这种自由付出的代价是风餐露宿，忍受艰难。喜马拉雅山脉地区自然条件的恶劣程度相信绝对超过电影里那些在摄影棚中搭出来的布景，这一点我本人就有体会。既然如此，可以想像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和他们敬爱的酋长一样为了能随时上山猎鹿而放弃英国人提供的稍微优越一点的条件，就好像不是每个藏民都会望着高山筑成的屏障感叹这是自然的奇迹，多么美。他们会渴望去大城市，因为在那里道路平坦，去哪里都可以坐车，不需要赶着马和骡走上七八个小时。他们甚至会希望有人能帮他们把几个山头削平开一条路出来等等。人类渴望更加舒适便捷的生活，本是天经地义，这样的心态，电影里表现得即使不算非常细腻，但他至少知道要表现出来，比如酋长召集他的同胞反抗英国人时，一群牧民直接告诉他，「我们已经习惯了这生活，我们不想再做回游牧民了。」同样都是表现原住民试图摆脱外来者的奴役和压迫，这个电影虽然毫无名气，但在我看来比《勇敢的心》和《与狼共舞》这类坏人就坏得无恶不作，好人就好得白玉无瑕，强调一面倒的崇高感的电影要好得多。
至于自由的问题，英国人杨和拒绝加入酋长反抗英国人的那群牧民提供给我们很广的思考空间。我可以说当一个角色——比如华莱士——高声呼喊自由时，都是在动用一种显而易见的叙事策略，即直接给观众看他们最想看的东西，而观众也正中下怀，坐在座位上不假思索，被瞬间涌起的超强情感感动得热泪盈眶，照昆德拉的说法就是kitsch。
然而，自由是一个哲学性的而非常识性的问题，其中蕴含的智力和情感是同样重要的。不需要先诉诸哲学家们的辩论，从拒绝酋长的那群牧民，从杨违背军令放走酋长，以后私下和他会面，劝他招安这两个细节来看，你就可以知道自由并不仅仅是一声呐喊，一次纵火那么简单。我们说酋长是受到了殖民者的奴役，他不自由，这一点非常明显。那么心如赤子的杨又如何？难道他没有受到权力的奴役吗？难道他就只是被奴役的吗？
在电影当中，我们可以发现自由其实具有两重含义。第一重是指在经验领域表现出的意志行为（说简单点就是做个人想做的事，请不要跟我辩论意志的定义，因为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我们心中是自由的，但却在每一处都受到经验的制约。酋长是个游牧民，他要做回游牧民，也要带领他的同胞做回游牧民，殖民者要为此拘捕他乃至处死他。一些牧民希望能继续享受英国人提供的良好生活条件不愿再做牧民，因而拒绝加入他的反抗队伍。杨仰慕酋长的人格，希望他能带领他的族人过回他们渴望的生活，但却不得不遵从上司的指令去捉拿他。从这个意义上说，杨和酋长一样没有自由。
第二重含义是指意志为自己制定法则。酋长告诫他的族人每到一个地方获取胜利后，不可以掠夺财物，不可以抢劫民女，不可以杀人放火，这很简单没什么可多说的。杨违背命令，在神庙落成的典礼上放走了酋长，面对上级权力时，他给出一个理由：「难道你们想让他变成一个殉道者吗？」但其实我们都知道，他这样做的确是一种政治上的迂回策略，但更多是出于有所不为的道德律意识，就和罗伯斯庇尔拒绝处死丹东的理由完完全全的一模一样（当然前者最终还是处死了后者）。从杨身上，我们可以看见康德的消极自由概念挣脱了种种桎梏之后，转化为积极自由，开始为自己制定法则。在康德看来，既然自由是意志为自己制定法则，意志必须首先摆脱使得自己陷入他律境地的东西，对于杨来说，这种约束性的东西是他作为一个英国警督所要面对的权力。他凭意志制定的法则不去处理具体的善恶是非问题，因为这些问题见仁见智，而且离不开经验，因此实际上它是没有质料的。反过来，一旦以特定的质料来制定法则，自由就其约束转化为不自由。在电影里不用谈质料（这个词还需要一番冗长的定义），直接说政治权力就明确多了，杨和酋长都是很好的例子，他们两人私下会面时，杨告诉酋长，假如他向英国人投降，自己就能尽力帮他争取到较轻的惩罚——虽然杨本人认为英国人的行为是不正当的。当遭到同胞拒绝的时侯，酋长只是看着他们，什么都没有说，我想他虽然惊讶，但也能理解，也能应允，否则他的逻辑实质上就和英国人没有区别，他同样是剥夺了他们的自由。这群牧民也不是在逆来顺受和奋起反抗两极之间摆荡那么简单的，先前说过了。
正因为自由的两重含义有本质区别，电影里的酋长和他的部落以及人类学家兼警督杨，才算是蒙受了真正的损失。这是令人绝望的事实，每当我们在经验领域追求一种自由的时侯，我们就是往自己身上套一层枷锁。
电影中印度士兵和牧民伤亡的镜头实际上也是在用道德哲学的困境来消解酋长行为的正当性：为了游牧民的心理格式付出灭族的代价，合乎正义吗？他把英国人的机枪抢来杀戮印度人，合乎正义吗？杨用同一支机枪打死酋长的同胞，救他的同伴，又合乎正义吗？这些问题的答案是永远无法固定的，就像英雄式的酋长和赤子式的杨身上都有为达成目的而动用的残酷和为了自我保护而使用的算计，这正是他们吸引人的特点：兼具赤子的天真烂漫和世故之人的老谋深算。
事情到了后来就变得很可预料了，英国人用先进的武器和数量庞大的军队打败了酋长，酋长身受重伤，他自杀了，临终时把惟一的孩子托付给杨，与嵇康死前托孤给山涛可谓如出一辙（这两个人因为分属两个阵营而绝交了），如此君子的情义看起来着实不像存在于这颗快要报废的星球。我完全有理由相信杨会和山涛一样在给这个孩子的引荐信上写一句「父子罪不相及」之类的话（山涛向晋武帝举荐嵇绍的时侯是这么写的），让他能得到一份体面的，有尊严的生活。
酋长的命运让我想到，北欧神话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力量之神有一个女儿，她的美貌举世无双，可沉鱼落雁，深得父亲宠爱。一次力量之神外出时，其他众神把她许配给一个侏儒。力神得知这一桩婚约后极不情愿，于是设下一个计谋。他告诉侏儒，只有回答出他的全部问题后，才能娶到他女儿。这个侏儒正是所有侏儒中最聪明的人，号称全智者。力量之神问了侏儒整整一夜，智者果然名不虚传，回答出了全部问题。天亮时辩论结束，按照约定，侏儒可以带走力神的女儿。然而侏儒族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不能见到阳光。于是，全智的侏儒悲剧性地变成了石像，力量之神则保住了女儿。
到了最后，酋长和无所不知的智者其实同病相怜，尽管他骁勇善战无所不能，却又是毫无力量，他无论如何都无法达成自己的目的——获取部落的自由。要么他放弃自己的力量，不与外来者抗争，那么他就失去了唯一的取胜的机会；要么他每一次都与外来者抗争，并且在取胜的时刻死去，不仅死去，而且交出了惟一的子嗣，不折不扣地成了一座石像。在这个两难选择中，酋长和全智者，包括康德在内，都选择了后者，以放弃胜利为代价换来了取胜时刻的到来。这种选择是辉煌而悲壮的，但如伊格尔顿所说，它也没有任何持续下去的可能，我觉得他说对了。
总体上来说，这个电影对于当今我朝很有启示意义。另外，我写这些，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十多年来对伯连纳不变的喜欢，无论他演什么我都能在他的身上看到感情，很原始纯粹的那种。
2014年6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