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影节《孔秀》首映媒体场的映后，王超导演反复提到的一个词是“致敬”。影片是向一位坚持独立人格的工人女性致敬，也是在向1980年代的文学青年致敬。

“女性解放”是我们这个时代电影叙事的经典主题，几乎已经成为了一种类型片。这种类型片有一定的范式，有特定的受众，有在一个传媒意义上的“大众”绝对正确的表意，有随时准备应和这表意的一套方便使用的评论话术。

这一切都既让“女性解放”的叙事能容得下最不真诚的投机，也能为一些普遍意识形态审查所不容的反思提供庇护。

公平地说，《孔秀》两者兼有。

投机的部分引发了反感。影片宣发和导演本人对“妈宝男”、“家暴男”标签的有意突出让影片的前七十分钟似乎随时都有陷入流水账的危险：为了在一段大多数院线观众已经不太熟悉的年代背景中建立“独立女性”的人物弧光，影片不得不使用大量的留白和一定的重复来提高叙事效率。

王超导演完成这七十分钟故事的成就被低估了，事实上他围绕孔秀的成长史精准定位每一个男性或女性角色的控制力是教科书级别的。

无论是主人公的第一任丈夫那句尴尬滑稽的“我妈说了”，还是第二任丈夫关于“杨家人”令人恼火的训诫，或是车间主任那让人心寒的轻描淡写调动群体“霸凌”的笑话，都高效地调动着观众对孔秀的共情。

然而，这样露骨的渲染方式终究太匠气了些。而标签化的处理方式也模糊了两名男性的困境：“妈宝男”背后是六十年代无数发现自己余生只能回乡务农的大学生，“家暴男”则是七十年代生产安全问题的无数牺牲品之一。

特意带着女性主义视角期待的影迷这些年看过了不少更从容自然的处理，很难再全情投入这样一段格式清晰的命题作文，而把可能的情感叙事浓缩成性事的选择也恐怕无助于赢得这部分影迷的好感：“电影窥私”的评论范式已经极大地降低了影迷对剧情片中异性性指涉的容忍度，即使这可能是影片在性别议题上最明确的功绩。

在计划生育准备期的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避孕手段和意识的缺乏是非常具体的女性困境。并没有太多院线剧情片愿意呈现这一点。

留白一方面提高了叙事效率，另一方面，当然，也把空白变成了一层表意。

很难说这是出于导演的意愿，还是“留白”作为一种古老的观照方式（未必是创作方式）所滋长的东西。

远方火车的声音，作为意象来看显得有些陈旧，却是这种留白意识绝佳的载体，每每在情感强烈或主人公命运转变的时刻出现，提示着影片深层的虚无。第三幕的故事让这些空无都有了明确的指向。

把《孔秀》的故事解释为一个“女性成长故事”，或者戏谑地表达为“独立女性不需要男人”，是忽视了影片最精彩的两组剪辑所做的表意。

孔秀拒绝知识青年“同行”邀请的理由和女性主体性无关，因为她说的是，对方有美好的前途，而自己这一生就这样了。

我们应该明白这不是遁词，这是真实具体的迷茫，也是事实上会发生的事：有知识有技术的青年在改革开放后——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会有相对更广阔的天地，而一名普通的工厂女工，即使能够在下岗潮中幸存，也不过是如此终老。

孔秀推着自行车独自走着，雷声有些突兀有些俗套，但导演以此做声桥，连接的是男人在床上喘息的画面，浅景深的画面推镜，聚焦到窗台上丰腴的多肉植物，大雨淋湿了植物的叶面，而我们依稀听到了一声女性的呻吟。

这是全片最后一次性指涉，导演的处理方式很高级、令人惊喜地完成了全片关于情欲的隐晦表达：“孔秀”们的情感（女儿的控诉直白粗糙得令人尴尬）和欲望远远比我们想象得要强烈和丰富，其之所以无疾而终，不是或不主要是因为某种“强权”的压制和“理智”的选择，而是现实的意义空虚耗尽了他们的生命力。

孔秀拒绝第三次婚姻时依然年轻的面孔上那苍老的表情，和这场大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又相得益彰。

影片的另一处“题眼”出现在孔秀的小说发表之后。

小说的题目帮助我们去想象内容，那该是一部朴实简约的现实主义工人短篇故事。但故事内容对影片里孔秀之外的其他人来说，显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工人日报》——当然是官方背景的报社——刊登了这篇小说的事实。

导演在这里做出了对女性主义叙事的精彩反讽，让成为“文艺典型”的孔秀在播音台前用空洞的激情宣读女性诗人舒婷的爱国主义诗作《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同时平行剪辑多个场景，包括叛逆的女儿再次和“男友”坐在树荫里，邓丽君退场，取而代之的是“我是你的十亿分之一，是你九百六十万平方的总和”，接着是孔秀在红色的礼堂中做着报告，接着是她把自己的手稿投入火盆……

“祖国”再次把一切都收入麾下，它没有性别，如同“十亿分之一”平等地对待男人和女人，但它有明确的身份区分（不用“阶级”这个意识形态色彩鲜明的词）。工人是被赞颂的群体，拥有相对高的政治地位，但成为“典型”符号，成为高度可替代的传声筒是这个身份个体性的终点，个人创造力和理想是比天方夜谭更遥远的东西。

那个让一切陷入虚无的东西能被概括为“父权制”吗？

当一种理论建构陷入困境时，寻求极端的普世性和教条化是某种程度上的必然，我们可以从十八世纪的启蒙神话、十九世纪的科学民主信仰以及二十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中发现同样的进路，女性主义和女权以及新左派政治似乎也很难幸免。当然，这就是电影之外的话题了。

《孔秀》的前七十分钟让我一直悬着心，这两段以主人公离婚为分野的故事太像是某种被审查的“个人史诗”的样子了。就这部分来说，王超导演表现出观念和手法上双重的时代性，或说时代局限性。

对成长于八零九零年代的知识分子创作者来说，悬置时代背景地谈论个体性几乎是先验的价值原点，但这个原点离不开集体的政治激情与创伤，因而他们的创作总是终于个体性和时代性的左右互博。

在影片的后半个多小时，导演老辣的叙事功力显露出了锋芒，影像手法在配合美学取向的同时，也很好地保护了勇敢的作者表达。这是让我肃然起敬的半个小时。

泛“第六代”导演几乎已经完成了作为艺术家的使命，这对他们来说也许意味着更大的自由。希望我们这些后辈能对得起他们承担与纪录的历史。

策划：抛开书本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