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09-03-14
良友大漠 • 二十四城记:《24城记》以及贾樟柯的社会责任
3月13日“凤凰”华闻大直播，新闻一姐闾丘依旧一派深沉与凝重，镜头一切，对面坐着贾樟柯。问题自然从“24城记”到底层生存再到导演的社会责任，贾说关注工厂企业拆迁改造的同时也应该关注一下企业职工心理的问题。
当晚，决定去见识一下《24城记》，演到二十分钟，一队群体度周末的青年男女跑了，一个很大声音说“长这么大，就没看过这么难看的电影。”
的确。能分明感受到影片的压抑，但听到画面外传来的贾樟柯的声音时，却不免想哈哈笑——贾导演一下子变成贾记者。
这部电影的优缺点非常明显。
优点。贾樟柯延续了自己社会观察家的气质，同时又有所提升，由原来的人生或命运的观察，转换为社会问题观察，尤其是现代化进程与社会问题的观察。自《世界》以降，这种路线愈发明显，而且背景和主题愈发宏阔，《世界》里隐藏着全球化的命题，《三峡好人》里隐藏着生态和谐的命题，《24城》隐藏着社会化进程与心理进程的命题。
如同四川地震提出最重要的生命议题，不仅是在灾难层面，而是在生者的心理修复层面。《24城》就拍摄主题而言，无异于心理地震的问题。
成发集团的拆迁，对曾经依存它的职工而言，无异于一场心理上的地震，这个地震带着历史和现实窘迫的肌理，通过不同年龄、不同遭际的人身上显现出来。这叫巧妙或者巧合，其实是贾樟柯一惯聪明与精明的所在。
缺点。其实这根本就不是一部电影。放在电影院里放基本就是一个错误或“阴谋”。其结构方式，缺乏起码的叙事意识，而且用一种“单元”的方式掩盖它在衔接和关联上的不足，这与单元式结构的电影从质地上根本是不同的，《三峡好人》是一种电影常态，《24城记》只能说是一种纪录片或者新闻电影的形态。这部影片如果关掉背景音乐是不可想象的，背景音乐是它最重要的“救命”稻草，如果没有它，叙事的缝隙会很鲜明地显露出来。
所谓“三代”厂花的故事，英尺恐怕也是贾樟柯制作团队事先故意通过宣传制造出来的，它是一种假设的“关联”，这种关联会使观众在看电影时预设某种联系，而这也是贾所需要的，在影片中，吕丽萍饰演的大丽不是厂花，赵涛饰演的娜娜就更不是厂花了，她们与真正的“厂花”——陈冲饰演的之间实际上是没有联系的，她们应该与他们各自的同代人有联系，而陈冲身上，显然存在着虚构过度的成分在，一种极像小说式的人生套路，她的人生与整个影片的节奏是不相符合的。
说得严苛一点，如果关掉音乐，这部影片放到陈虻生前的团队里，都是一件极普通的作品而已。不知聪明的贾樟柯是否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以商业化的策略来包装与营销这样一部本不该走入院线的电影，最终会不会引起道德上的质疑？
就目前而言，如果没有，就可以算是侥幸了。
与此同时，透过这部影片，还能看到潜伏在贾樟柯身上的一种隐忧，就是想象力的衰退，贾已经在已限度地逼近现实，当他越走越近时候，会发现，问题的毛孔是越来越清晰了，但温润充满可能性的空间却没有了，不确定落实为确定了，好比我们看到《小武》进了监狱了，崔明亮的婚后生活开始了，《任逍遥》里的那两个小伙子长大成人了。这种想象力的固化，对贾未来的电影之路而言，可能更具致命性。
从《24城记》中，只能说想象力已经变成诗句了。
如果抱着这种看法回到闾丘的问题，会明白，一个导演的社会责任其实是个包含着多种歧路的命题，一个导演也是可以以记者、小说家、社会学者的方式来承担社会责任的，条件只是他具不具备这种能力；而《24城记》要以电影的名义来阐示社会责任，得首先问问它是不是电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