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08-06-16
艾小柯 • 英国医生:英国来的白求恩
2008年5月，第51界旧金山国际电影节进行的如火如荼，电影开场前为了碰运气看能否淘到一张票入场的队伍常常排出去大半个街区。尽管类似这样的热门电影往往只能有十几位幸运观众得以入场，大家仍然等待得不亦乐乎，简直乐此不疲。
我能赶上《英国大夫》实属巧合，也极其走运。除了名字相似，这部纪录片与《英国病人》没有任何相似之处。93分钟的电影描述的是英国脑外科医生Henry Marsh于2007年到乌克兰给一位患脑肿瘤的年轻患者进行肿瘤切除手术的过程。脑肿瘤的切除可说是外科手术中风险最大的一种，即使患者性命无忧，也很可能因为手术中意外伤及正常的脑细胞而丧失人体的重要功能，比如视力，行动能力，甚至思考能力。
主人公March医生是个典型的英国小老头：粗大的老式黑边圆眼镜，裤管挽进长毛袜里打扮得如同一个牧羊的老农民，骑着个二八的黑笨自行车去上班；可一进手术室，这个其貌不扬的老头子立刻变得生龙活虎，目光敏锐，言语俐落。老头平时爱做木工活，叮叮铛铛锤锤敲敲。我想不通他白天在医院给患者的头盖骨上钻完孔，怎么回家了还是喜欢在木头上钻孔呢。
片中除了主人公Marsh医生，还有两位个性鲜明的重要人物。一是Marsh医生在乌克兰的好友，脑外科医生Igor Kurilets，二是他的病人Marian Dolishny。Igor医生很外向，面对镜头总有很多的话要说，在苏联解体后社会环境迅速变化的乌克兰，除了治病救人的个人理想之外，Igor医生还有不少政治诉求——他想在腐朽低效的国家医疗体系之外建立高效先进的私人诊所；而因为Marsh医生这样的“海外关系”，他面临着很大的舆论压力与病垢；可他临时租用的医院却是曾经处处排挤他的前克格勃系统的医疗大楼。Igor医生崇拜乌克兰的民族英雄哥萨克人，认为自己也是直面变革搏击逆境的斗士。
Marsh医生和Igor医生在乌克兰相遇，两人最兴奋的是打开Marsh医生的大箱子把玩他从英国带来的各种二手医疗器械。Igor医生的妻子要来开饭，Marsh医生像个小孩一样恳求：“让我们再玩十分钟。”Igor医生的诊所买不起进行脑外科手术的医疗器械，一个在英国做完手术就扔掉的钻头可以在乌克兰用上十年；而装钻头的电钻还有吸除肿瘤的吸管也都只能去卖钉子锤子榔头的五金市场采购。
病人Marian的性格与Igor医生完全相反。Marian穿着灰暗的西式蓝外套，对着镜头腼腆的笑着，上门牙左右两边的牙齿各掉一颗，这让他看上去有点像只卑微的土拨鼠。Marian很安静，医生要他做什么就做什么，从不争辩，甚至连问题都没有。由于脑肿瘤而引发的癫痫已经把这个年轻人折磨得没了生命的活力，贫苦的他除了相信医生把自己的命运交给Marsh医生与Igor医生之外，别无他法。
电影除了细节刻画手术过程之外——很多时候甚至过于细致，钻头在头骨上高速旋转的兹兹声，锯齿切开坚硬头骨的咯咯声让影片的某些片段如同恐怖片一样可怕——最引人思索的是Marsh医生对待手术的态度。Marsh医生并不忌讳谈论手术的风险，对医生所掌控的决定患者命运的能力也直言不讳。影片除了追随Marsh医生的乌克兰之行记录Marian的肿瘤摘除手术外，还有他访问以前手术失败的一位乌克兰小女孩家属的过程。Marsh医生说因为他的失误，在救助小女孩的强烈愿望下决定冒本不该冒的风险实行开颅手术，结果手术失败导致女孩子的寿命缩短了两年。“面对患者的求生意愿，医生很难什么都不做，”Marsh医生承认，“你无法告诉患者‘没办法了，请回去等死’这样的话，可事实上有时却只能如此。”
对失败的坦然刻画，对这些令人黯然神伤的病患失望表情的记录使《英国大夫》保持了难得的中立态度。我喜欢影片的整体乐观基调，欣赏在失望中仍积极寻求希望的人生态度；但更感激导演Geoffrery Smith对不那么讨喜的失败与失望的刻画。正因为正确认识并面对风险，切实的希望才成为可能，否则那只是不切实际的空想或情感泛滥的冒险。影片不仅完整细致的描述了Marsh医生的行医原则，同时还在短短93分钟内涵盖了多个层次：Igor医生所代表的乌克兰的社会变革与Marian所在西部农村的贫困生活。难怪电影结束后的问答时段里，有多位来自乌克兰的观众表达了对Marsh医生的由衷谢意，同时也高度赞扬了导演Geoffrery Smith如实刻画乌克兰的认真态度。
对于中国观众来说，影片对乌克兰医疗机构的描绘让人一下子就想起来七八十年代中国的医院：长走廊，门口拥挤的患者，茫然或紧张的表情；而雨后泥泞的乌克兰农村小径与室内昏暗简陋的小土房又像极了中国的贫穷农村。Marsh医生对乌克兰的热爱与数十年如一日的援助，也让人不得不联想到中国人耳熟能详的那位来自加拿大的白求恩大夫。很多天，我都不能忘记Marsh医生站在那位手术失败的乌克兰小女孩墓碑前表情凝重的脸，还有那句掷地有声的话——
“我们必须帮助他人，若非如此，我们便什么都不是！”
发表于《电影世界》2008年6月刊，转载请注明。
我能赶上《英国大夫》实属巧合，也极其走运。除了名字相似，这部纪录片与《英国病人》没有任何相似之处。93分钟的电影描述的是英国脑外科医生Henry Marsh于2007年到乌克兰给一位患脑肿瘤的年轻患者进行肿瘤切除手术的过程。脑肿瘤的切除可说是外科手术中风险最大的一种，即使患者性命无忧，也很可能因为手术中意外伤及正常的脑细胞而丧失人体的重要功能，比如视力，行动能力，甚至思考能力。
主人公March医生是个典型的英国小老头：粗大的老式黑边圆眼镜，裤管挽进长毛袜里打扮得如同一个牧羊的老农民，骑着个二八的黑笨自行车去上班；可一进手术室，这个其貌不扬的老头子立刻变得生龙活虎，目光敏锐，言语俐落。老头平时爱做木工活，叮叮铛铛锤锤敲敲。我想不通他白天在医院给患者的头盖骨上钻完孔，怎么回家了还是喜欢在木头上钻孔呢。
片中除了主人公Marsh医生，还有两位个性鲜明的重要人物。一是Marsh医生在乌克兰的好友，脑外科医生Igor Kurilets，二是他的病人Marian Dolishny。Igor医生很外向，面对镜头总有很多的话要说，在苏联解体后社会环境迅速变化的乌克兰，除了治病救人的个人理想之外，Igor医生还有不少政治诉求——他想在腐朽低效的国家医疗体系之外建立高效先进的私人诊所；而因为Marsh医生这样的“海外关系”，他面临着很大的舆论压力与病垢；可他临时租用的医院却是曾经处处排挤他的前克格勃系统的医疗大楼。Igor医生崇拜乌克兰的民族英雄哥萨克人，认为自己也是直面变革搏击逆境的斗士。
Marsh医生和Igor医生在乌克兰相遇，两人最兴奋的是打开Marsh医生的大箱子把玩他从英国带来的各种二手医疗器械。Igor医生的妻子要来开饭，Marsh医生像个小孩一样恳求：“让我们再玩十分钟。”Igor医生的诊所买不起进行脑外科手术的医疗器械，一个在英国做完手术就扔掉的钻头可以在乌克兰用上十年；而装钻头的电钻还有吸除肿瘤的吸管也都只能去卖钉子锤子榔头的五金市场采购。
病人Marian的性格与Igor医生完全相反。Marian穿着灰暗的西式蓝外套，对着镜头腼腆的笑着，上门牙左右两边的牙齿各掉一颗，这让他看上去有点像只卑微的土拨鼠。Marian很安静，医生要他做什么就做什么，从不争辩，甚至连问题都没有。由于脑肿瘤而引发的癫痫已经把这个年轻人折磨得没了生命的活力，贫苦的他除了相信医生把自己的命运交给Marsh医生与Igor医生之外，别无他法。
电影除了细节刻画手术过程之外——很多时候甚至过于细致，钻头在头骨上高速旋转的兹兹声，锯齿切开坚硬头骨的咯咯声让影片的某些片段如同恐怖片一样可怕——最引人思索的是Marsh医生对待手术的态度。Marsh医生并不忌讳谈论手术的风险，对医生所掌控的决定患者命运的能力也直言不讳。影片除了追随Marsh医生的乌克兰之行记录Marian的肿瘤摘除手术外，还有他访问以前手术失败的一位乌克兰小女孩家属的过程。Marsh医生说因为他的失误，在救助小女孩的强烈愿望下决定冒本不该冒的风险实行开颅手术，结果手术失败导致女孩子的寿命缩短了两年。“面对患者的求生意愿，医生很难什么都不做，”Marsh医生承认，“你无法告诉患者‘没办法了，请回去等死’这样的话，可事实上有时却只能如此。”
对失败的坦然刻画，对这些令人黯然神伤的病患失望表情的记录使《英国大夫》保持了难得的中立态度。我喜欢影片的整体乐观基调，欣赏在失望中仍积极寻求希望的人生态度；但更感激导演Geoffrery Smith对不那么讨喜的失败与失望的刻画。正因为正确认识并面对风险，切实的希望才成为可能，否则那只是不切实际的空想或情感泛滥的冒险。影片不仅完整细致的描述了Marsh医生的行医原则，同时还在短短93分钟内涵盖了多个层次：Igor医生所代表的乌克兰的社会变革与Marian所在西部农村的贫困生活。难怪电影结束后的问答时段里，有多位来自乌克兰的观众表达了对Marsh医生的由衷谢意，同时也高度赞扬了导演Geoffrery Smith如实刻画乌克兰的认真态度。
对于中国观众来说，影片对乌克兰医疗机构的描绘让人一下子就想起来七八十年代中国的医院：长走廊，门口拥挤的患者，茫然或紧张的表情；而雨后泥泞的乌克兰农村小径与室内昏暗简陋的小土房又像极了中国的贫穷农村。Marsh医生对乌克兰的热爱与数十年如一日的援助，也让人不得不联想到中国人耳熟能详的那位来自加拿大的白求恩大夫。很多天，我都不能忘记Marsh医生站在那位手术失败的乌克兰小女孩墓碑前表情凝重的脸，还有那句掷地有声的话——
“我们必须帮助他人，若非如此，我们便什么都不是！”
发表于《电影世界》2008年6月刊，转载请注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