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极度空间》。

在后意识形态的社会里，我们被社会威权看作欲望的主体，而不是需要牺牲自我履行义务的主体。

我们的常识以为意识形态是一些模糊或者迷惑我们直观视角的东西——意识形态应该是扭曲我们视角的眼镜。 而意识形态批评则是它的反面，比如摘下墨镜，因此终于可以看到事物真实的样子。 正如《极度空间》的悲观主义所证明的，这一看法恰恰是终极的幻觉：意识形态不是简单地强加在我们身上；意识形态是我们自发地与社会所建立的关系，我们如何理解事物各自的意义，等等。某种程度上我们在享受我们的意识形态。

脱离意识形态是痛苦的，你需要强迫自己去做这件事。你似乎非常清楚自己正自发地生活在谎言中，墨镜会使你看到真相；但这个真相可能是痛苦的，它可以粉碎你的许多幻想。你必须被强迫去获得自由。如果你轻易相信不由自主的幸福感，你就永远无法自由。Freedom hurts.

关于《音乐之声》。

精神分析的基本观点是区分享乐（enjoyment）和单纯的快感（simple pleasures ）。享乐是体验错位的快感——哪怕享受的是痛苦。而这个额外因素干扰了义务和快感之间看似简单的关系。这也是意识形态尤其是宗教意识形态所负责、所运作的空间。

如果你观察那些聪明的天主教布道者，如果你真的试图去领悟他们提供你的究竟是什么——在这个案例里它并不是对性快感的禁止，讽刺的是它是相反的另一个极端——它是这种你所能得到的隐秘淫秽的许可。你在神圣的“大他者”（big other）掩护下，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这种契约并不属于基督教信仰本身，它属于作为一个机构存在的天主教堂。它是机构最纯粹的逻辑。同样它是意识形态运作的关键之处：不仅仅是表面信息告诉你要禁欲、受苦等等，而是隐藏的暗示——假装去放弃，因而你可以拥有全部。

当今来做心理分析的人们，他们的罪恶感不是源于过度的快感，不是因为他们沉溺于快感而与他们的责任感、道德感相悖；正相反，他们感到罪恶是因为他们不能充分享受快感，是因为他们无法去享受。

关于可口可乐与健达奇趣蛋。

马克思强调过商品从来都不只是我们购买和消费的单纯对象。“商品”是充斥着神学甚至形而上学意义上的精妙之处，它的存在总是反映了一种无形的超越性。可口可乐的广告公然地提及这个缺席的、不可见的特性——它并不仅仅只是可乐的另一个实际属性，一种可以被描述或者通过化学分析确切指出的东西，这些神秘的“言外之物”，它是那难以形容的“过剩”（surplus），是欲望的目的和原因。

在所谓后现代社会，享乐变成了一种怪异而变态的责任。可乐的悖论就是，当你口渴了，你去喝可乐；你喝得越多，就会变得越渴。人们的欲望永远都不只是对某个特定物品而言的，人们欲望的只是欲望本身，一种想要继续欲望下去的欲望。 也许欲望的终极恐惧是当欲望被满足，欲望也就不复存在。终极抑郁的经验就是失去欲望本身。

不可能倒退到以前那种自然而然的消费的状态——只为满足某种特定的需求去买东西，就像你渴了要去喝水——我们永远都想要更多。当可乐变热（ewww），它就不再是“真正的可乐”，这种从天堂到地狱的转变正是问题所在。当冰可乐被恰到好处地饮用时，它才具有吸引力；如果不符合这种情景，this can change into shit。这就是商品的基本辩证逻辑——我们并不是在讨论商品客观实在的性质，我们讨论的只是那难以捉摸的附加价值。

健达奇趣蛋：奇趣之处在于，它能够具象化你的欲望——凭借一个幌子：一个填充在巧克力蛋空心内部的塑料玩具。两个维度间维持了一个整体巧妙的平衡：当你买了这个巧克力蛋，你得到了免费的剩余。巧克力外壳不能只是一个驱动你去执行一个更深的窥探，用以通往藏于内部的宝物——就像被柏拉图称为agalma的东西，使你成为有价值的人，使一件商品成为令人满意的商品。我们应该瞄准更高的目标，那存在于物体之中的目标，恰恰是为了能够享受它的表层。这就是难以被接受的反形而上学的教诲。

关于《发条橙》与贝多芬第九交响曲。

《欢乐颂》通常被视作是对人性、团结和自由的颂歌。它具有在不同情境下的通用性。它适用于每一种意识形态，哪怕是针锋相对的政治运动中的双方：它可以作为纳粹德国的重大庆典音乐；苏联的共产主义歌曲；中国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期间的进步资产阶级歌曲，几乎唯一不被禁止的西方音乐；南罗德西亚为了推迟种族隔离的废除而宣布独立的过程中，修改它的歌词后作为国歌；秘鲁共产党“光辉道路”组织的领导人、极左游击队队员最爱的音乐；东西德尚未统一时参加奥运会某一方获得奖牌后的大会音乐；如今欧盟的非官方盟歌。我们可以想象一幅诡异的人类大团结场景——本拉登与乔治布什志同道合，萨达姆与卡斯特罗情同手足，白人与毛泽东亲如一家，他们欢聚一堂高唱欢乐颂。这就是意识形态如何行之有效：它永远不是只有一种意义，它需要作为一个空的容器来运作，容纳所有可能的意义。欣赏这些令人动容的艺术作品时， 我们能发自内心地感到“omg好感动好深刻” 。但你永远不知道到底是哪儿深刻了——它其实是空的（void）。不过这里有一个陷阱，诸如欢乐颂这样的框架看起来是中立的，其实并非如此。

意识形态的宣传总称“全人类各民族大团结”等等，你就应该问：“真的是全人类么？所有人？还是，有些人被排除了？”《发条橙》里alex这个小混混认同了这个被排除在外的位置。贝多芬的天才之处在于他已经在音乐表面上言明了这种排斥。突然之间整个调子变成了一种轻佻的旋律、荒诞可笑的节奏，不再是那种崇高雄壮的美。贝多芬不是廉价的歌颂者，歌颂友爱、人性或者团结、自由、尊严，诸如此类。第一部分，也是被错误地应用到现在所有正式庆典场合的部分——贝多芬清楚地认定它属于意识形态。然而第二部分讲述的是真正的故事，是妨碍意识形态的东西，是官方意识形态的失败，是他们未能束缚和驯服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贝多芬在做看起来很困难的事情——他在纯粹音乐作品里已经能做到意识形态批评的实践。

关于《西区故事》。

如果经典意识形态的运行方式如马克思所定义的，“他们并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但他们仍在做” ，犬儒式意识形态则以这样的模式运行：“我非常清楚我在做什么，但我仍在做”。悖论在于，既然你明白这些，为什么还要做呢？这就是意识形态犬儒的运作方式。他们其实并没有表现出的那么残忍自私，他们也有自己的小梦想，这个梦想可以是很多东西，甚至是普通平常的东西。

以英国2011年8月的骚乱为例。自由主义者的标准解释：我们不能仅仅将这场骚乱定罪为流氓的打砸抢，你要了解这些人怎样生活在贫民窟，缺乏正常的家庭和适当的教育甚至没有正规工作。但这是远不够的，因为人并不只是客观环境的产物；我们总是留有一点点的自由去决定我们该如何主观地应对限定我们自身的客观环境，如何通过建立自己的宇宙来反抗他们。

这些行为表明他们完全被主流意识形态所支配，而又无法实现意识形态的诉求。所以这是发生在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领地内的一种疯狂行动。就算我们谈论的是表面上完全与意识形态无关的暴行，我只想要烧房子、抢东西，这是特定的社会和意识形态装置造成的后果。在这装置里面，所谓争取正义、平等的大意识形态瓦解了，仍在运作中的意识形态，只剩下纯粹消费主义。抗议的爆发，也就不足为奇了。每一个暴力行动都是一个符号，有些东西你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甚至最残酷的暴力行为也是在落实某种象征性的僵局。

关于《出租车司机》。

将暴力行为的爆发导向了它极端自杀性的维度。我们不是仅仅是在面对和关注一个人的扭曲和他脆弱的心理状态，这仍是与意识形态有关的东西。困扰出租车司机的总是幻想；幻想不仅仅是一个个体的私人问题，幻想正是组成我们意识形态的重要材料。幻想根本上是一个谎言，不是因为“它是幻想而非现实”,而是因为幻想掩盖了一致性中的某个缺口。当事物模糊不清而我们不能清楚地认识它们时，幻想提供了简单的解答。

幻想的惯常模式是建构一个场景——不是一个我拥有了我欲望对象的场景，而是一个我自己被他者所欲望的虚构场景。任务总是去拯救臆想中的受害人，然而使英雄的暴力遭到质疑的一个真正原因在于，受害人不是一个单纯的受害人，实际上受害人以一种变态的方式，享受或参与了她的受害过程。简而言之，她不想被救赎，她拒绝被拯救。

暴力永远不是抽象的暴力， 它是一种对现实的血腥干预，用以掩饰思想上的软弱，即我们所说认知映射。你看不清到底怎么回事，我们在哪里。

出租车司机奄奄一息时，用象征的方式以手指作枪指着自己的脑袋，清楚地表明所有的暴力根本上是自杀式的。对他来说，应该使用暴力而且应该将它加诸自己身上，更明确地将暴力指向你体内，改变你，将你束缚在意识形态的统治中。

关于《大白鲨》。

鲨鱼象征外来威胁，比喻自然灾害、风暴，或者新移民造成的威胁。

我们害怕所有的东西，害怕新移民、害怕低阶层人的攻击，害怕自然灾害：龙卷风、地震、海啸，害怕腐败的政客，害怕大企业——基本上它们可以对我们为所欲为。鲨鱼的功能就是把这些所有的恐惧聚合起来，因此我们可以把所有的恐惧换成一个单独的恐惧，这样我们对于现实的把握就容易多了。

关于《意志的胜利》。

例如意识形态的最极端个案——法西斯分子的反犹主义，正是以相同方式运作。想象1930s普通德国民众的处境：社会威权、象征秩序告诉他你是一个德国工人或是银行家，但毫无实际作用——社会想让他做什么？为什么所有事情都在变坏？他感知现状的方法就是报纸，而报纸谎话连篇。他因为通货膨胀失业了，他失去了存在银行里的钱，他看到世风日下……这一切意味着什么？

法西斯主义最早的梦想——当然也是所有意识形态的梦想——就是拥有一个“蛋糕”然后吃掉它。法西斯主义根本上是保守的，需要经济发展和现代工业革命；但依然是一个维持甚至加固传统等级社会的革命。 一个现代、高效的社会，但同时受制于社会等级的价值观而不受阶级对立及其他的影响。但是法西斯主义者发现了一个问题：对抗、阶级斗争以及其他危机是资本主义固有的，现代化、工业化意味着旧有稳固关系的瓦解，它意味着社会矛盾。不稳定性正是资本主义运作的基础。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你需要生产一个意识形态的叙事，解释社会上事物恶化的原因并非社会发展的固有矛盾所造成的后果，而是外来侵略者造成的后果：在犹太人渗透我们社会之前一切都好；使我们社会恢复健康的方法就是清除犹太人。

你有众多恐惧，这种多重恐惧会使你感到困惑，你都不明白这些困惑意味着什么。而当你将这些多重恐惧投射到一个具体形象——即犹太人——上去，一切就变得清晰起来。在意识形态的系统里，你需要一些像这样的虚假而具体的形象去固定你的想象，这些形象可以动员人们。

关于《永恒的犹太人》。

想象一下，意识形态是一个过滤器，一个框架：当你透过这个框架观察事实时，一切都改变了。并不是因为这个框架增添了什么信息，而是因为它打开了猜忌的深渊。

注意到反犹主义描绘的犹太人形象的自相矛盾：他们一方面聪明过人，一方面非常粗俗。这是种族歧视的典型伎俩。你试图想象他者是如何暗中享受纵欲狂欢等等，因为在种族主义里，他者不仅仅是敌人，他通常还被赋予一些特定的堕落的享乐，或者相反，他者也可以是试图偷走我们快感的人；正如常言所说，妨碍我们生活方式的人。

小心不要落入全面否定的窠臼，以为组成纳粹意识形态系统的所有元素都是法西斯的原型。 大部分我们今天认为是跟法西斯主义有关的元素，它们的源头都是工人运动。像大批队伍一起行进的理念，以严厉的身体纪律作为义务的理念，都是纳粹直接从左派社会民主主义中吸收过来的。另一些纳粹世界观的核心概念比如人民的团结，问题是什么样的人民？如果你所指的人民是“民族共同体”（volksgemeinschaft），而敌人则自动变成外国入侵者，这样的话我们就变成了纳粹主义者。

关于“德国战车”（Rammstein）。

给意识形态定位是至关重要的。纳粹意识形态里最小的元素被德国战车演绎成只是纯粹欲望的释放。这种享乐必须是浓缩于一些细小的手势动作中，它们没有任何确切的意识形态含义。德国战车所做的就是将这些元素从其与纳粹的关联中释放出来，允许我们去享受它被赋予意识形态之前的样子。对抗纳粹主义的方法就是享受这些元素，通过悬置纳粹的视野，虽然这看起来很荒谬——瓦解了纳粹赋予的含义，你就从内部瓦解了纳粹主义。

如何将这些元素与意识形态联系到一起？这些元素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收买手段，意识形态贿赂和引诱我们走进它的大厦。这种收买手段可以是纯粹欲望式的，或者它们可以是明确的话语元素比如团结、集体纪律的概念，为个人命运而奋斗等。这些元素本身并无所属，可向不同的意识形态领域开放。

关于星巴克与消费主义。

过去的纯粹消费主义，你买了一件东西然后觉得内疚，因此你不得不去做些事情去消解你纯粹的令人困扰的消费主义，例如给慈善机构捐钱等。星巴克使你作为消费者的同时不会感到良心不安，因为用来对抗消费主义的价格已经包含在商品中了。多付一点钱，你就不仅仅是一个消费者了：你还贡献了一份责任——对环境、对穷人、对非洲饥民等等的责任。这就是消费主义的终极形态。

我们不应只是简单地反对那种贡献责任和享受乐趣主流生活。如今的资本主义，一方面我们需要这种能推动我们创造利益的资本循环，扩张、剥削、破坏自然；另一方面，我们也有生态需求，要求我们考虑子孙后代的福祉和自身的生死存亡、保护大自然等等。资本主义扩张与生态意识觉醒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责任，当然是那种“变态的”责任，是站在资本主义这边的。正如许多分析家清晰地指出，资本主义有一种类似宗教的架构，它被绝对的需求推动着：资本必须不断流通、不断重新生产来扩张和增加，为了这个目的所有东西都可以被牺牲，哪怕是我们的生命、自然。我们有一种奇怪的无条件的思维定势：一个真正的资本家是一个守财奴，为了这个变态的义务，他已经准备好牺牲一切。

关于《我是传奇》。

本雅明：我们体验历史的进程，意为我们称为历史中的一份子——并不是当历史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身在其中，而只有当我们看到这些人类文化产生的废物残骸几乎重新融入自然——这时候我们才能够体会到历史的含义。

《我是传奇》里满目疮痍的人类世界，半空的厂房和商店、支离破碎的机器：此刻我们体验到的，是精神分析术语里所谓的“真实的惰性”（inertia of the real）——意义之外沉默的存在。

这样的情景，比如面对莫哈维沙漠的废弃飞机，它带给我们的也许是一个机会，去拥有一种真实消极的体验。也许如果没有这种艺术性消极体验，没有面对真实的钝态的时刻，就没有任何新的东西可以浮现。也许新的东西只能从失败中出现，从我们所在的、现存生活网络的正常运作的暂停中出现。或许这才是如今的我们所迫切需要的。

关于《泰坦尼克号》。

我们都知道对泰坦尼克号沉没影响的标准解读，不只是电影，也对真实的事件：这场沉没对社会的冲击如此强烈，是因为它发生在一个依旧浮华光辉的时代，尚未意识到衰败就等在不远的将来——世界大战等等。但这片废墟还有另外的含义，这正是泰坦尼克号在海底的残骸令人着迷的地方。当卡梅隆策划了一场对泰坦尼克号真实残骸的考察，他也作了一番相似的评论。当这些探险家接近废墟时，他们获得了一种接近超自然的体验——这片禁忌的领域里神圣和污秽交叠于一处。每一个高效的政治意识形态符号，必须依赖这种petrified enjoyment，就像这幅混合着痛苦与愉悦的凝固奇景。

《泰坦尼克号》是表现近年好莱坞意识形态的最优秀作品，因为它体现出了那种迫近的紧张局势。这里起码有三层含义：第一层，请参照卡梅隆的好莱坞马克思主义——人们对下层社会可笑的虚假同情。再上一层，头等舱乘客都是邪恶、自大又懦弱的，这一段的叙述通过一个更为保守反动的神话来延续。我们应该要问的是冰山在这个爱情故事的发展里扮演什么角色。Rose是一个处于精神痛苦和困惑中的上等阶层女孩，她的自我意识是破碎的；Jack的作用就是帮她重建她的自我（ego）。实际上这是一个俗气传说的新版本：当上流社会的人失去活力，他们需要与下层阶级建立联系，像吸血鬼一样无情压榨他们，吸走他们生命的能量；获得活力后，他们就回到原先与世隔绝不受打扰的上层生活中去。*通这场突然的灾难，这个爱情故事在理想层面得到永恒的救赎。我们可以解读这场灾难根本上是一种拯救永恒真爱幻想的孤注一掷。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意识形态是如何运作的。两个表层：事故的魔力与爱情故事——这些对我们自由进步的思想来说都是可以接受的，但它们全部都是一个用来转移注意力的障眼法，让我们打开思想来接受那真正的保守主义的信息：有钱人通过无情夺取穷人的活力来恢复自己。

【*历史上经常会看到，一个看似灾难的事件，拯救了人们或是一种理念，使它升华为一个神话。1968年前苏联军队和其他华约成员国对前捷克斯洛伐克的军事干预，为了镇压“布拉格之春”事件——捷克民主共产党人试图引入一种更为人性化的社会主义。（齐泽克认为）苏联的介入反而是拯救了布拉格之春的梦想——如果没有苏联的干预，要么捷克成为一个普通的自由主义式的资本主义国家；要么到了某个临界点，就像所有改革派共产主义者的普遍命运一样，当权的共产主义者会重新划定某种限制：“好了你们闹够了，自由了，点到为止，现在我们来定点儿规矩”。悖论恰好在于苏联的干预 ，拯救了关于另一种共产主义可能性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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