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2-06-23
Wanton • 中国门:媒体访谈摘录
【东方早报】高考：“中国式奋斗”背后的焦虑
纪录片《中国门》导演王杨谈中国教育
在王杨看来，“高考面前人人平等”正是高考神话的魅力所在，然而，他总觉得应该有一个“更人性的教育”存在。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不公平，是否能靠高考弥合？“中国式奋斗”背后的普遍焦虑怎样找到一个更恰当的出口？王杨回答不了这些问题，他只能“告诉观众我观察到了什么”。
早报记者 黄小河
深夜10点多，甘肃省会宁县的一所高中教学楼里依然灯火通明；就寝时间，看宿舍的老大爷劝学生赶紧上床躺着，“闭上眼，想想白天老师讲的”；熄灯不久，黑暗的宿舍里又亮起手电，男生继续熬夜苦读；一位女生信誓旦旦地对着镜头说，“虽然我们现在和大城市的学生没法比，但是我们可以和他们比未来！”……
在会宁这个典型的中国西部的贫困县城，这些都是高考前再常见不过景象，学生、老师、家长的表情如临大敌般紧张和严肃，在他们眼里，高考成为使命运发生转机的唯一筹码。导演王杨将这个场景拍进了自己2011年完成的纪录片《中国门》里，并称之为“中国式奋斗”。为了更好地阐释这种奋斗，《中国门》还在北京、上海取景，试图以三段不同背景下有关教育的故事，组成一幅当代教育现象集中呈现的现实图景。
在北京，一位来自农村的大学毕业生正面临人生中一次重大的选择，是留下还是离开？失业已让他举步维艰；上海繁华的夜景如梦如幻，一位音乐学院的毕业生回忆起苦练钢琴的岁月，流下了辛酸的泪，父母的期待和曾经的付出让她备感压力……“一场高考、一次招聘会，都是改变命运的时刻。借用‘门’的概念，你能够看见一种恒定而超越时代的中国式奋斗。”王杨在自己的拍摄手记中感慨，“人生就像通过一扇扇门，一扇门代表一个世界。当代中国，通过读书改变命运仍然是绝大多数中国孩子的必由之路。高考是一道门，毕业找工作又是一道门。对于普通人，这些人生拐点都异常重要，而对于社会，更多的是冰冷的数字和大大小小的挫折，我想用摄影机深入到这些时代和数字的深处，到板块的交界处去看个究竟。”
《中国门》并不是个励志片，其中年轻人的奋斗看得人感到压抑，甚至感到了主人公身上某种病态的期望。用王杨自己的话说，在转了一圈完成拍摄以后，他逐渐清晰地感受到这种畸形教育背后的病根儿，皆因人人都焦虑，人人内心都缺乏安全感，个人所面对的局面，正是当代群体的寓言，“人的奋斗和社会的现实形成一种悖论，一个怪圈。同样的，这是危机，也是转机的开始。”
6月6日，由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与CNEX（北京国际交流协会影像文化工作委员会）共同主办的“CNEX-AOC‘明日家园’主题纪录片影展”即将在安徽大学磬苑校区开幕，影展以《中国门》作为开幕影片，该片曾入选2011第54届莱比锡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国际展映单元，入围2012第8届克罗地亚ZagrebDox国际纪录片电影节竞赛单元。据影展策展人、CNEX基金会项目与媒体经理王磊介绍，将《中国门》安排在6月6日高考前一天，就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引起社会对教育的探讨与关注。
早报记者结合纪录片创作和有关教育的话题在影展开幕前采访了《中国门》导演王杨。没看过7年前轰动一时的纪录片《高三》的王杨，对高考的态度是矛盾的，他认为高考至少保证了孩子们在起跑线上得到有限的公平，但高考未必是人性的、理想的，“我并不是教育专家，我只能提出问题，告诉观众我观察到了什么，他们的生存状态才是我最关心的。……如果我有了孩子，我当然希望他能够多跟大自然接触，有一个很轻松快乐的童年，但是我也害怕，也许那个时候会不自然地被卷入这个奋斗的洪流中，也会跟其他家长一样。”
“我拍的不仅仅是教育”
东方早报：《中国门》是一部反映中国教育现状的纪录片，是不是你的切身经历让你有了创作冲动？你从中最想表述什么？
王杨：我一直对教育都比较感兴趣，因为教育和每个人息息相关。我也经历过高考，后来从大学走出来，最后进入社会。
你说得对，这种切身经历让我有了冲动，再加上我偶然在《南方周末》上看到过一个报道会宁（高考学生）的专题，哎，我突然觉得这个问题特别的突出。其实我所知道的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的问题，只是会宁这个地方会变得特别明显。再加上那年的CNEX基金会征集纪录片提案的主题叫做“危机与转机”，此前我申报CNEX的提案项目是关于大学毕业生的问题。我意识到应该做一个更全面的观察。我认为我的纪录片更多的是以观察的方式（进行的），（有）一个旁观者“我”的节奏。我可能不单纯思考高考的问题或者教育的问题，而是思考在这样一个时代下，人的压力或者人在社会当中的一些变化，人的生存状态是我最想知道的。
东方早报：为什么会选择会宁、北京、上海这三个拍摄地点？
王杨：会宁那个报道成了一个出口，衍生出一个好奇，让我特别想去那儿看看。我去了之后，那里的确很让人很惊奇，令我觉得很震撼。陪读的家长、努力奋斗的孩子，紧张的氛围。但我并不想把视角仅仅是放在考大学这件事儿上。其实因为扩招，大学生现在并不稀奇，我的问题是，这些孩子这样为了高考努力奋斗，那他们的未来真的会像他们所描述的那样吗？
所以沿着这样一个思路就到了北京，我就拍到了所谓的“蚁族”。而且正是从农村走出来的这样的大学毕业生漂在北京的生活。最终我发现，我真正关心的是他们精神层面的变化，他们郁闷的内心世界，我关心的并不是工作难不难找，生活稳不稳定，我一直觉得，我们过分强调了这个“难”，也许这个时代是很难找工作，但谁说过去那个时代就不难找工作？我们应该把这个“难”，仅仅看做是人生的一个阶段。
从大学的“门”出来，再进入职场的“门”，从职场的“门”走出来，又回到生活的“门”，不管你经历哪个没经历哪个，这都是生活的常态。北京之后，我觉得应该去上海看看，也因为之前我没有去过上海，上海给了我新的感受，我想看看这个城市的普通家庭、或者中产家庭，他们在教育面前有什么不一样的状态；第一天到了上海，制片带我去了外滩，我问他，这么多漂亮的楼里边住的都是谁？制片说，“我们上海人其实也不太清楚这里边住了谁。”然后天逐渐暗了下来，华灯初上，我突然觉得有一种海市蜃楼的感觉，你知道吗，我一路从山沟里来到上海，这让我感觉很梦幻，有一种穿越的感觉。可是等我拍了那个音乐学院的学生之后，我发现，大家内心深处还是一样的。即使是中产阶层的家庭，他拥有财富，他什么都不缺，但他还是会有更高的追求，他的面前仍旧有一道道门，应该说，每个人的面前都会有这样一道道门。所以，我要讲述的，不仅仅是教育的问题，它更像是一个通道，引导我们观察社会某种核心化的感受，《中国门》就是这样跨越地界来探讨这样一个个人生阶段的纪录片。
“拍片缘于矛盾的公平性”
东方早报：除了你刚刚说的跨地域、阶段性的“门”，“中国门”应该有更多中国意味在里边吧？
王杨：没错，借用“门”的概念，我试图发现一种恒定而超越时代的中国式奋斗。会宁的孩子每天四五点钟就要起床，然后拿着手电筒去上学，我觉得他们不管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真的显得很勇敢。
从这一点看，我想不仅仅是这一代的孩子，也会让我联想到整个中国社会，甚至会联想到中国近代史，某种类似的形象上的感动，你看历史的每一个阶段，都是青年人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而奋斗，进而改变了历史。辛亥革命也好，五四运动也好，而在某种程度上，个人的奋斗其实就是国家的奋斗，推开门和天亮实际上是一个道理。青年人一步步往前走，从乡村走到大城市，但是即便到了大城市，他们发现还是有很多问题，但你不能说这种奋斗是毫无意义的。
门的一方面是它很沉重，我们推开它需要很大的毅力，当这么重的东西能被推开的时候，那种回报和喜悦，希望也就出现了，这种光亮的出现也让人感动。对于人的个体来说，每个人生阶段都有一个关口，也是从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过程。跟家庭背景、资源、社会等级，我觉得可能也不能叫做等级，就是二元对立，它的背后也关乎政治和经济的问题。也关乎城乡对立的问题。抛开一切因素，其实在跨过“门”的那一刹那，这个形象就已经在我的内心有了相当大的触动。
东方早报：能否结合下自己的经历谈下中国式奋斗？你观察到的核心化感受是什么？
王杨：我本身是城市普通家庭出身，你说压力大吧也还可以，大家在考我也在考，那样的高三，仅仅是苦中作乐吗？也许还是要反思，不光是我，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这样的反思。我并不是一个典型奋斗的例子，因为我的家庭教育还是比较宽松的，我的压力并不是很大，更多的感受可能来自我的同学和朋友，也许是我和他们的成长经历不太一样，所以我会往后退一步或者退半步来看其他人。
我记得大学毕业的时候，大家都在找工作，很不容易，却发现还有另一些人，他们并不着急找工作，每天该玩儿玩儿。我就奇怪，我就问他们，你们为什么不着急呢？最后我发现，家里已经帮他找了很好的工作，这个事儿让我当时有了一种很深的反思，我就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市场经济下成长起来的，应该没有不公平的概念。
大部分人会觉得，只要我们努力，我们就会得到我们想要的，这件事出现以后，我就深深感到这种不公平。拍完回到会宁，会宁的孩子反差更大！比如说，会宁的孩子会比大城市的孩子显得更苍老一些，也可能是那边风沙大，相同的年纪压力更大，那个地方的农村是一个极端环境下的农村，他们需要去城市，不仅仅是因为好，有可能是他们唯一的出路。
在教育面前，地域不同，反差就如此之大，这个鸿沟不仅仅是贫富差距的问题。你即使解决了他经济上的问题，他还是会往大城市里来。我记得有一个孩子站起来回答老师的问题的时候说，“我们年轻的时候不能和城市里的孩子比，但是我们有信心和他们比我们的未来！”你会发现远处的大城市，对他们来说是既爱又恨的地方:为什么我会生在农村，而别人会生在城市！
另外一个方面，他又很期待去这样的地方，因为那个遥远的地方是汇集了这个国家所有精华的地方，这种励志的东西其实是对心理造成一定的摧残的，因为当他经历了一圈的时候，当他不能接受在大城市扎不了根的这个现实的时候，压力会变得比刚开始更大。
我觉得我做这部纪录片的冲动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公平性。如果现在都是学校自主招生，或是完全放开的话，那我觉得更多的利益会往更多有资源的人的手里聚拢，对我来说，这就是焦点。而说到公平性，恰恰最为矛盾的一点是，高考面前人人平等，还是用分数来看输赢，所以万人争抢过独木桥，这是有道理的。但往往很多人不清楚高考只是其中一道门，这真的是非常矛盾的事情。
“对孩子过分期望
的背后是不安全感”
东方早报：在会宁有段场景很令我震惊，一位老师对围绕在他身边的一群好学生说，“你们是考清华北大的学生，但是你们的理综现在相当危险，你们要明白，得理综者得天下。”他的话令人毛骨悚然。同学们更是如临大敌的表情。
也许大城市里的老师也会说同样的话，但是没有他那么严肃，用战争来形容一点不为过，对于这样一种氛围，你当时的感受是什么？这样紧张的气氛，你的拍摄不会干扰到他们吗？
王杨：没错，我和你的感受一样，那就是一个如同战场的氛围，很紧张。其实我还有很多镜头没有放进去，比如他们上厕所、打开水，这样跟学习无关的事情，都是一溜小跑，节奏非常快，比北京上海快多了，这个氛围是很压抑。至于我们的拍摄，我们先找了当地的教育部门，因为我们这个纪录片和中国教育电视台有一定的合作。我们说明来意，他们很快就同意了。唯一的问题是我们进去会打扰他们，当然我们也采取了一种克制的方式，在视角上，基本上是一个观察式的，带有主观的，镜头就像我的眼睛，我带着大家去看，包括很多时候是有一定距离的，在他们上课的时候，很多镜头是用长焦镜头调的，所以我们希望尽量做到不要打扰到他们，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多打扰到他们，我们都觉得是一种罪过。没有任何干预，他们该干什么干什么，我们只是把他们的生活记录下来。
东方早报：你最后一段拍了上海的幼儿早教，一些三四岁的孩子在父母的陪伴下就已经开始接受脑开发教育了，这段放在后面，显得很梦幻，像一个轮回，又似一个魔咒。
王杨：（笑）早教这段放在最后，我也觉得很梦幻，转了一圈之后，我发现了教育的很多问题，但这些问题其实都不是最主要的，我发现了最深层次的问题是，这个时代的人都很焦虑，无论他在什么位置，那些带着孩子来参加早教的父母其实并不缺钱，但是他们还是从（孩子）0到4岁时就已经来咨询了，其实这里边就有一种深深的不安全感，对孩子的过分期望，这个病态的背后就是谁也逃不掉的不安全感。
“好教育：在公平状态下更有人性的教育”
东方早报：王朔曾说过，“我最恨成功这个词儿，我干吗要让我女儿成功，成功不就是挣很多钱，然后让很多人知道！”你怎么定义成功？
王杨：我认为这种想法只是基于他这样生活背景下的一种人的看法。如果对于会宁的孩子来说，就会觉得我挣了很多钱了，这就是成功，这个成功的定义对他们来说是不可避免的。缺什么想什么，无可厚非。
会宁那个地方，孩子们的选项太少，高考考到一个好点儿的大学，几乎是唯一的出路。其实成功有各种各样的定义。大城市的孩子其实有很多条路，高考只是其中一条。当然我认为现在教育的这种状况，也可能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经的阶段，我们不应该太过于担心，也可能再过一段时间会变得更好，比如说我去台湾，台湾以前教育情况也是这样，但我现在去，发现社会导向已经有所改变，大家都在问自己，我为什么而活？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好的教育。当然我并不是一个教育学家，这只是我内心深处对现实的一种反观。
东方早报：最近几天，著名学者、教育学家李开复在微博上公开抵制一档求职类电视节目《非你莫属》，你看过这个节目吗？你也拍了大学生求职，怎么看这件事情？
王杨：我也看到过关于这件事情的一些报道，当然我没怎么看过《非你莫属》这个节目，我还是认为这种节目更多的是一种娱乐性的节目，并不能代表真正现实的求职。在我理解上来说，大学生求职面临的不仅是工作，还有一个社会体系。
东亚国家的社会规则都会非常严密，体系是一个非常正规的模板，但是其实它会留出很多的豁口，这种模块化的东西其实是可以组装的，所以它虽然看上去死板，但事实上应该是非常灵活的。当然这里会存在有些负面的做法，可以定义为捍卫这种体系的安全感，而这些掌握社会话语权的人提出的这些所谓条条框框，只是寻求自身体系的安全感，不是为了事情本身，或者创造一个东西，所以就会变成体制本身把创新的氛围破坏掉了，自然也就会出现这样一系列求职的怪圈现象。
东方早报：即使高考的分数使我们的孩子能够公平地站在一起选择，但是在毕业后，仍有可能面临不同的对待，教育的症结一直会延伸到老，那你觉得理想化的教育应该是什么样的？
王杨：我不清楚问题在哪里，但是我知道什么是好的。如果在一个公平的状态下，去展开更有人性的教育，这应该是好的教育。这个人性其实是过于理性化的，这个城乡的差距能不能不要这么大？一个没有背景的人和一个有背景的人能否被等同对待？
地域公平性虽然和人性教育似乎像是沾不上边，其实是一回事儿，应该让孩子在更自由、更宽松的环境下选择，最起码它有超过两项或两项以上的选择。如果我有了孩子，我当然希望他能够多跟大自然接触，有一个很轻松快乐的童年，但是我也害怕，也许那个时候会不自然地被卷入这个奋斗的洪流中，也会跟其他家长一样，我还真的不知道哎（笑）。
王杨
1984年生于陕西咸阳，毕业于西北政法大学法学专业。2007年筹建《青年电影手册》，现任执行主编。2007年成立“王杨电影工作室”，同年完成纪录片《地上-空间》，2008年完成纪录片《寂静之声》，2009年完成五集系列纪录片《毕业生》。2011年完成的纪录片《中国门》入围第54届莱比锡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国际展映单元、第8届克罗地亚ZagrebDox国际电影节竞赛单元。
【第一财经日报】王杨：社会正在发生某种断裂
“教育”只是刚入围克罗地亚Zagreb Dox国际纪录片电影节竞赛单元的影片《中国门》的表面主题，其隐藏的话题是：连每个人做梦的权利都有巨大的鸿沟
大年三十，西安漫城白雪。王杨并没有回家过年，为了拍摄纪录片《纺织城》，他索性就在跟拍对象张爷爷家吃了一顿饺子。
建立于1953年的纺织工业城即将被拆迁，导演王杨的远方亲戚杨先生是位历史学者，在整理纺织城相关历史资料的过程中，发现了自己家庭的秘密。这里的人，这里的事，引起了王杨的极大兴趣。
在此之前，有过三部纪录片长片拍摄经历的王杨对空间，而不是个人更感兴趣。“年轻人刚开始拍片时总会追求新鲜的概念、不一样的视角。”王杨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说。但现在，这个年轻的导演正在学习如何做减法，试图通过聚焦个人来提取这个时代的张力。
《中国门》正是王杨糅杂自己内心情感的一次尝试。这部刚刚入围克罗地亚ZagrebDox国际纪录片电影节竞赛单元的影片，延续了王杨一贯的结构主义风格，通过对会宁、北京、上海一组组人物群像的展示，记录了年轻人改变自我命运的艰难。表面说的是教育，更深层的，则切中了人们对公平的向往。
解开中国底层景象的“中国门”
第一财经日报：你对“门”这个字进行了现实意义的多重阐释，比如将影片以“门为闯”、“门为斗”进行结构，它是否是你自我境遇的某种投射？
王杨：之前我也拍过毕业生题材的纪录片。我对这群人很熟悉。自己当然也是从这样的教育体制里走出的一员。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城市家庭，见证到这个过程的艰辛，也遭遇到一些不公平，因而一直都埋下了一些疑问。
日报：能否解释一下你所隐喻的“中国门”？
王扬：《中国门》表面说的是教育，其实它更像一把钥匙，由它打开教育这扇门背后的种种景象。来自底层、不同社会背景下的人又怎么通过奋斗去跨过人生的每一道门，包括高考。
从贫困县会宁到上海再到北京，走了一圈后，让我感受最深的就是当下社会的某种断裂。社会、人才流动的有效机制似乎是缺失的。虽然有高考，包括其他考试制度，但人们改变命运的努力在大环境下有些无力感。
日报：对于高考、教育制度的讨论很多，如何突破呢？
王杨：对于纪录片，题材当然很重要。我拍这个题材是个巧合，我恰好听到这些状况，也能够拍到他们。其次，我触碰这个话题，关心的不是教育如何改革，也不是要提出行之有效的建议。纠结于“怎么办”不应当是纪录片导演的责任。我只是提出问题，将那些年轻人的生存状态如实反映。因为大时代背景下，人的状态才最让我感兴趣。
日报：我认为，《中国门》不仅仅是在浅表地述说教育制度，背后更多地凸显出一种城乡、地域包括阶层差异的现状？
王杨：这就是我创作的目的之一。
日报：你曾说，你试图通过《中国门》发现一种恒定而超越时代的中国式奋斗，那是什么？希望探讨的又是什么？
王杨：公平和个人意义的极大缺失，一直纠缠着中国历史。《中国门》里，教育只是映衬，其背后隐藏的是：连每个人做梦的权利都有巨大的鸿沟。
片中人物将超越道德判断本身
日报：你是怎么说服校方以及学生家长许可拍摄，毕竟周围有一台摄像机有可能会令学生分心？
王杨：首先我们和当地教育局沟通，征得他们同意后，校方也表示支持。的确在拍之前，没有想过打扰学生这件事。不过，当你看到孩子以这样的方式努力后，反而不敢多去采访一分钟，觉得那是非常大的罪过。
学生吃饭、学习在一起，有的人一天吃一个馍馍，打开水都得小跑。所以，我们调整了拍摄方式，并没有采取跟拍式的记录形式，非得把他的家庭弄得很清楚，也不可能长期地盯拍。等他们必须回乡拿生活用品时，我们才一起去，尽量避免提前安排而影响他们。那时，他们的状态更适合以旁观者的角度去看待。在会宁的拍摄也是为什么我要把《中国门》板块化操作的重要原因，在会宁感兴趣的问题通过上海、北京的背景延伸而展开。
日报：你的拍摄对象中，有贫困县的高三学生，有唐家岭的北漂毕业生，有家道中落的音乐学院学子，你是怎么选择这些拍摄对象的？
王杨：在北京的贫困待业大学生是会宁学子生活轨迹的延续。我们是自己跑到唐家岭等“蚁族”聚集地去找人的。发现了一些人，他们不适合，但他们认识的人可能恰好合适。拍摄纪录片有时候有一些运气的东西在里面。
在上海，我选择了一家早教机构的人物作为拍摄对象。你可以看到，小孩在4岁前就已捆绑在教育链条里了。报名早教机构的家庭大多是城市中产，他们和遥远的会宁人产生了巨大的反差，搁在这里就是一个疑问。而拍摄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生，则是一种“超越”，我们展示了她一路走来的心理状态。家境普通的她也学习音乐，对教育的付出，对现状的失落和常人一样。在这里，她不代表简单意义上的“穷富对抗”，超越了道德判断本身。
日报：《中国门》人物的个人故事并不是十分特别，却符合你关于“门”的剪辑框架。我可否将其理解为一种“主题先行”式的命题作文？如果是，你如何看待纪录片的客观性呢？
王杨：我承认，是有一些主题先行的因素。一开始，片子的定位就是关于教育，聚焦会宁的高三学子。但会宁的拍摄启发了我跟着学生的预设足迹，去到上海、北京，展开另一段的记录。
“教育”只是一个通道，重要的是如何记录当代中国社会的某种感受。沿着这个思路，主题先行就不是铁板一块。它提供了一个路标，我们在过程中又重新发现。我的视角代替了会宁孩子去看未来和未来的命运。为什么会延伸到北京、上海，是来自自己内心的想法，我想跨越地域去看一看，不同的人面对共同命运的状态。
而客观性某种程度上就是内心的真实，反映了你和拍摄对象间的关系。《中国门》采取了一种更观察式的方式，将所有的信息搅拌并产生结果，可以暂称之为心理主义的真实。
日报：作为一名学法律出身的人，是否更容易倾向于在纪录片中承担道德使命感？
王杨：纪录片这个本体，决定了道德性是它的某种魂魄。纪录片需要社会反响，激荡讨论，形成实际推动力。纪录片本身就是身体力行的东西。
一年一度的高考又来了，对于每个中国家庭和孩子而言，这是一个希望与失望一体两面。在6月2日刚刚展映的纪录片《中国门》里，80后导演王杨带着摄制组从贫穷的西部中国走到繁华的东部中国，围绕“高考”这个主题，延展向中国教育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中国门》是CNEX（由两岸三地热爱纪录片的人士组成的非营利机构）2010年年度“危机与转机”主题下的命题作文，曾入围第54届莱比锡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国际展映单元。这部作品在高考之外，同时也审视着大学生毕业，现代早期教育等问题。
【新京报】选择奋斗，期待未来
新京报：这部反映高考的片子为什么叫“中国门”？片中的高三生活在西部偏远地区选材，不像东部和南部的现代高中生活那样丰富多样。在当下的中国，它具有代表性吗？
王杨：开始叫“毕业”，后来觉得叫“门”可能更合适，因为这不仅是高考的问题，还是教育制度、社会公平和资源分布的问题。是几乎每个中国孩子中国家庭都要面对的门槛考验。而且高考后，人生还有无数的门槛、考试和竞争。片中的会宁一中取材自甘肃的状元县会宁，那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鉴定为最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区，土地盐碱化，干旱。他们只有奋斗，别无选择。一个被拍摄的孩子说：“我不能和城里的孩子比过去，但可以和他们比未来。”会宁正是过去中国的缩影，虽然是高考状元县，能考上北大清华的只有几个，被淘汰的是大多数。即使现在，在自然条件恶劣的西部，和会宁的孩子一样的还是大多数，它们仍是中国的现实。
新京报：片中不仅有高考部分，还有大学生就业，现代儿童早期教育的部分，你是否想借此探讨一下中国教育问题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王杨：片中的确有这种意图，因此选材跨越了地域，从西部到北京，再到上海。现实部分是在北京找工作的大学生，上海早教部分是我对未来的设想，它的教育理念有合理科学之处，比如要培养孩子的社交与领导能力，但片中孩子的表情并不快乐。我在想，现实压力有多大，希望0到4岁的孩子赢在起跑线上，中产阶级对孩子教育的重视和会宁那些贫穷的家长一样，实质上都是沉重的。在离开上海时，我喝醉流泪了，想到会宁的孩子，尤其是片尾家长的眼神——下雨天，眼巴巴地等着孩子高考，那就是他们的未来，反差太大了。
“活”出门外，给予祝福
新京报：从艺术性角度，这部纪录片更像一部“作者电影”，你使用了大量“门”字的变体，每个字都是一个主题，把你的各个段落连接起来。
王杨：在几条线索中，都有“门”字的变体，第一次是繁体的“斗”，讲会宁的孩子准备高考，背水一战；第二次变成了“闯”，讲西部的孩子大学毕业，想在北京找工作；第三次是繁体的“关”，再次回到会宁。这里重点是关系，与高考相关的家长、老师和同学之间的关系；第四次是“闸”字，水坝的闸门前后都有很大的压力。里面有上海的中产阶级对孩子的早教，还有上海音乐学院的女生回忆自己的成长；最后一次是“阔”字，镜头从上海回到会宁，孩子们准备高考。门里面那个活字出现的时候，我觉得对他们也是一种祝福。
新京报：片中出现了大量抒情的意象，比如打手电筒，比如临考前的孩子爬上土坡。你是否担心过，观众可能会觉得它主题先行，影响纪录片的客观纪实性？
王杨：我个人在尝试纪录片的心理现实主义，表现形式的真实性不是仅仅客观复原物质现实，它是导演拿着摄影机去记录的，加进作者的部分。这才是艺术的真实，并不影响片子的客观纪实性。在片尾有个段落，是会宁一中的孩子打着手电筒赶着上早自习，影调非常暗晦，片尾原本放了鲁迅的一段话“绝望之于虚妄正与希望相同”。这与我对片子主题的判断一致，但是我拿掉了，否则片子在理解上的导向性太明显。孩子们的现实和未来充满挑战，但是我还是看到他们在努力奋斗，用一颗单纯的心，想要拿成绩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
高校巡展，启发思考
新京报：片中会宁的老师提到了“过门的艺术”。如何理解它？
王杨：在会宁拍摄的三个月，老师的办公室就是我们的休息室。我们时常聊天，作为贫困地区状元县的老师，他们压力很大很矛盾，知道填鸭式的教学并不好，也希望改变学生的素质，但迫于生计、社会舆论和多方面压力，不得不一届届重复应试教育。在高考前，他们提到了过门的艺术，让学生每过一道门心里就想着自己一定能成功，也是一种心理安慰。虽然他们也知道，被淘汰的孩子将是大多数。这些孩子有考去上海的，也有没考上的，复读，打工，务农。我很想回访一次，把片子拿到会宁放给孩子们去看。片子出来，肯定会有人愿意去帮助他们。会宁当地有南方的老板和慈善人士，对优秀的贫困学生做一些对口的资助，但即使有人帮助，高考这个门槛也是绕不过去的。
新京报：作为在“危机与转机”主题下创作的高考纪录片，你觉得在高考这个问题上，危机与转机体现在哪里？
王杨：题材是去年cnex的主题“危机与转机”，片中的转机就是“孩子们的希望和愿望”。对高考我个人的感受很复杂，这是唯一的方式？考核方式能否更科学？这么大一个国家，在选拔人才方面问题非常复杂，现在我们还没有答案。高考有一定公平性，当代教育对公平的需求远远大于技术改革，但自主招生也可能催生出新的腐败；同时，教育存在着区域资源分布不平衡的问题。这种不公平性附加在高考制度上。
纪录片导演常有道德困惑，我们能对拍摄个体有什么帮助呢？面对着这些贫穷的孩子，内心时常很挣扎。即使高考结束后，这种不公平，城乡差距、东部沿海和中西部地区差距还是存在的。我很高兴片子即将去高校巡展，如果大学生看到后，有所启发思考，愿意去调查研究，教育学家和社会学家参与进来，慈善人士更多捐助，人们的希望和愿望化为行动，就是片子最大的意义。
C20-C21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刘雅婧
纪录片《中国门》导演王杨谈中国教育
在王杨看来，“高考面前人人平等”正是高考神话的魅力所在，然而，他总觉得应该有一个“更人性的教育”存在。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不公平，是否能靠高考弥合？“中国式奋斗”背后的普遍焦虑怎样找到一个更恰当的出口？王杨回答不了这些问题，他只能“告诉观众我观察到了什么”。
早报记者 黄小河
深夜10点多，甘肃省会宁县的一所高中教学楼里依然灯火通明；就寝时间，看宿舍的老大爷劝学生赶紧上床躺着，“闭上眼，想想白天老师讲的”；熄灯不久，黑暗的宿舍里又亮起手电，男生继续熬夜苦读；一位女生信誓旦旦地对着镜头说，“虽然我们现在和大城市的学生没法比，但是我们可以和他们比未来！”……
在会宁这个典型的中国西部的贫困县城，这些都是高考前再常见不过景象，学生、老师、家长的表情如临大敌般紧张和严肃，在他们眼里，高考成为使命运发生转机的唯一筹码。导演王杨将这个场景拍进了自己2011年完成的纪录片《中国门》里，并称之为“中国式奋斗”。为了更好地阐释这种奋斗，《中国门》还在北京、上海取景，试图以三段不同背景下有关教育的故事，组成一幅当代教育现象集中呈现的现实图景。
在北京，一位来自农村的大学毕业生正面临人生中一次重大的选择，是留下还是离开？失业已让他举步维艰；上海繁华的夜景如梦如幻，一位音乐学院的毕业生回忆起苦练钢琴的岁月，流下了辛酸的泪，父母的期待和曾经的付出让她备感压力……“一场高考、一次招聘会，都是改变命运的时刻。借用‘门’的概念，你能够看见一种恒定而超越时代的中国式奋斗。”王杨在自己的拍摄手记中感慨，“人生就像通过一扇扇门，一扇门代表一个世界。当代中国，通过读书改变命运仍然是绝大多数中国孩子的必由之路。高考是一道门，毕业找工作又是一道门。对于普通人，这些人生拐点都异常重要，而对于社会，更多的是冰冷的数字和大大小小的挫折，我想用摄影机深入到这些时代和数字的深处，到板块的交界处去看个究竟。”
《中国门》并不是个励志片，其中年轻人的奋斗看得人感到压抑，甚至感到了主人公身上某种病态的期望。用王杨自己的话说，在转了一圈完成拍摄以后，他逐渐清晰地感受到这种畸形教育背后的病根儿，皆因人人都焦虑，人人内心都缺乏安全感，个人所面对的局面，正是当代群体的寓言，“人的奋斗和社会的现实形成一种悖论，一个怪圈。同样的，这是危机，也是转机的开始。”
6月6日，由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与CNEX（北京国际交流协会影像文化工作委员会）共同主办的“CNEX-AOC‘明日家园’主题纪录片影展”即将在安徽大学磬苑校区开幕，影展以《中国门》作为开幕影片，该片曾入选2011第54届莱比锡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国际展映单元，入围2012第8届克罗地亚ZagrebDox国际纪录片电影节竞赛单元。据影展策展人、CNEX基金会项目与媒体经理王磊介绍，将《中国门》安排在6月6日高考前一天，就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引起社会对教育的探讨与关注。
早报记者结合纪录片创作和有关教育的话题在影展开幕前采访了《中国门》导演王杨。没看过7年前轰动一时的纪录片《高三》的王杨，对高考的态度是矛盾的，他认为高考至少保证了孩子们在起跑线上得到有限的公平，但高考未必是人性的、理想的，“我并不是教育专家，我只能提出问题，告诉观众我观察到了什么，他们的生存状态才是我最关心的。……如果我有了孩子，我当然希望他能够多跟大自然接触，有一个很轻松快乐的童年，但是我也害怕，也许那个时候会不自然地被卷入这个奋斗的洪流中，也会跟其他家长一样。”
“我拍的不仅仅是教育”
东方早报：《中国门》是一部反映中国教育现状的纪录片，是不是你的切身经历让你有了创作冲动？你从中最想表述什么？
王杨：我一直对教育都比较感兴趣，因为教育和每个人息息相关。我也经历过高考，后来从大学走出来，最后进入社会。
你说得对，这种切身经历让我有了冲动，再加上我偶然在《南方周末》上看到过一个报道会宁（高考学生）的专题，哎，我突然觉得这个问题特别的突出。其实我所知道的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的问题，只是会宁这个地方会变得特别明显。再加上那年的CNEX基金会征集纪录片提案的主题叫做“危机与转机”，此前我申报CNEX的提案项目是关于大学毕业生的问题。我意识到应该做一个更全面的观察。我认为我的纪录片更多的是以观察的方式（进行的），（有）一个旁观者“我”的节奏。我可能不单纯思考高考的问题或者教育的问题，而是思考在这样一个时代下，人的压力或者人在社会当中的一些变化，人的生存状态是我最想知道的。
东方早报：为什么会选择会宁、北京、上海这三个拍摄地点？
王杨：会宁那个报道成了一个出口，衍生出一个好奇，让我特别想去那儿看看。我去了之后，那里的确很让人很惊奇，令我觉得很震撼。陪读的家长、努力奋斗的孩子，紧张的氛围。但我并不想把视角仅仅是放在考大学这件事儿上。其实因为扩招，大学生现在并不稀奇，我的问题是，这些孩子这样为了高考努力奋斗，那他们的未来真的会像他们所描述的那样吗？
所以沿着这样一个思路就到了北京，我就拍到了所谓的“蚁族”。而且正是从农村走出来的这样的大学毕业生漂在北京的生活。最终我发现，我真正关心的是他们精神层面的变化，他们郁闷的内心世界，我关心的并不是工作难不难找，生活稳不稳定，我一直觉得，我们过分强调了这个“难”，也许这个时代是很难找工作，但谁说过去那个时代就不难找工作？我们应该把这个“难”，仅仅看做是人生的一个阶段。
从大学的“门”出来，再进入职场的“门”，从职场的“门”走出来，又回到生活的“门”，不管你经历哪个没经历哪个，这都是生活的常态。北京之后，我觉得应该去上海看看，也因为之前我没有去过上海，上海给了我新的感受，我想看看这个城市的普通家庭、或者中产家庭，他们在教育面前有什么不一样的状态；第一天到了上海，制片带我去了外滩，我问他，这么多漂亮的楼里边住的都是谁？制片说，“我们上海人其实也不太清楚这里边住了谁。”然后天逐渐暗了下来，华灯初上，我突然觉得有一种海市蜃楼的感觉，你知道吗，我一路从山沟里来到上海，这让我感觉很梦幻，有一种穿越的感觉。可是等我拍了那个音乐学院的学生之后，我发现，大家内心深处还是一样的。即使是中产阶层的家庭，他拥有财富，他什么都不缺，但他还是会有更高的追求，他的面前仍旧有一道道门，应该说，每个人的面前都会有这样一道道门。所以，我要讲述的，不仅仅是教育的问题，它更像是一个通道，引导我们观察社会某种核心化的感受，《中国门》就是这样跨越地界来探讨这样一个个人生阶段的纪录片。
“拍片缘于矛盾的公平性”
东方早报：除了你刚刚说的跨地域、阶段性的“门”，“中国门”应该有更多中国意味在里边吧？
王杨：没错，借用“门”的概念，我试图发现一种恒定而超越时代的中国式奋斗。会宁的孩子每天四五点钟就要起床，然后拿着手电筒去上学，我觉得他们不管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真的显得很勇敢。
从这一点看，我想不仅仅是这一代的孩子，也会让我联想到整个中国社会，甚至会联想到中国近代史，某种类似的形象上的感动，你看历史的每一个阶段，都是青年人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而奋斗，进而改变了历史。辛亥革命也好，五四运动也好，而在某种程度上，个人的奋斗其实就是国家的奋斗，推开门和天亮实际上是一个道理。青年人一步步往前走，从乡村走到大城市，但是即便到了大城市，他们发现还是有很多问题，但你不能说这种奋斗是毫无意义的。
门的一方面是它很沉重，我们推开它需要很大的毅力，当这么重的东西能被推开的时候，那种回报和喜悦，希望也就出现了，这种光亮的出现也让人感动。对于人的个体来说，每个人生阶段都有一个关口，也是从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过程。跟家庭背景、资源、社会等级，我觉得可能也不能叫做等级，就是二元对立，它的背后也关乎政治和经济的问题。也关乎城乡对立的问题。抛开一切因素，其实在跨过“门”的那一刹那，这个形象就已经在我的内心有了相当大的触动。
东方早报：能否结合下自己的经历谈下中国式奋斗？你观察到的核心化感受是什么？
王杨：我本身是城市普通家庭出身，你说压力大吧也还可以，大家在考我也在考，那样的高三，仅仅是苦中作乐吗？也许还是要反思，不光是我，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这样的反思。我并不是一个典型奋斗的例子，因为我的家庭教育还是比较宽松的，我的压力并不是很大，更多的感受可能来自我的同学和朋友，也许是我和他们的成长经历不太一样，所以我会往后退一步或者退半步来看其他人。
我记得大学毕业的时候，大家都在找工作，很不容易，却发现还有另一些人，他们并不着急找工作，每天该玩儿玩儿。我就奇怪，我就问他们，你们为什么不着急呢？最后我发现，家里已经帮他找了很好的工作，这个事儿让我当时有了一种很深的反思，我就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市场经济下成长起来的，应该没有不公平的概念。
大部分人会觉得，只要我们努力，我们就会得到我们想要的，这件事出现以后，我就深深感到这种不公平。拍完回到会宁，会宁的孩子反差更大！比如说，会宁的孩子会比大城市的孩子显得更苍老一些，也可能是那边风沙大，相同的年纪压力更大，那个地方的农村是一个极端环境下的农村，他们需要去城市，不仅仅是因为好，有可能是他们唯一的出路。
在教育面前，地域不同，反差就如此之大，这个鸿沟不仅仅是贫富差距的问题。你即使解决了他经济上的问题，他还是会往大城市里来。我记得有一个孩子站起来回答老师的问题的时候说，“我们年轻的时候不能和城市里的孩子比，但是我们有信心和他们比我们的未来！”你会发现远处的大城市，对他们来说是既爱又恨的地方:为什么我会生在农村，而别人会生在城市！
另外一个方面，他又很期待去这样的地方，因为那个遥远的地方是汇集了这个国家所有精华的地方，这种励志的东西其实是对心理造成一定的摧残的，因为当他经历了一圈的时候，当他不能接受在大城市扎不了根的这个现实的时候，压力会变得比刚开始更大。
我觉得我做这部纪录片的冲动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公平性。如果现在都是学校自主招生，或是完全放开的话，那我觉得更多的利益会往更多有资源的人的手里聚拢，对我来说，这就是焦点。而说到公平性，恰恰最为矛盾的一点是，高考面前人人平等，还是用分数来看输赢，所以万人争抢过独木桥，这是有道理的。但往往很多人不清楚高考只是其中一道门，这真的是非常矛盾的事情。
“对孩子过分期望
的背后是不安全感”
东方早报：在会宁有段场景很令我震惊，一位老师对围绕在他身边的一群好学生说，“你们是考清华北大的学生，但是你们的理综现在相当危险，你们要明白，得理综者得天下。”他的话令人毛骨悚然。同学们更是如临大敌的表情。
也许大城市里的老师也会说同样的话，但是没有他那么严肃，用战争来形容一点不为过，对于这样一种氛围，你当时的感受是什么？这样紧张的气氛，你的拍摄不会干扰到他们吗？
王杨：没错，我和你的感受一样，那就是一个如同战场的氛围，很紧张。其实我还有很多镜头没有放进去，比如他们上厕所、打开水，这样跟学习无关的事情，都是一溜小跑，节奏非常快，比北京上海快多了，这个氛围是很压抑。至于我们的拍摄，我们先找了当地的教育部门，因为我们这个纪录片和中国教育电视台有一定的合作。我们说明来意，他们很快就同意了。唯一的问题是我们进去会打扰他们，当然我们也采取了一种克制的方式，在视角上，基本上是一个观察式的，带有主观的，镜头就像我的眼睛，我带着大家去看，包括很多时候是有一定距离的，在他们上课的时候，很多镜头是用长焦镜头调的，所以我们希望尽量做到不要打扰到他们，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多打扰到他们，我们都觉得是一种罪过。没有任何干预，他们该干什么干什么，我们只是把他们的生活记录下来。
东方早报：你最后一段拍了上海的幼儿早教，一些三四岁的孩子在父母的陪伴下就已经开始接受脑开发教育了，这段放在后面，显得很梦幻，像一个轮回，又似一个魔咒。
王杨：（笑）早教这段放在最后，我也觉得很梦幻，转了一圈之后，我发现了教育的很多问题，但这些问题其实都不是最主要的，我发现了最深层次的问题是，这个时代的人都很焦虑，无论他在什么位置，那些带着孩子来参加早教的父母其实并不缺钱，但是他们还是从（孩子）0到4岁时就已经来咨询了，其实这里边就有一种深深的不安全感，对孩子的过分期望，这个病态的背后就是谁也逃不掉的不安全感。
“好教育：在公平状态下更有人性的教育”
东方早报：王朔曾说过，“我最恨成功这个词儿，我干吗要让我女儿成功，成功不就是挣很多钱，然后让很多人知道！”你怎么定义成功？
王杨：我认为这种想法只是基于他这样生活背景下的一种人的看法。如果对于会宁的孩子来说，就会觉得我挣了很多钱了，这就是成功，这个成功的定义对他们来说是不可避免的。缺什么想什么，无可厚非。
会宁那个地方，孩子们的选项太少，高考考到一个好点儿的大学，几乎是唯一的出路。其实成功有各种各样的定义。大城市的孩子其实有很多条路，高考只是其中一条。当然我认为现在教育的这种状况，也可能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经的阶段，我们不应该太过于担心，也可能再过一段时间会变得更好，比如说我去台湾，台湾以前教育情况也是这样，但我现在去，发现社会导向已经有所改变，大家都在问自己，我为什么而活？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好的教育。当然我并不是一个教育学家，这只是我内心深处对现实的一种反观。
东方早报：最近几天，著名学者、教育学家李开复在微博上公开抵制一档求职类电视节目《非你莫属》，你看过这个节目吗？你也拍了大学生求职，怎么看这件事情？
王杨：我也看到过关于这件事情的一些报道，当然我没怎么看过《非你莫属》这个节目，我还是认为这种节目更多的是一种娱乐性的节目，并不能代表真正现实的求职。在我理解上来说，大学生求职面临的不仅是工作，还有一个社会体系。
东亚国家的社会规则都会非常严密，体系是一个非常正规的模板，但是其实它会留出很多的豁口，这种模块化的东西其实是可以组装的，所以它虽然看上去死板，但事实上应该是非常灵活的。当然这里会存在有些负面的做法，可以定义为捍卫这种体系的安全感，而这些掌握社会话语权的人提出的这些所谓条条框框，只是寻求自身体系的安全感，不是为了事情本身，或者创造一个东西，所以就会变成体制本身把创新的氛围破坏掉了，自然也就会出现这样一系列求职的怪圈现象。
东方早报：即使高考的分数使我们的孩子能够公平地站在一起选择，但是在毕业后，仍有可能面临不同的对待，教育的症结一直会延伸到老，那你觉得理想化的教育应该是什么样的？
王杨：我不清楚问题在哪里，但是我知道什么是好的。如果在一个公平的状态下，去展开更有人性的教育，这应该是好的教育。这个人性其实是过于理性化的，这个城乡的差距能不能不要这么大？一个没有背景的人和一个有背景的人能否被等同对待？
地域公平性虽然和人性教育似乎像是沾不上边，其实是一回事儿，应该让孩子在更自由、更宽松的环境下选择，最起码它有超过两项或两项以上的选择。如果我有了孩子，我当然希望他能够多跟大自然接触，有一个很轻松快乐的童年，但是我也害怕，也许那个时候会不自然地被卷入这个奋斗的洪流中，也会跟其他家长一样，我还真的不知道哎（笑）。
王杨
1984年生于陕西咸阳，毕业于西北政法大学法学专业。2007年筹建《青年电影手册》，现任执行主编。2007年成立“王杨电影工作室”，同年完成纪录片《地上-空间》，2008年完成纪录片《寂静之声》，2009年完成五集系列纪录片《毕业生》。2011年完成的纪录片《中国门》入围第54届莱比锡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国际展映单元、第8届克罗地亚ZagrebDox国际电影节竞赛单元。
【第一财经日报】王杨：社会正在发生某种断裂
“教育”只是刚入围克罗地亚Zagreb Dox国际纪录片电影节竞赛单元的影片《中国门》的表面主题，其隐藏的话题是：连每个人做梦的权利都有巨大的鸿沟
大年三十，西安漫城白雪。王杨并没有回家过年，为了拍摄纪录片《纺织城》，他索性就在跟拍对象张爷爷家吃了一顿饺子。
建立于1953年的纺织工业城即将被拆迁，导演王杨的远方亲戚杨先生是位历史学者，在整理纺织城相关历史资料的过程中，发现了自己家庭的秘密。这里的人，这里的事，引起了王杨的极大兴趣。
在此之前，有过三部纪录片长片拍摄经历的王杨对空间，而不是个人更感兴趣。“年轻人刚开始拍片时总会追求新鲜的概念、不一样的视角。”王杨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说。但现在，这个年轻的导演正在学习如何做减法，试图通过聚焦个人来提取这个时代的张力。
《中国门》正是王杨糅杂自己内心情感的一次尝试。这部刚刚入围克罗地亚ZagrebDox国际纪录片电影节竞赛单元的影片，延续了王杨一贯的结构主义风格，通过对会宁、北京、上海一组组人物群像的展示，记录了年轻人改变自我命运的艰难。表面说的是教育，更深层的，则切中了人们对公平的向往。
解开中国底层景象的“中国门”
第一财经日报：你对“门”这个字进行了现实意义的多重阐释，比如将影片以“门为闯”、“门为斗”进行结构，它是否是你自我境遇的某种投射？
王杨：之前我也拍过毕业生题材的纪录片。我对这群人很熟悉。自己当然也是从这样的教育体制里走出的一员。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城市家庭，见证到这个过程的艰辛，也遭遇到一些不公平，因而一直都埋下了一些疑问。
日报：能否解释一下你所隐喻的“中国门”？
王扬：《中国门》表面说的是教育，其实它更像一把钥匙，由它打开教育这扇门背后的种种景象。来自底层、不同社会背景下的人又怎么通过奋斗去跨过人生的每一道门，包括高考。
从贫困县会宁到上海再到北京，走了一圈后，让我感受最深的就是当下社会的某种断裂。社会、人才流动的有效机制似乎是缺失的。虽然有高考，包括其他考试制度，但人们改变命运的努力在大环境下有些无力感。
日报：对于高考、教育制度的讨论很多，如何突破呢？
王杨：对于纪录片，题材当然很重要。我拍这个题材是个巧合，我恰好听到这些状况，也能够拍到他们。其次，我触碰这个话题，关心的不是教育如何改革，也不是要提出行之有效的建议。纠结于“怎么办”不应当是纪录片导演的责任。我只是提出问题，将那些年轻人的生存状态如实反映。因为大时代背景下，人的状态才最让我感兴趣。
日报：我认为，《中国门》不仅仅是在浅表地述说教育制度，背后更多地凸显出一种城乡、地域包括阶层差异的现状？
王杨：这就是我创作的目的之一。
日报：你曾说，你试图通过《中国门》发现一种恒定而超越时代的中国式奋斗，那是什么？希望探讨的又是什么？
王杨：公平和个人意义的极大缺失，一直纠缠着中国历史。《中国门》里，教育只是映衬，其背后隐藏的是：连每个人做梦的权利都有巨大的鸿沟。
片中人物将超越道德判断本身
日报：你是怎么说服校方以及学生家长许可拍摄，毕竟周围有一台摄像机有可能会令学生分心？
王杨：首先我们和当地教育局沟通，征得他们同意后，校方也表示支持。的确在拍之前，没有想过打扰学生这件事。不过，当你看到孩子以这样的方式努力后，反而不敢多去采访一分钟，觉得那是非常大的罪过。
学生吃饭、学习在一起，有的人一天吃一个馍馍，打开水都得小跑。所以，我们调整了拍摄方式，并没有采取跟拍式的记录形式，非得把他的家庭弄得很清楚，也不可能长期地盯拍。等他们必须回乡拿生活用品时，我们才一起去，尽量避免提前安排而影响他们。那时，他们的状态更适合以旁观者的角度去看待。在会宁的拍摄也是为什么我要把《中国门》板块化操作的重要原因，在会宁感兴趣的问题通过上海、北京的背景延伸而展开。
日报：你的拍摄对象中，有贫困县的高三学生，有唐家岭的北漂毕业生，有家道中落的音乐学院学子，你是怎么选择这些拍摄对象的？
王杨：在北京的贫困待业大学生是会宁学子生活轨迹的延续。我们是自己跑到唐家岭等“蚁族”聚集地去找人的。发现了一些人，他们不适合，但他们认识的人可能恰好合适。拍摄纪录片有时候有一些运气的东西在里面。
在上海，我选择了一家早教机构的人物作为拍摄对象。你可以看到，小孩在4岁前就已捆绑在教育链条里了。报名早教机构的家庭大多是城市中产，他们和遥远的会宁人产生了巨大的反差，搁在这里就是一个疑问。而拍摄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生，则是一种“超越”，我们展示了她一路走来的心理状态。家境普通的她也学习音乐，对教育的付出，对现状的失落和常人一样。在这里，她不代表简单意义上的“穷富对抗”，超越了道德判断本身。
日报：《中国门》人物的个人故事并不是十分特别，却符合你关于“门”的剪辑框架。我可否将其理解为一种“主题先行”式的命题作文？如果是，你如何看待纪录片的客观性呢？
王杨：我承认，是有一些主题先行的因素。一开始，片子的定位就是关于教育，聚焦会宁的高三学子。但会宁的拍摄启发了我跟着学生的预设足迹，去到上海、北京，展开另一段的记录。
“教育”只是一个通道，重要的是如何记录当代中国社会的某种感受。沿着这个思路，主题先行就不是铁板一块。它提供了一个路标，我们在过程中又重新发现。我的视角代替了会宁孩子去看未来和未来的命运。为什么会延伸到北京、上海，是来自自己内心的想法，我想跨越地域去看一看，不同的人面对共同命运的状态。
而客观性某种程度上就是内心的真实，反映了你和拍摄对象间的关系。《中国门》采取了一种更观察式的方式，将所有的信息搅拌并产生结果，可以暂称之为心理主义的真实。
日报：作为一名学法律出身的人，是否更容易倾向于在纪录片中承担道德使命感？
王杨：纪录片这个本体，决定了道德性是它的某种魂魄。纪录片需要社会反响，激荡讨论，形成实际推动力。纪录片本身就是身体力行的东西。
一年一度的高考又来了，对于每个中国家庭和孩子而言，这是一个希望与失望一体两面。在6月2日刚刚展映的纪录片《中国门》里，80后导演王杨带着摄制组从贫穷的西部中国走到繁华的东部中国，围绕“高考”这个主题，延展向中国教育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中国门》是CNEX（由两岸三地热爱纪录片的人士组成的非营利机构）2010年年度“危机与转机”主题下的命题作文，曾入围第54届莱比锡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国际展映单元。这部作品在高考之外，同时也审视着大学生毕业，现代早期教育等问题。
【新京报】选择奋斗，期待未来
新京报：这部反映高考的片子为什么叫“中国门”？片中的高三生活在西部偏远地区选材，不像东部和南部的现代高中生活那样丰富多样。在当下的中国，它具有代表性吗？
王杨：开始叫“毕业”，后来觉得叫“门”可能更合适，因为这不仅是高考的问题，还是教育制度、社会公平和资源分布的问题。是几乎每个中国孩子中国家庭都要面对的门槛考验。而且高考后，人生还有无数的门槛、考试和竞争。片中的会宁一中取材自甘肃的状元县会宁，那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鉴定为最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区，土地盐碱化，干旱。他们只有奋斗，别无选择。一个被拍摄的孩子说：“我不能和城里的孩子比过去，但可以和他们比未来。”会宁正是过去中国的缩影，虽然是高考状元县，能考上北大清华的只有几个，被淘汰的是大多数。即使现在，在自然条件恶劣的西部，和会宁的孩子一样的还是大多数，它们仍是中国的现实。
新京报：片中不仅有高考部分，还有大学生就业，现代儿童早期教育的部分，你是否想借此探讨一下中国教育问题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王杨：片中的确有这种意图，因此选材跨越了地域，从西部到北京，再到上海。现实部分是在北京找工作的大学生，上海早教部分是我对未来的设想，它的教育理念有合理科学之处，比如要培养孩子的社交与领导能力，但片中孩子的表情并不快乐。我在想，现实压力有多大，希望0到4岁的孩子赢在起跑线上，中产阶级对孩子教育的重视和会宁那些贫穷的家长一样，实质上都是沉重的。在离开上海时，我喝醉流泪了，想到会宁的孩子，尤其是片尾家长的眼神——下雨天，眼巴巴地等着孩子高考，那就是他们的未来，反差太大了。
“活”出门外，给予祝福
新京报：从艺术性角度，这部纪录片更像一部“作者电影”，你使用了大量“门”字的变体，每个字都是一个主题，把你的各个段落连接起来。
王杨：在几条线索中，都有“门”字的变体，第一次是繁体的“斗”，讲会宁的孩子准备高考，背水一战；第二次变成了“闯”，讲西部的孩子大学毕业，想在北京找工作；第三次是繁体的“关”，再次回到会宁。这里重点是关系，与高考相关的家长、老师和同学之间的关系；第四次是“闸”字，水坝的闸门前后都有很大的压力。里面有上海的中产阶级对孩子的早教，还有上海音乐学院的女生回忆自己的成长；最后一次是“阔”字，镜头从上海回到会宁，孩子们准备高考。门里面那个活字出现的时候，我觉得对他们也是一种祝福。
新京报：片中出现了大量抒情的意象，比如打手电筒，比如临考前的孩子爬上土坡。你是否担心过，观众可能会觉得它主题先行，影响纪录片的客观纪实性？
王杨：我个人在尝试纪录片的心理现实主义，表现形式的真实性不是仅仅客观复原物质现实，它是导演拿着摄影机去记录的，加进作者的部分。这才是艺术的真实，并不影响片子的客观纪实性。在片尾有个段落，是会宁一中的孩子打着手电筒赶着上早自习，影调非常暗晦，片尾原本放了鲁迅的一段话“绝望之于虚妄正与希望相同”。这与我对片子主题的判断一致，但是我拿掉了，否则片子在理解上的导向性太明显。孩子们的现实和未来充满挑战，但是我还是看到他们在努力奋斗，用一颗单纯的心，想要拿成绩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
高校巡展，启发思考
新京报：片中会宁的老师提到了“过门的艺术”。如何理解它？
王杨：在会宁拍摄的三个月，老师的办公室就是我们的休息室。我们时常聊天，作为贫困地区状元县的老师，他们压力很大很矛盾，知道填鸭式的教学并不好，也希望改变学生的素质，但迫于生计、社会舆论和多方面压力，不得不一届届重复应试教育。在高考前，他们提到了过门的艺术，让学生每过一道门心里就想着自己一定能成功，也是一种心理安慰。虽然他们也知道，被淘汰的孩子将是大多数。这些孩子有考去上海的，也有没考上的，复读，打工，务农。我很想回访一次，把片子拿到会宁放给孩子们去看。片子出来，肯定会有人愿意去帮助他们。会宁当地有南方的老板和慈善人士，对优秀的贫困学生做一些对口的资助，但即使有人帮助，高考这个门槛也是绕不过去的。
新京报：作为在“危机与转机”主题下创作的高考纪录片，你觉得在高考这个问题上，危机与转机体现在哪里？
王杨：题材是去年cnex的主题“危机与转机”，片中的转机就是“孩子们的希望和愿望”。对高考我个人的感受很复杂，这是唯一的方式？考核方式能否更科学？这么大一个国家，在选拔人才方面问题非常复杂，现在我们还没有答案。高考有一定公平性，当代教育对公平的需求远远大于技术改革，但自主招生也可能催生出新的腐败；同时，教育存在着区域资源分布不平衡的问题。这种不公平性附加在高考制度上。
纪录片导演常有道德困惑，我们能对拍摄个体有什么帮助呢？面对着这些贫穷的孩子，内心时常很挣扎。即使高考结束后，这种不公平，城乡差距、东部沿海和中西部地区差距还是存在的。我很高兴片子即将去高校巡展，如果大学生看到后，有所启发思考，愿意去调查研究，教育学家和社会学家参与进来，慈善人士更多捐助，人们的希望和愿望化为行动，就是片子最大的意义。
C20-C21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刘雅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