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8-04-05

非虚构 • 希望之旅:导演说

影片《希望之旅》的故事背景，出自1988年一条仅八行字的报纸新闻。导演泽维尔·科勒看了报道后，深受震动。强烈的创作欲望和责任感促使他下定决心，要为少数民族讲话，将这一真实事件搬上银幕。他千里迢迢地赶到土耳其的安纳托利亚，面见新闻报道中的家庭，请求合作。痛苦的往事不堪回首，这家人允许他利用报道，但拒绝参与其他。这样一来，反而使科勒可以放开手脚，大刀阔斧地制作一部真正的故事片。他以此为基础，对移民问题进行了大量的调查。联合国有关组织也向他提供了走私集团在各欧洲国家残酷掠夺穷苦百姓的翔实材料。一年以后，科勒和土耳其作家费里代·吉切科卢合作的剧本《希望之旅》便开始投入拍摄。
影片拍成后，于1990年在瑞士洛迦诺电影节上首映时即得到好评，获铜豹奖。但该片公映时，却引起了争议。影评界普遍持赞赏态度，认为影片结构精巧，主题鲜明，内容严肃，富有政治含义和环境意识：它尖锐地涉及日益增长的难民问题、欧洲海关关卡的崩溃以及贫富之间不断扩大的矛盾。也有人，特别是一些右翼分子则表示不满，因为影片对移民的处境给予了极大的同情。这一点在影片结尾部分表现得尤为明显。女医生耐心细致地安抚越境的难民，为他们治病、治伤。一个穿制服的警官迫不及待地要履行公务。于是，俩人发生了争执。女医生以救死扶伤为职责，认为这些是心力交瘁的伤病者，首先需要照顾，不能再受惊吓。她坚持不让任何人前去打扰。女医生的大义凛然迫使警官改变了主意，他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发出怨愤之言：假如人人都想来瑞士，瑞士人又将何处安身？影片在对难民进行人道主义保护和援助的同时，也向人们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难民如潮水般涌来瑞士，瑞士人怎么办？小小瑞士国土显然不堪承受难民潮的重负。而造成移民或难民的主要原因是战争、种族主义和贫穷。本片虽然没有明确表露主人公哈伊达尔一家三口逃难的政治背景，但从人物对白的暗示中可以看出，他们是库尔德人，在哪儿都受欺压，没有人的尊严，没有社会地位，家境贫寒，前途渺茫。影片不仅让人联想起战争，特别是海湾战争给人们带来的灾难。有多少人颠沛流离，无处安身，有多少自然资源遭毁灭，生态环境遭破坏。也使人联想起种族主义给世界带来的动荡与不安；南非黑人反抗种族歧视的运动此起彼伏；德国法西斯主义重又抬头；大批逃亡的库尔德人和伊斯兰教什叶派难民在土耳其、伊拉克和伊朗边境被抓……总之，只要战争、种族主义一天不停止，人类生活就一天不得安宁。
导演泽维尔·科勒起初是个舞台演员，后开始从事导演和编剧工作。早期的一次失败促使他潜心研究叙事方法和人物塑造。他努力学习黑泽明尤其是伯格曼的编剧方法，获益匪浅。《希望之旅》采取了传统的戏剧结构形式，按照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局的进程，依次而又有因果逻辑地展现完整的事件和人物的命运。故事情节简单明了，却不乏令人心急如焚的紧张感。人物塑造真实可信，对白很少，语言朴实却意蕴深刻。画面构图讲究，极富于表现力。它和伯格曼的影片，如《野草莓》、《处女泉》、《第七封印》一样，用旅行作为框架，发展剧情，表现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以及美丑善恶之人生百态。
《希望之旅》对人性问题的触及与探讨可谓直截了当，令人信服。哈伊达尔这个人物塑造得比较真实，从他身上可以看到老实巴交的农民天真无邪的本性。他不惜倾家荡产，用高价买护照，付旅费，长途跋涉去冒险，为的是自己所深爱的这个家，要让全家过上有尊严的富裕生活。没想到，他一次次地上当受骗，希望也随之一点点地破灭。最后，人财两空，不仅失去了心爱的儿子，自己还成了人家的阶下囚。他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太惨痛了。然而，即便如此，哈伊达尔也未必能认识到造成这沉痛教训的根源所在。他单纯而善良的愿望就是与人和睦相处，成为瑞士的朋友。因此，他不会明白：穷人和富人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两者之间不断分化、日益扩大的差距，根本无法逾越，也无法沟通。
相反，丧尽天良的走私团伙打着“助人者”、“朋友”的幌子，以“天堂”为诱饵，路路设卡，层层索取贫苦农民的血汗钱。一旦油水榨尽，就不管死活地将他们遗弃在渺无人烟的边境线上。影片中有这样一幕：走私团伙像赶牲口似的把难民们赶上一辆小型货车，又突然叫住哈伊达尔，逼迫他在一张预先准备好的合同上签字，让他把以后在瑞士的劳动所得一半归走私团伙，以偿付他私带儿子越境而惹出麻烦的费用。可以想见，即便哈伊达尔一家顺利地到达瑞士，他们的日子也肯定不会好过。走私团伙这种面带微笑、不择手段地榨取难民钱财的卑劣行径，恐怕与杀人如麻的黑手党没什么两样。影片自始至终对移民的艰难处境和悲惨遭遇寄予同情，而对那些阴险毒辣、毫无人性的社会寄生虫，则给予无情的揭露和鞭挞。这充分体现了影片制作者的人道主义立场。本片的魅力在于：它使观众在不知不觉中忽略了主人公偷渡的非法性，反而对他们产生怜悯之心，为他们焦急不安，与他们同悲共泣。
本片所采用的隐喻和象征手法别出心裁，耐人寻味。在影片开头部分，哈伊达尔与堂弟塞梅尔话别时，塞梅尔“过河总是要冒风险”的话音刚落，即传来孩子们奔向火车的消息。五六个孩子卧伏在铁轨之间，要与庞大的火车作一挑战。这里，编导者用小孩子卧轨迎车的大胆举动，一方面隐喻土耳其农民（即便是孩子）敢冒风险、敢于挑战的顽强精神，唯有这种胆力，才使他们走上充满艰难险阻的旅程。另一方面则暗示：偷渡、越境犹如卧轨冒险一样，吉凶难卜，或者成功，或者失败，甚至丧命。此外，影片还利用地理上的分界线作为隐喻。只要登上嵯峨的山巅，跨过边界，那边就会是个截然不同的理想世界，梦想能够成真，人人可以发财致富。然而，它却像天堂般的无法达到。几个难民踉踉跄跄地靠近一处闪闪发光的高档温泉疗养地，声嘶力竭地喊着，拍打着透明的玻璃围墙，请求庇护。一壮汉从游泳池内探出身子告知：疗养地关门了。这组镜头形象、生动，富有意味。贫富两个世界用玻璃墙作界线，墙内是温暖舒适的光明世界，墙外是寒冷难熬的黑暗天地。疗养地大门为有钱人敞开，一应俱全的豪华设施供有钱人享用，那是富有者的“天堂”。但对于贫苦人来说，它就像如梦如幻的海市蜃楼，可望而不可即。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希望之旅》的片头与片尾音乐，为预示、概括及总结影片的主题和基本情绪起到了很好的渲染、烘托作用。在片头部分，悲凉而高昂的管乐配以一望无际的荒漠山丘，一下子把影片那苍凉的基调表现了出来，预示着主人公哈伊达尔一家将要遭受的不幸。影片结尾处，当囚车载着神情悲怆的哈伊达尔一路飞驶时，凄厉的管乐声再次倏然响起，画面与音乐的这一有机结合，突出了主人公此时此刻肝肠寸断的心境，渲染了影片的悲剧气氛。这首尾相应的音乐，撼人心魄，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它有助于观赏者领悟：希望之旅最终成了绝望之旅，成了父亲与儿子的死亡之旅。
影片获得成功，还在于演员的出色表演。12岁的小演员埃明·西瓦斯，将一个机灵、勇敢的七岁顽童演得活泼有趣，惹人怜爱。哈伊达尔夫妇的扮演者内吉·梅廷·乔巴诺卢和纳尔·斯雷尔，从外形特征到言行举止，都真实、自然地体现了土耳其农民的性格特点和精神风貌。尤其是乔巴诺卢胡子拉碴、愁眉不展的凄苦相，给人印象深刻，历久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