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8-04-07
非虚构 • 情人:导演说
这部影片是根据法国当代文坛上最享盛名的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之同名小说改编的。1914年出生在印度支那的杜拉根据自己早年的一段恋情，写成的这部自传体小说《情人》已被译成43种语言。据1992年巴黎春季书籍沙龙统计，世界各国已出版《情人》850万册，1984年该书荣获龚古尔文学大奖，并被列为法国当代十大最佳小说之一。
至今操笔不辍的玛格丽特·杜拉在1984年以前，对自己的过去讳莫如深，关于她先后两次不甚美满的婚姻以及所生一子的事鲜为人知。40年前，她就以自己的家庭成员为题材发表了她的处女作《厚颜无耻的人》，但署名却是玛格丽特·多那迪厄。书中的人物和她30年后写就的《情人》中的人物几乎毫无二致，只不过故事发生地不在印度支那，而在法国本土上的外省而已：一个操劳过度、专横威严的母亲带着全家人迁到多尔多涅省，仪表堂堂的哥哥不幸丧妻，意志薄弱沦为流氓，对自己名叫茂德的小妹妹滥施淫威，这个天真诱人的小姑娘就是《情人》中的玛格丽特本人。杜拉是她后来发表《平静的生活》时的笔名，而这个名字已誉满全球。有人认为《情人》是作者晚年怀旧之作，这自然是一种误解。实际上，如作者在影片《情人》发行首映式时所说，她母亲和哥哥的阴影一直笼罩着她坎坷的感情生活，她必须反复写他们鞭笞他们，才能把他们压在自己心头上的阴郁驱散。也许这才是杜拉写《情人》的初衷吧。
今日的玛格丽特·杜拉不仅是法国文坛的泰斗，她创作的戏剧也每每造成轰动，在法国影坛上更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这位“新小说派”的代表人物从不满足自己走过的道路，不断超越自己的玛格丽特试图搞出一种“小说——戏剧——电影”三合一的文学艺术样式：既有小说的可读性，又有戏剧的可听性，也有电影电视的可视性。她的作品不仅注重情节的跌宕起伏，也注意人物对话的高度张力，更注重每个段落的画面效果。追求一种叙述如诗，对白如戏，情节如画的效果。人们很容易发现，她是用蒙太奇技巧来结构她的小说的。杜拉用意识流手法写就的小说，在改编成电影时，采用无技巧剪接手法来结构影片，实在不难，因为她的小说本身总是包含着大量的电影因素。1958年，她创作的电影剧本《广岛之恋》被阿仑·雷乃搬上银幕，获得了1959年戛纳国际电影评委会大奖。1961年，她编剧的《长别离》，由亨利·谷比尔执导拍片，又获成功，荣膺当年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奖和路易·德吕克奖。从1965年起，她自编自导了一系列影片：《音乐》、《卡车》、《娜达莉·格兰瑞》、《大西洋人》、《恒河妇女》、《她在荒凉的加尔各达名叫威尼斯》、《帕克斯代勒》等等和最具文学性及独白风格的《印度之歌》。她通过具有高度张力的内心独白、对白和滔滔不绝的画外音来刻画一些感情异化的人和试图逃离孤独处境的普通人。《情人》中的男女主人公就是这类人物的代表。
本片导演让-雅克·阿诺不仅是一位在题材上刻意求新的年轻人，也是法国当今影坛为数不多的作风严谨的一位雄心勃勃的后起之秀。1967年毕业于法国高等电影学院的阿诺，始终把他的作品瞄准国际电影市场。他拍摄的第一部故事片《高歌走向胜利》就一举夺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1981年推出的《火之战》以史前人类发明用火技术和性爱之源为题，描绘了一幅人类祖先原始生活的画卷。这部影片和以足球为题的《冲动一时》以及1988年拍出的《熊》都在欧美各国大获成功。阿诺推出的这些影片在国际上发行毫无语言障碍问题，相通的电影语言无需翻译即可在各地上映。因为瞄准美国市场的阿诺知道，广大的美国观众既不喜欢英文字幕更讨厌译制片，因此，在制片人克罗德·贝里的支持下，他把《情人》拍成英语对白片。
阿诺认为，本世纪文艺理论和艺术大师辈出的黄金时代（1950～1960年代）已成过去。从1970年代起，理论界已无人说话，著名导演也已江郎才尽，再也翻不出新花样，所以西方艺坛一片沉寂。像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上帝那样给观众讲故事，只有喜欢《超人》、《星球大战》之类连环画式影片的美国观众还有近乎天真的兴趣，所以必须闯出一条新路来。他发现玛格丽特·杜拉这种向读者或观众亲切地叙述自身的方式，把个人的回忆与虚构交织在一起，用解构的小段叙述法独具匠心，因此决定把《情人》搬上银幕。他深知原作中的“我”并不是一个封闭的主体，玛格丽特·杜拉也多次声称“我个人生活的历史是不存在于小说中的”，后现代主义的作品更不是对于某种真理的寻求，因而给了阿诺的创作以无限广阔的空间。处于失重状态的西方影坛，认为“生命是不可承受的轻浮”，正在寻找新的“游戏”，阿诺这部探索人生意义的作品恰似酷暑中的一缕清风。
为了再现印度支那1930年代的历史原貌，本片导演在西贡重建了当年的楼宇民居，重修道路，移植花木。又从美国高价买进一艘老式邮轮。为了挑选男女主角的扮演者，阿诺和他派出的无数星探足迹几乎遍及全球。应征的7000多名女演员，他无一看中。最后还是在一本时装杂志《十七岁》上，他发现了具有欧亚血统的英国姑娘简·玛什。玛格丽特·杜拉本人也觉得这位18岁的模特与少女时代的她有众多相似之处。这部耗资1.2亿法郎的影片在法国属于超级制作。
《情人》是阿诺导演的第一部描写男女私情和追忆失去恋情的伤感言情片。对于这类题材，他一方面避免了为叫座而拍摄大量流于庸俗的床上戏，也不以沉沦堕落的姑娘的大哥为线索，以法国老殖民地的红灯区为背景，或者在姑娘与同学的同性恋情节上下功夫（尽管杜拉在小说中毫不掩饰这一点），进而描绘出一幅长卷的异国风情春宫图。他只用西贡港和湄公河的几个长镜头和街区的一些细节来交待故事的发生地。另一方面他也不像某些“清教徒”影片那样，对最敏感和最刺激感官的床上镜头，只拍胸部以上或让镜头消失在颤动的蚊帐上。阿诺清楚地知道，这部誉满全球的佳作是杜拉以第一人称“我”来叙述一位为摆脱经济困境的法国姑娘，从委身一个欧化的富有华裔青年开始，经过一个难以忘怀的下午和此后18个月中的不断幽会而萌发恋情的。在那间单身汉公寓里，这对恋人感受到爱情的欢乐和各自家庭的社会背景、种族偏见给他们带来的痛苦与绝望。因此，拍好故事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推动情节发展原动力的做爱场面是这部影片成败的关键。初登银坛的简·玛什（这是她的变名，姓氏保密）也清醒地意识到：“没有这些场面，也就没有这部影片了。我当时非常害怕，在拍第一组镜头的前夕，我在化妆室里泪如雨下。但当我发现梁家辉也和我一样浑身发抖时，我反而平静下来了。”才华横溢的导演阿诺是用光线的变化、不同的目光和各种环境氛围来表现和描绘这对恋人的欲望冲动的。这种处理既真实生动给人以美的享受又不违原作初衷。杜拉看后也表示了有所保留的满意。她在出让版权时，曾一再叮嘱不能使其作品受到任何歪曲。
这部影片在声音的处理上受到了专家的好评：人的声音、音响效果和音乐，这三个电影听觉的整体和视觉因素和谐巧妙地交织在一起。空间感的声音十分逼真。影片中中国情人的单身汉公寓与户外只有一帘之隔，市井的各种声音都清晰地传入室内。导演根据剧情的需要，使声音起到了烘托真实气氛的作用。法国著名老演员让娜·莫萝以她扣人心弦的画外音，通过“我”和“她”的人称变化，使观众不断感到经常变化着的视角，避免了平铺直叙的平淡。画外音台词不仅编选得精彩，朗读得更加感人，既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又像诗一般的音乐。让娜·莫萝准确地把握住了作品中主人公思想感情的脉络，赋予了相应的声音基调，或婉转圆润，或冰冷淡漠，或甜美或深沉，疾徐有致，声情并茂，流畅自然，恰如其分，绝无半点装腔作势。这位舞台出身的老演员的语言功力之深，委实令人叫绝。
导演通过这对恋人一封封往还的书信，使影片前后呼应浑然一体。吐着滚滚黑烟离港而去的邮轮象征着无望恋情的彻底断裂以及不少使人意外的细节和大量的隐喻，却给观众留下了无穷的回味。
阿诺把原作中华裔青年的年龄从20多岁改为32岁，把他的籍贯从东北抚顺改为中国南方某省，从这部影片的角度来看，似乎更近情理。也许正因为这个缘故，矢志不忘旧情的玛格丽特·杜拉又写了一部《华北情人》，出于担心日后有人把这部小说改编成电影时，再次改变她的中国情人的本人面目，她亲自把它改编成电影剧本，并于1992年3月付诸出版。
至今操笔不辍的玛格丽特·杜拉在1984年以前，对自己的过去讳莫如深，关于她先后两次不甚美满的婚姻以及所生一子的事鲜为人知。40年前，她就以自己的家庭成员为题材发表了她的处女作《厚颜无耻的人》，但署名却是玛格丽特·多那迪厄。书中的人物和她30年后写就的《情人》中的人物几乎毫无二致，只不过故事发生地不在印度支那，而在法国本土上的外省而已：一个操劳过度、专横威严的母亲带着全家人迁到多尔多涅省，仪表堂堂的哥哥不幸丧妻，意志薄弱沦为流氓，对自己名叫茂德的小妹妹滥施淫威，这个天真诱人的小姑娘就是《情人》中的玛格丽特本人。杜拉是她后来发表《平静的生活》时的笔名，而这个名字已誉满全球。有人认为《情人》是作者晚年怀旧之作，这自然是一种误解。实际上，如作者在影片《情人》发行首映式时所说，她母亲和哥哥的阴影一直笼罩着她坎坷的感情生活，她必须反复写他们鞭笞他们，才能把他们压在自己心头上的阴郁驱散。也许这才是杜拉写《情人》的初衷吧。
今日的玛格丽特·杜拉不仅是法国文坛的泰斗，她创作的戏剧也每每造成轰动，在法国影坛上更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这位“新小说派”的代表人物从不满足自己走过的道路，不断超越自己的玛格丽特试图搞出一种“小说——戏剧——电影”三合一的文学艺术样式：既有小说的可读性，又有戏剧的可听性，也有电影电视的可视性。她的作品不仅注重情节的跌宕起伏，也注意人物对话的高度张力，更注重每个段落的画面效果。追求一种叙述如诗，对白如戏，情节如画的效果。人们很容易发现，她是用蒙太奇技巧来结构她的小说的。杜拉用意识流手法写就的小说，在改编成电影时，采用无技巧剪接手法来结构影片，实在不难，因为她的小说本身总是包含着大量的电影因素。1958年，她创作的电影剧本《广岛之恋》被阿仑·雷乃搬上银幕，获得了1959年戛纳国际电影评委会大奖。1961年，她编剧的《长别离》，由亨利·谷比尔执导拍片，又获成功，荣膺当年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奖和路易·德吕克奖。从1965年起，她自编自导了一系列影片：《音乐》、《卡车》、《娜达莉·格兰瑞》、《大西洋人》、《恒河妇女》、《她在荒凉的加尔各达名叫威尼斯》、《帕克斯代勒》等等和最具文学性及独白风格的《印度之歌》。她通过具有高度张力的内心独白、对白和滔滔不绝的画外音来刻画一些感情异化的人和试图逃离孤独处境的普通人。《情人》中的男女主人公就是这类人物的代表。
本片导演让-雅克·阿诺不仅是一位在题材上刻意求新的年轻人，也是法国当今影坛为数不多的作风严谨的一位雄心勃勃的后起之秀。1967年毕业于法国高等电影学院的阿诺，始终把他的作品瞄准国际电影市场。他拍摄的第一部故事片《高歌走向胜利》就一举夺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1981年推出的《火之战》以史前人类发明用火技术和性爱之源为题，描绘了一幅人类祖先原始生活的画卷。这部影片和以足球为题的《冲动一时》以及1988年拍出的《熊》都在欧美各国大获成功。阿诺推出的这些影片在国际上发行毫无语言障碍问题，相通的电影语言无需翻译即可在各地上映。因为瞄准美国市场的阿诺知道，广大的美国观众既不喜欢英文字幕更讨厌译制片，因此，在制片人克罗德·贝里的支持下，他把《情人》拍成英语对白片。
阿诺认为，本世纪文艺理论和艺术大师辈出的黄金时代（1950～1960年代）已成过去。从1970年代起，理论界已无人说话，著名导演也已江郎才尽，再也翻不出新花样，所以西方艺坛一片沉寂。像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上帝那样给观众讲故事，只有喜欢《超人》、《星球大战》之类连环画式影片的美国观众还有近乎天真的兴趣，所以必须闯出一条新路来。他发现玛格丽特·杜拉这种向读者或观众亲切地叙述自身的方式，把个人的回忆与虚构交织在一起，用解构的小段叙述法独具匠心，因此决定把《情人》搬上银幕。他深知原作中的“我”并不是一个封闭的主体，玛格丽特·杜拉也多次声称“我个人生活的历史是不存在于小说中的”，后现代主义的作品更不是对于某种真理的寻求，因而给了阿诺的创作以无限广阔的空间。处于失重状态的西方影坛，认为“生命是不可承受的轻浮”，正在寻找新的“游戏”，阿诺这部探索人生意义的作品恰似酷暑中的一缕清风。
为了再现印度支那1930年代的历史原貌，本片导演在西贡重建了当年的楼宇民居，重修道路，移植花木。又从美国高价买进一艘老式邮轮。为了挑选男女主角的扮演者，阿诺和他派出的无数星探足迹几乎遍及全球。应征的7000多名女演员，他无一看中。最后还是在一本时装杂志《十七岁》上，他发现了具有欧亚血统的英国姑娘简·玛什。玛格丽特·杜拉本人也觉得这位18岁的模特与少女时代的她有众多相似之处。这部耗资1.2亿法郎的影片在法国属于超级制作。
《情人》是阿诺导演的第一部描写男女私情和追忆失去恋情的伤感言情片。对于这类题材，他一方面避免了为叫座而拍摄大量流于庸俗的床上戏，也不以沉沦堕落的姑娘的大哥为线索，以法国老殖民地的红灯区为背景，或者在姑娘与同学的同性恋情节上下功夫（尽管杜拉在小说中毫不掩饰这一点），进而描绘出一幅长卷的异国风情春宫图。他只用西贡港和湄公河的几个长镜头和街区的一些细节来交待故事的发生地。另一方面他也不像某些“清教徒”影片那样，对最敏感和最刺激感官的床上镜头，只拍胸部以上或让镜头消失在颤动的蚊帐上。阿诺清楚地知道，这部誉满全球的佳作是杜拉以第一人称“我”来叙述一位为摆脱经济困境的法国姑娘，从委身一个欧化的富有华裔青年开始，经过一个难以忘怀的下午和此后18个月中的不断幽会而萌发恋情的。在那间单身汉公寓里，这对恋人感受到爱情的欢乐和各自家庭的社会背景、种族偏见给他们带来的痛苦与绝望。因此，拍好故事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推动情节发展原动力的做爱场面是这部影片成败的关键。初登银坛的简·玛什（这是她的变名，姓氏保密）也清醒地意识到：“没有这些场面，也就没有这部影片了。我当时非常害怕，在拍第一组镜头的前夕，我在化妆室里泪如雨下。但当我发现梁家辉也和我一样浑身发抖时，我反而平静下来了。”才华横溢的导演阿诺是用光线的变化、不同的目光和各种环境氛围来表现和描绘这对恋人的欲望冲动的。这种处理既真实生动给人以美的享受又不违原作初衷。杜拉看后也表示了有所保留的满意。她在出让版权时，曾一再叮嘱不能使其作品受到任何歪曲。
这部影片在声音的处理上受到了专家的好评：人的声音、音响效果和音乐，这三个电影听觉的整体和视觉因素和谐巧妙地交织在一起。空间感的声音十分逼真。影片中中国情人的单身汉公寓与户外只有一帘之隔，市井的各种声音都清晰地传入室内。导演根据剧情的需要，使声音起到了烘托真实气氛的作用。法国著名老演员让娜·莫萝以她扣人心弦的画外音，通过“我”和“她”的人称变化，使观众不断感到经常变化着的视角，避免了平铺直叙的平淡。画外音台词不仅编选得精彩，朗读得更加感人，既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又像诗一般的音乐。让娜·莫萝准确地把握住了作品中主人公思想感情的脉络，赋予了相应的声音基调，或婉转圆润，或冰冷淡漠，或甜美或深沉，疾徐有致，声情并茂，流畅自然，恰如其分，绝无半点装腔作势。这位舞台出身的老演员的语言功力之深，委实令人叫绝。
导演通过这对恋人一封封往还的书信，使影片前后呼应浑然一体。吐着滚滚黑烟离港而去的邮轮象征着无望恋情的彻底断裂以及不少使人意外的细节和大量的隐喻，却给观众留下了无穷的回味。
阿诺把原作中华裔青年的年龄从20多岁改为32岁，把他的籍贯从东北抚顺改为中国南方某省，从这部影片的角度来看，似乎更近情理。也许正因为这个缘故，矢志不忘旧情的玛格丽特·杜拉又写了一部《华北情人》，出于担心日后有人把这部小说改编成电影时，再次改变她的中国情人的本人面目，她亲自把它改编成电影剧本，并于1992年3月付诸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