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1-05-20
蕾蕾 • 未完成的生活史:低级知识分子的酒精世界
低级知识分子的酒精世界
——《未完成的生活史》
抽烟为了咳嗽，喝酒为了难受。
马大夫在《未完成的生活史》开篇说：活着一分钟，快乐六十秒……于是，他们开始喝酒，划拳。
当然喝酒还为了娱乐……乐于酒精，痛于酒精，死于酒精。
划拳、喝酒——这件事情就至于有那么好玩？剧中人对喝酒频率的概念是：录了40盘带子，30盘都在喝酒。这个比例也如实准确地呈现在我们看到的《生活史》这部作品中。荒芜光秃的生活里喝酒是最大的快乐，没有之一。
划拳是为了迅速进入状态。然而为了防止喝成痴呆，也需要划拳，划拳非常锻炼脑力，就算喝到谁也不认识、看谁都是双胞胎的地步，那也起码还得识数，难度相当之高。而且划拳的时候还要大声喊数，喊到扯破脏腑，同时大脑在飞快做加减运算，如果算不清楚，就没人带你玩了。
并不是每一次都能喝到high，喝嗨到又唱又跳的的程度也是可遇不可求。其次是酒风的问题，其次是喝了酒之后出的各种洋相。
轻者：有喝醉了在茅房里躺了一宿的；有把硼酸当成酒喝到肚子里损毁食道的，结果是去了一趟兰州，兰州似乎是个神奇的天堂般的城市，每当出事情到搞不定的时候，看来就需要去一趟兰州，这类事件在酒桌上是被当作笑话来讲的。
而重者，老田，死于饮酒过量；XXX，死于饮酒过量……对这些死生大事的谈论，却是用来让大家沉默的。彼情彼境被描述得直接到位、凝练利索：
“我掉了一点半眼泪，左眼里一点，右眼里半点，那半点我刹住了，没有掉出来！”
作为酒桌上的即兴表述，我没见过这么有诗意和悲情的大白话。
那么，能说出如此有水平的话的究竟都是些什么人？
文豪？教授？知识分子？艺术家？哲学家？
貌似都对，但是把这些身份统统降低4个版本以上，就差不多了。
他们对教导主任的前缀“正”还是“副”这样的字眼敏感；升迁与调动是他们酒桌上永远最核心的话题，荤段子与之并行……可是他们也谈论鬼谷子，他们是读过一点书的人、舞过文弄过墨、他们是酒家、是竹林群贤（闲）、是低级知识分子、是县级和镇级中学里教书的，对呀，他们是老师。
老师这个称谓，以前是个尊称。现在可不了，它老早就不再特指教与学的关系，而是对稍微年长于自己的同行、前辈等的普遍称呼，还可作更为广义上的笼统称呼，比如刚认识的陌生人，稍年长，不便直呼姓名，如果他是个领导，还可以叫X主任、X局长、X科长等，可要是这人没什么官职，若叫哥姐叔姨等更是别扭，那除了老师没有别的选择了。所以，山东人管任何人都叫老师，我在京沪高速上过临沂收费站的时候，收费员问我：你去哪儿啊？老师！比如有些特定情境中，管你叫老师就意味着骂人。比如京味电视剧中，刚介绍俩人认识，一个说，哎哟，X老师，久仰久仰……另一个说：可不敢当，我得叫您老师。“老师”这个词的多元性和立体含义真能够在某些场合制造出分不出是夸人呢还是骂人呢的神奇效果。比如，有一段时间北京等大城市流行管老婆叫老师，我常听见某著名导演在电视上说，我们家X老师怎么怎么着……让人分不出是真谦虚还是假低调。
有了“老师”这个万能词汇，生活真方便。
不过，现在反映过这一点来，稍有点赶不上趟了，因为这年头更时髦的是“同学”这个词。
在我们今天的这个政权建立之初的50年代，社会阶层是以人的职业分类为基础来划分的，即所谓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工人阶级里素质比较高的那一部分人。
《生活史》里有把镜头对准那几个站在大门口晒太阳的老头，他们曾经当过老师，可是他貌似谦虚的口吻说教过几天书，也就是三四年吧。到底是几天还是三四年？这修辞修出境界来了。那个被点名讲他是最清楚南冲寺历史的老汉，他说自己也不清楚，还记得他们有曾经教过书的经历的人，说他们是真正的教育界的元老，写得一手好毛笔字，
《生活史》里拍到的这些曾经是神马神马的人后来全都成了门卫，看大门的，也就是保安。
在50年前的社会划分里，在他们当老师的那个年代，他们无疑只能是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里素质较高的一部分。然而同为知识分子的教授、作家、科学家、院士、研究员、留学归国人员，他们不仅是工人阶级里素质较高的那一部分，也是知识分子里素质较高的那一部分，所以那些后来成了门卫的就算是教育界元老的人在当年只能是低级知识分子。
在今天社会结构已明显变化了的情况下，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占有状况为标准，社会阶层划分呈现了更加综合性、多样化和变化性的趋势。比如一个比较势利的说法：权贵、正在形成的中产、底层。今天的阶层划分中不稳定症候明显，就是此刻拥有权力和资本的人有可能明天就沦为草民。
《生活史》呈现的是一个极不活跃的稳定环境，主要被拍摄的那些人，生活在鼓浪这样一个相对发展缓慢闭塞的空间里，从乡镇到县的工作调动是他们能支付的最大代价的最大尺度的动荡，喝酒的方式和60年前一样，酒桌上说着和30年前一样的话题，使用着50年前的木制大蒸笼蒸馍，而这种蒸馍的传统是500年前的。
蒸馍是有一种仪式感的，因为大概一个月才蒸一次，一次蒸的馍能摆一案板，要够全家人吃一个月。主妇们对蒸馍这件事情都提前有着规划，看着馍快吃完了的时候，便需要计划下一次的蒸馍，需要提前一天发面，发面所用的酵头是上一次蒸馍时留下来的，蒸完馍之后要留一点发面作为下一次发面的酵头，如果万一忘记了，就得去别人家借，如果不愿去借就只能用酸奶或者醪糟之类的发酵品来替代酵头，这样发出来的面效果一定不如发面酵头发出来的好。发面需要掌握时间，蒸馍还得放碱，碱小了馍味道酸，碱大了发黄发苦。任何方面欠一点儿，都蒸不出好馍，有些人家蒸的馍就永远碱大，要蒸得一锅好馍，就需要整个规划和制作过程里任何一个步骤都精准而不出差错，然而主妇们手底下的火候与度量却不是靠时钟与刻度的标记，而是经验、手感和天分。所以，蒸馍有一种仪式感，它是生活史中周期性重复着的一件大事。
只有蒸馍的那一天才能吃到刚出锅的馍，大部分的时候吃的馍是旧的，甚至是冷的和硬的，这种馍吃起来会掉渣，西北人管挣点零碎银两叫拾馍渣。任延秀的窗帘铺子大致就是拾馍渣的意思。
这是古典的北方的生活史，无论农耕与市井都是如此，《生活史》中的低级知识分子们今天也都还过着这样的日子，仍旧在乡镇与县城之间周旋，他们到底算什么人？应该被如何划分？底层？底层人民有天天喝数十元甚至100块钱以上一瓶的白酒的吗？
低级知识分子不处在精英文化的环境中，没有中心意识、使命感和救世理想。他们根本不谈论学术，从不忧国忧民，不谈论国计民生，他们算什么知识分子？如果知识分子的圈子拒绝接受他们，那他们到底算个什么？所以知识分子前面要有“低级”这个前缀，就像教导主任前面得正副分明。以县为核心的上下级关系、调动工作永远是点击率最高的话题，没有之一。区别于农民，这是知识分子的事情，也区别于高级知识分子，是低级知识分子的事情。是事实，也是传奇。
高级知识分子说当代中国文化心理与经济观念的严重失衡致使了现在这个全世界古往今来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畸形社会。低级知识分子们在喝酒，在学习八荣八耻，他们说服务人民和热爱人民意思差球不多。
丛峰拍的是群像，圈子止于群像内部。高级知识分子的社交范围可以有高级官员和企业家，低级知识分子则主要在这个群像内部消遣和娱乐，社交范围延伸到校长科长组长等九品芝麻官，没有生意人，饭馆老板都不会和他们一起喝酒。偶尔出现个局长也被界定在办事送礼搞搞腐败的情境中还不是一个阵营的，归根结底是局外人。官员和企业家可能同时也是文化人，而县城的饭馆老板和小卖部掌柜的决不会是思想家。
那丛峰又算是个什么人？他是个纪录片导演吧！可如果电影导演的群体拒绝他这样的个体呢？加前缀呗！
丛峰留着阿富汗恐怖分子似的胡子，手持摄影机，异乡人，如果有人问他，你是干嘛的？（包括从前做过什么，现在在做什么，为什么要做，为谁而做，甚至再加上你是哪个单位的？）这都不是能够轻易回答得清楚的，问答双方对这个问题的沟通一定需要好几个来回的解释，结果还不一定能彻底地清楚明了。
丛峰这样一个游离于知识分子领域、小众文化艺术圈、独立电影圈的身份不确定人士，在鼓浪县黄羊川镇的阶段性逗留，看起来的确非常可疑，从他的长相、身份到讲不清楚的做事动机，都是不安定的因素。
《未完成的生活史》经历了一段漫长的拍摄过程。
拍摄有两个最重要的含义。一是，什么时候停止拍摄；二是，现场什么时候关机。
丛峰几乎每隔半年去那里拍一次，他究竟是要拍三年五年还是十年八年，如果没有一个外部的事件来终止拍摄的话，什么时候停止拍摄是剪接思路里的一个内容，再漫长的拍摄过程也要终结于剪接和放映。《生活史》的剪接思路的形成也是一个反复经久考虑的漫长过程，剪接（包括拍摄）是受到未来放映场合和观众群体的制约的，丛峰大致可以想象未来能够看到这部作品的都是些什么人，这一点部分地与《马大夫》的放映经验有关系。《生活史》其作品与拍摄内容有一种相反的气质，它不是那么地奔放、无节制，恰恰充满了谨慎和操心，上照顾他的观众，下体察他的拍摄对象。甚至有一种顾虑，（这一点区别于《马大夫的诊所》）在于丛峰与被拍摄者之间的亲近关系，保持距离感，同时默认的共同阵营。丛峰对他的镜头里的低级知识分子们的生活现实了解得十分真切。
除了什么时候停止拍摄以外，是在场时，拍摄与不拍摄，开机与没开机的问题。
很多人指责独立纪录片内容的无聊与枯燥，说，他见过的某某地方发生过的某某事件，某某人身上的某某故事，如果拍成纪录片，比你们这些人拍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要牛B一万倍。
可问题是，纪录片的本质是你得去拍去，你去了你还得能拍得到。
拍了一整天七八个小时的素材，可能全都没有用，但是，刚刚关机，却发生了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可能拍纪录片的人都经历过这样的杯具，惨痛而又耐人寻味。更多至关重要的事情，在作者根本不在场的情况下发生。
《生活史》中以字幕呈现的事件：XX死于喝酒过量；两个学生发生争执其中一个被捅死。——更多发生了的事情丛峰是没有拍到的。
佛法说：菩萨畏因，众生畏果。
意思是说，菩萨关心做一件事情的动因、念头，起心动念间要有慈悲心，这当然需要无量的智慧，而众生远没有这么大的智慧，他们更多是为达到目的获得结果而产生做事的动力的。
我们要向菩萨学习，将做事的动机过滤到足够善和纯，当然这个太难了。丛峰拍《生活史》，有点榜样的意味，他已经对拍摄坚持到这个地步了，也就不再怕有什么没有拍到了。激烈与乏味同样都是生活史，酒桌上的对白就是浓缩的人生，何必再上演悲欢离合。
人的视觉是幻想形成的，鼓风机是放在炉子口为了让火更旺，上了笼的花卷和馒头需要旺火蒸，而蒜苗是在快出锅的时候才放。
中国社会里面每一个人都没有太大的区别，如果你看多了纪录片，尤其会发现和认同这一点。
在这一点上，《生活史》觉悟真相，自净其意。
吴蕾蕾
2011/3/6 於 沪
——《未完成的生活史》
抽烟为了咳嗽，喝酒为了难受。
马大夫在《未完成的生活史》开篇说：活着一分钟，快乐六十秒……于是，他们开始喝酒，划拳。
当然喝酒还为了娱乐……乐于酒精，痛于酒精，死于酒精。
划拳、喝酒——这件事情就至于有那么好玩？剧中人对喝酒频率的概念是：录了40盘带子，30盘都在喝酒。这个比例也如实准确地呈现在我们看到的《生活史》这部作品中。荒芜光秃的生活里喝酒是最大的快乐，没有之一。
划拳是为了迅速进入状态。然而为了防止喝成痴呆，也需要划拳，划拳非常锻炼脑力，就算喝到谁也不认识、看谁都是双胞胎的地步，那也起码还得识数，难度相当之高。而且划拳的时候还要大声喊数，喊到扯破脏腑，同时大脑在飞快做加减运算，如果算不清楚，就没人带你玩了。
并不是每一次都能喝到high，喝嗨到又唱又跳的的程度也是可遇不可求。其次是酒风的问题，其次是喝了酒之后出的各种洋相。
轻者：有喝醉了在茅房里躺了一宿的；有把硼酸当成酒喝到肚子里损毁食道的，结果是去了一趟兰州，兰州似乎是个神奇的天堂般的城市，每当出事情到搞不定的时候，看来就需要去一趟兰州，这类事件在酒桌上是被当作笑话来讲的。
而重者，老田，死于饮酒过量；XXX，死于饮酒过量……对这些死生大事的谈论，却是用来让大家沉默的。彼情彼境被描述得直接到位、凝练利索：
“我掉了一点半眼泪，左眼里一点，右眼里半点，那半点我刹住了，没有掉出来！”
作为酒桌上的即兴表述，我没见过这么有诗意和悲情的大白话。
那么，能说出如此有水平的话的究竟都是些什么人？
文豪？教授？知识分子？艺术家？哲学家？
貌似都对，但是把这些身份统统降低4个版本以上，就差不多了。
他们对教导主任的前缀“正”还是“副”这样的字眼敏感；升迁与调动是他们酒桌上永远最核心的话题，荤段子与之并行……可是他们也谈论鬼谷子，他们是读过一点书的人、舞过文弄过墨、他们是酒家、是竹林群贤（闲）、是低级知识分子、是县级和镇级中学里教书的，对呀，他们是老师。
老师这个称谓，以前是个尊称。现在可不了，它老早就不再特指教与学的关系，而是对稍微年长于自己的同行、前辈等的普遍称呼，还可作更为广义上的笼统称呼，比如刚认识的陌生人，稍年长，不便直呼姓名，如果他是个领导，还可以叫X主任、X局长、X科长等，可要是这人没什么官职，若叫哥姐叔姨等更是别扭，那除了老师没有别的选择了。所以，山东人管任何人都叫老师，我在京沪高速上过临沂收费站的时候，收费员问我：你去哪儿啊？老师！比如有些特定情境中，管你叫老师就意味着骂人。比如京味电视剧中，刚介绍俩人认识，一个说，哎哟，X老师，久仰久仰……另一个说：可不敢当，我得叫您老师。“老师”这个词的多元性和立体含义真能够在某些场合制造出分不出是夸人呢还是骂人呢的神奇效果。比如，有一段时间北京等大城市流行管老婆叫老师，我常听见某著名导演在电视上说，我们家X老师怎么怎么着……让人分不出是真谦虚还是假低调。
有了“老师”这个万能词汇，生活真方便。
不过，现在反映过这一点来，稍有点赶不上趟了，因为这年头更时髦的是“同学”这个词。
在我们今天的这个政权建立之初的50年代，社会阶层是以人的职业分类为基础来划分的，即所谓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工人阶级里素质比较高的那一部分人。
《生活史》里有把镜头对准那几个站在大门口晒太阳的老头，他们曾经当过老师，可是他貌似谦虚的口吻说教过几天书，也就是三四年吧。到底是几天还是三四年？这修辞修出境界来了。那个被点名讲他是最清楚南冲寺历史的老汉，他说自己也不清楚，还记得他们有曾经教过书的经历的人，说他们是真正的教育界的元老，写得一手好毛笔字，
《生活史》里拍到的这些曾经是神马神马的人后来全都成了门卫，看大门的，也就是保安。
在50年前的社会划分里，在他们当老师的那个年代，他们无疑只能是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里素质较高的一部分。然而同为知识分子的教授、作家、科学家、院士、研究员、留学归国人员，他们不仅是工人阶级里素质较高的那一部分，也是知识分子里素质较高的那一部分，所以那些后来成了门卫的就算是教育界元老的人在当年只能是低级知识分子。
在今天社会结构已明显变化了的情况下，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占有状况为标准，社会阶层划分呈现了更加综合性、多样化和变化性的趋势。比如一个比较势利的说法：权贵、正在形成的中产、底层。今天的阶层划分中不稳定症候明显，就是此刻拥有权力和资本的人有可能明天就沦为草民。
《生活史》呈现的是一个极不活跃的稳定环境，主要被拍摄的那些人，生活在鼓浪这样一个相对发展缓慢闭塞的空间里，从乡镇到县的工作调动是他们能支付的最大代价的最大尺度的动荡，喝酒的方式和60年前一样，酒桌上说着和30年前一样的话题，使用着50年前的木制大蒸笼蒸馍，而这种蒸馍的传统是500年前的。
蒸馍是有一种仪式感的，因为大概一个月才蒸一次，一次蒸的馍能摆一案板，要够全家人吃一个月。主妇们对蒸馍这件事情都提前有着规划，看着馍快吃完了的时候，便需要计划下一次的蒸馍，需要提前一天发面，发面所用的酵头是上一次蒸馍时留下来的，蒸完馍之后要留一点发面作为下一次发面的酵头，如果万一忘记了，就得去别人家借，如果不愿去借就只能用酸奶或者醪糟之类的发酵品来替代酵头，这样发出来的面效果一定不如发面酵头发出来的好。发面需要掌握时间，蒸馍还得放碱，碱小了馍味道酸，碱大了发黄发苦。任何方面欠一点儿，都蒸不出好馍，有些人家蒸的馍就永远碱大，要蒸得一锅好馍，就需要整个规划和制作过程里任何一个步骤都精准而不出差错，然而主妇们手底下的火候与度量却不是靠时钟与刻度的标记，而是经验、手感和天分。所以，蒸馍有一种仪式感，它是生活史中周期性重复着的一件大事。
只有蒸馍的那一天才能吃到刚出锅的馍，大部分的时候吃的馍是旧的，甚至是冷的和硬的，这种馍吃起来会掉渣，西北人管挣点零碎银两叫拾馍渣。任延秀的窗帘铺子大致就是拾馍渣的意思。
这是古典的北方的生活史，无论农耕与市井都是如此，《生活史》中的低级知识分子们今天也都还过着这样的日子，仍旧在乡镇与县城之间周旋，他们到底算什么人？应该被如何划分？底层？底层人民有天天喝数十元甚至100块钱以上一瓶的白酒的吗？
低级知识分子不处在精英文化的环境中，没有中心意识、使命感和救世理想。他们根本不谈论学术，从不忧国忧民，不谈论国计民生，他们算什么知识分子？如果知识分子的圈子拒绝接受他们，那他们到底算个什么？所以知识分子前面要有“低级”这个前缀，就像教导主任前面得正副分明。以县为核心的上下级关系、调动工作永远是点击率最高的话题，没有之一。区别于农民，这是知识分子的事情，也区别于高级知识分子，是低级知识分子的事情。是事实，也是传奇。
高级知识分子说当代中国文化心理与经济观念的严重失衡致使了现在这个全世界古往今来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畸形社会。低级知识分子们在喝酒，在学习八荣八耻，他们说服务人民和热爱人民意思差球不多。
丛峰拍的是群像，圈子止于群像内部。高级知识分子的社交范围可以有高级官员和企业家，低级知识分子则主要在这个群像内部消遣和娱乐，社交范围延伸到校长科长组长等九品芝麻官，没有生意人，饭馆老板都不会和他们一起喝酒。偶尔出现个局长也被界定在办事送礼搞搞腐败的情境中还不是一个阵营的，归根结底是局外人。官员和企业家可能同时也是文化人，而县城的饭馆老板和小卖部掌柜的决不会是思想家。
那丛峰又算是个什么人？他是个纪录片导演吧！可如果电影导演的群体拒绝他这样的个体呢？加前缀呗！
丛峰留着阿富汗恐怖分子似的胡子，手持摄影机，异乡人，如果有人问他，你是干嘛的？（包括从前做过什么，现在在做什么，为什么要做，为谁而做，甚至再加上你是哪个单位的？）这都不是能够轻易回答得清楚的，问答双方对这个问题的沟通一定需要好几个来回的解释，结果还不一定能彻底地清楚明了。
丛峰这样一个游离于知识分子领域、小众文化艺术圈、独立电影圈的身份不确定人士，在鼓浪县黄羊川镇的阶段性逗留，看起来的确非常可疑，从他的长相、身份到讲不清楚的做事动机，都是不安定的因素。
《未完成的生活史》经历了一段漫长的拍摄过程。
拍摄有两个最重要的含义。一是，什么时候停止拍摄；二是，现场什么时候关机。
丛峰几乎每隔半年去那里拍一次，他究竟是要拍三年五年还是十年八年，如果没有一个外部的事件来终止拍摄的话，什么时候停止拍摄是剪接思路里的一个内容，再漫长的拍摄过程也要终结于剪接和放映。《生活史》的剪接思路的形成也是一个反复经久考虑的漫长过程，剪接（包括拍摄）是受到未来放映场合和观众群体的制约的，丛峰大致可以想象未来能够看到这部作品的都是些什么人，这一点部分地与《马大夫》的放映经验有关系。《生活史》其作品与拍摄内容有一种相反的气质，它不是那么地奔放、无节制，恰恰充满了谨慎和操心，上照顾他的观众，下体察他的拍摄对象。甚至有一种顾虑，（这一点区别于《马大夫的诊所》）在于丛峰与被拍摄者之间的亲近关系，保持距离感，同时默认的共同阵营。丛峰对他的镜头里的低级知识分子们的生活现实了解得十分真切。
除了什么时候停止拍摄以外，是在场时，拍摄与不拍摄，开机与没开机的问题。
很多人指责独立纪录片内容的无聊与枯燥，说，他见过的某某地方发生过的某某事件，某某人身上的某某故事，如果拍成纪录片，比你们这些人拍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要牛B一万倍。
可问题是，纪录片的本质是你得去拍去，你去了你还得能拍得到。
拍了一整天七八个小时的素材，可能全都没有用，但是，刚刚关机，却发生了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可能拍纪录片的人都经历过这样的杯具，惨痛而又耐人寻味。更多至关重要的事情，在作者根本不在场的情况下发生。
《生活史》中以字幕呈现的事件：XX死于喝酒过量；两个学生发生争执其中一个被捅死。——更多发生了的事情丛峰是没有拍到的。
佛法说：菩萨畏因，众生畏果。
意思是说，菩萨关心做一件事情的动因、念头，起心动念间要有慈悲心，这当然需要无量的智慧，而众生远没有这么大的智慧，他们更多是为达到目的获得结果而产生做事的动力的。
我们要向菩萨学习，将做事的动机过滤到足够善和纯，当然这个太难了。丛峰拍《生活史》，有点榜样的意味，他已经对拍摄坚持到这个地步了，也就不再怕有什么没有拍到了。激烈与乏味同样都是生活史，酒桌上的对白就是浓缩的人生，何必再上演悲欢离合。
人的视觉是幻想形成的，鼓风机是放在炉子口为了让火更旺，上了笼的花卷和馒头需要旺火蒸，而蒜苗是在快出锅的时候才放。
中国社会里面每一个人都没有太大的区别，如果你看多了纪录片，尤其会发现和认同这一点。
在这一点上，《生活史》觉悟真相，自净其意。
吴蕾蕾
2011/3/6 於 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