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1-05-10
许诺 • 梁思成与林徽因:忆往昔涛声如歌（二）责任之心
《太史公自序》中有一段司马迁之父与司马迁的对话：“‘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这就是我想说的责任，毫无疑问责任和集体无意识有着莫大的联系。先说关于责任的那些价值观：从个人的角度出发，人作为一个个体只要对自己负责任就够了。像道衍和尚怂恿朱棣造反，提供军事谋略，不顾天下苍生。而朱棣成为明成祖之后，他也不贪恋功名利禄，只说：“一展胸中抱负，不复生平时所学，足矣。”照理来说这也没什么错，可关键就在此人行为影响了天下苍生，只对自己负责的行为就为人诟病了。
再看本·拉登。无论是战士的头衔还是圣战的口号，无不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作为一个富二代，我想他也不太可能是因为好玩才这么做的。这亦是一种责任的形式，他必然是把自己放置在一个至少是近似于神的地位。在冲突的价值观面前他选择的是对抗，选择的是你死我活，这是伊斯兰世界反异教徒意识的专制化极端化。所以无论这种一呼百应是多么的吸引人，但建立在己方利益上的责任依然是不能使人信服。美国也是一样，所谓的民主和自由，作为改造和征服异见国家的工具，也是暴力的责任。
这就显示了语言的局限，同是责任一词，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出其程度的不同。再说一说太史公，在《自序》的后文中他继续说：“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受宫刑之后）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虽然本·拉登和美国的责任意识带有明显的集体无意识，然而这种集体无意识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再观太史公的言论，很明显这种责任意识是达观的、谦卑的。“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
再说梁思成，片中有个南大的教授评价的十分到位：“他学了建筑，真是对我们民族文化来讲是万幸，就是说做成了这样的事情（编著中国建筑史），他有一种责任心，他这个责任心是超越很多一般的当时其他的知识分子的，尽管我们讲，其他知识分子都有爱国理想，这个都有，这个价值取向是一致的，但是程度是有差别的，也就是当你在做命运抉择的时候，这个天平倾向于哪一边，这个是程度的问题。”司马迁可为著述《史记》忘宫刑之苦痛屈辱而活，梁思成可为中国建筑史呕心沥血一生坎坷。这本不是他们的事，可是这种知识分子集体无意识的责任，有如闪烁的星辰，是茫茫黑夜中光明无声的力量。
再说一说责任的方法论。在中国营造学社（创建于1929年北京，致力于研究中国传统营造学，梁思成担任法式组主任。）开社会议上，日本著名建筑学大师伊东忠太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建议：“完成如此大事业，其为支那国民之责任义务，固不待言，而吾日本人亦觉有参加之义务。盖有如前述，日本建筑之发展，得于支那建筑者甚多也。距鄙人所见，在支那方面，以调查文献为主，日本方面，以研究遗物为主，不知适当否？”对于伊东忠太这样的建议，我想，必然有所谓强势国家的骄傲姿态，但对文物的眷眷之情亦不可抹灭。
伊东忠太在考察中国建筑的日记中写道：“距前两回考察仅十二三年，遗迹破坏废灭之大令人吃惊，其保护已是刻不容缓，而我国的文化，自古又是从中国而来，日本当局和学者，应该向中国当局提议保护建筑古迹，日本学者尽快前往中国进行考察，在日本尽快建立博物馆，收集中国各个时代的遗物。中国现存的国宝很多，其意义和价值全都没有认识到。从反面说，没有认识到其意义和价值，怎能保护这些建筑？能发现其并确定其世界宝物之价值，这实在是日本学者的工作。”看了实在是令人惭愧，这种责任意识，实非是单纯的为了利益或是占有就能够讲明的。它的震撼之处在于，伊东忠太作为一个建筑学家，将个人的使命与历史的洪流融到了一起。他在屋檐的花纹上感受到了历史流淌的脉络，在粉壁的图像中看到了文明演变的征程，他的责任就是保留这些物化的历史、文明、智慧和劳动，以便后世能够通过这些窥探历史的痕迹。
艺术没有进步与退步，只有繁荣与否。穷艺术之根本真理者，方能珍视之。
然而作为一个中国人而言，我想至少有绝大部分的中国人都不希望外国，用更带感情色彩一点的词说是异邦来插足我们的文化。很难断定这种文化的排他性是否正确，本拉登发起圣战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美国作为异教徒驻军阿拉伯世界，暂且不论。从责任的角度来说，梁思成是受到很大的刺激的，但是我国既没有考古学，也没有田野调查，更不要说掌握专业摄影以及测绘技术的人员。当时日本宣布山西大同的华严寺薄迦教藏殿（辽代）是我国最古老的木质建筑，梁思成就决定亲自带领考古队，希望能够寻找到更古寿的木质建筑。
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河北蓟县，梁思成找到了比薄迦教藏殿更为古寿的辽代建筑——独乐寺，其建造的时间距离唐朝灭亡仅有77年。接下来就要说一说实证主义方法论的问题了。
“我国古代建筑征之文献，所见颇多，然吾侪所得，则隐约之印象及美丽之辞藻，调谐之音节耳。读者虽读破万卷，于建筑物之真正印象，绝不能有所得。造型美术之研究，尤重斯旨。故研究古建筑，非作遗物之实地调查测绘不可。”从方法论上看，西方文明中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就是实证调查的精神。从文学作品看（我仅知道个例，没有做过系统的调查，不能枚举。如有偏见，实在惭愧），我一直对李贺的《李凭箜篌引》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的确“石破天惊逗秋雨”气势磅礴，“江娥啼竹素女愁”缠绵幽怨。可捉摸来捉摸去也不明白这箜篌曲到底有什么特别，对不明白的人来说，好似放在什么惊天动地的乐曲上都能成立。这大约就是“隐约之印象”和“美丽之辞藻”（虽然我国亦有《徐霞客游记》这样的作品，但毕竟在少数）。而契科夫，在其戏剧创作的高峰时期，远走当时被称为是沙俄“监狱岛”的库页岛，进行了一场赎罪之旅（因为契科夫觉得世间困苦，自己却在肆意的放纵才华）。写了一篇语言平静的充满考证意味的近似于田野调查的《库页岛》（又称《萨哈林岛》）。更不必说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的作品了。不管怎么说，这种实证主义的精神是渗透在他们的生活中的。
再看本·拉登。无论是战士的头衔还是圣战的口号，无不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作为一个富二代，我想他也不太可能是因为好玩才这么做的。这亦是一种责任的形式，他必然是把自己放置在一个至少是近似于神的地位。在冲突的价值观面前他选择的是对抗，选择的是你死我活，这是伊斯兰世界反异教徒意识的专制化极端化。所以无论这种一呼百应是多么的吸引人，但建立在己方利益上的责任依然是不能使人信服。美国也是一样，所谓的民主和自由，作为改造和征服异见国家的工具，也是暴力的责任。
这就显示了语言的局限，同是责任一词，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出其程度的不同。再说一说太史公，在《自序》的后文中他继续说：“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受宫刑之后）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虽然本·拉登和美国的责任意识带有明显的集体无意识，然而这种集体无意识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再观太史公的言论，很明显这种责任意识是达观的、谦卑的。“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
再说梁思成，片中有个南大的教授评价的十分到位：“他学了建筑，真是对我们民族文化来讲是万幸，就是说做成了这样的事情（编著中国建筑史），他有一种责任心，他这个责任心是超越很多一般的当时其他的知识分子的，尽管我们讲，其他知识分子都有爱国理想，这个都有，这个价值取向是一致的，但是程度是有差别的，也就是当你在做命运抉择的时候，这个天平倾向于哪一边，这个是程度的问题。”司马迁可为著述《史记》忘宫刑之苦痛屈辱而活，梁思成可为中国建筑史呕心沥血一生坎坷。这本不是他们的事，可是这种知识分子集体无意识的责任，有如闪烁的星辰，是茫茫黑夜中光明无声的力量。
再说一说责任的方法论。在中国营造学社（创建于1929年北京，致力于研究中国传统营造学，梁思成担任法式组主任。）开社会议上，日本著名建筑学大师伊东忠太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建议：“完成如此大事业，其为支那国民之责任义务，固不待言，而吾日本人亦觉有参加之义务。盖有如前述，日本建筑之发展，得于支那建筑者甚多也。距鄙人所见，在支那方面，以调查文献为主，日本方面，以研究遗物为主，不知适当否？”对于伊东忠太这样的建议，我想，必然有所谓强势国家的骄傲姿态，但对文物的眷眷之情亦不可抹灭。
伊东忠太在考察中国建筑的日记中写道：“距前两回考察仅十二三年，遗迹破坏废灭之大令人吃惊，其保护已是刻不容缓，而我国的文化，自古又是从中国而来，日本当局和学者，应该向中国当局提议保护建筑古迹，日本学者尽快前往中国进行考察，在日本尽快建立博物馆，收集中国各个时代的遗物。中国现存的国宝很多，其意义和价值全都没有认识到。从反面说，没有认识到其意义和价值，怎能保护这些建筑？能发现其并确定其世界宝物之价值，这实在是日本学者的工作。”看了实在是令人惭愧，这种责任意识，实非是单纯的为了利益或是占有就能够讲明的。它的震撼之处在于，伊东忠太作为一个建筑学家，将个人的使命与历史的洪流融到了一起。他在屋檐的花纹上感受到了历史流淌的脉络，在粉壁的图像中看到了文明演变的征程，他的责任就是保留这些物化的历史、文明、智慧和劳动，以便后世能够通过这些窥探历史的痕迹。
艺术没有进步与退步，只有繁荣与否。穷艺术之根本真理者，方能珍视之。
然而作为一个中国人而言，我想至少有绝大部分的中国人都不希望外国，用更带感情色彩一点的词说是异邦来插足我们的文化。很难断定这种文化的排他性是否正确，本拉登发起圣战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美国作为异教徒驻军阿拉伯世界，暂且不论。从责任的角度来说，梁思成是受到很大的刺激的，但是我国既没有考古学，也没有田野调查，更不要说掌握专业摄影以及测绘技术的人员。当时日本宣布山西大同的华严寺薄迦教藏殿（辽代）是我国最古老的木质建筑，梁思成就决定亲自带领考古队，希望能够寻找到更古寿的木质建筑。
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河北蓟县，梁思成找到了比薄迦教藏殿更为古寿的辽代建筑——独乐寺，其建造的时间距离唐朝灭亡仅有77年。接下来就要说一说实证主义方法论的问题了。
“我国古代建筑征之文献，所见颇多，然吾侪所得，则隐约之印象及美丽之辞藻，调谐之音节耳。读者虽读破万卷，于建筑物之真正印象，绝不能有所得。造型美术之研究，尤重斯旨。故研究古建筑，非作遗物之实地调查测绘不可。”从方法论上看，西方文明中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就是实证调查的精神。从文学作品看（我仅知道个例，没有做过系统的调查，不能枚举。如有偏见，实在惭愧），我一直对李贺的《李凭箜篌引》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的确“石破天惊逗秋雨”气势磅礴，“江娥啼竹素女愁”缠绵幽怨。可捉摸来捉摸去也不明白这箜篌曲到底有什么特别，对不明白的人来说，好似放在什么惊天动地的乐曲上都能成立。这大约就是“隐约之印象”和“美丽之辞藻”（虽然我国亦有《徐霞客游记》这样的作品，但毕竟在少数）。而契科夫，在其戏剧创作的高峰时期，远走当时被称为是沙俄“监狱岛”的库页岛，进行了一场赎罪之旅（因为契科夫觉得世间困苦，自己却在肆意的放纵才华）。写了一篇语言平静的充满考证意味的近似于田野调查的《库页岛》（又称《萨哈林岛》）。更不必说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的作品了。不管怎么说，这种实证主义的精神是渗透在他们的生活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