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8-03-19

非虚构 • 鹿苑长春:导演说

《鹿苑长春》是美国米高梅影片公司根据女作家玛·金·罗琳斯1938年出版的一部优秀儿童文学作品改编拍摄。这部小说曾于1948年以《鹿童泪》为书名在中国上海翻译出版过。又在1980年，外国文学出版社以《一岁的小鹿》为书名再度在中国出版。这部美国影片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也曾在上海公映，引起过较大反响。
《鹿苑长春》展现在观众面前的图景是优美的大自然、可爱的小动物、天真的幼童、勤劳的夫妇。这里远离社会，没有压迫，没有剥削。表面上看，好似一幅恬静、惬意的世外桃源的美好景象。但看完影片，却给人以“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的感受，令人久久难以平静。
文艺作品总是通过个别的特殊矛盾，揭示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鹿苑长春》一片就是通过人物与环境、人物与人物之间一系列特殊而反常的矛盾冲突来揭示它的主题。
裘迪一家生活在密林深处，那里是动物的世界。在这种环境里，孩子想喂养一只小宠物似乎不应成为问题。但严酷无情的现实生活却告诉他，不能为喂养一只小宠物而破坏正常的家庭生活。影片将这个贯穿始终的矛盾，一环扣一环，一步深一步地揭示得合情合理。奥蕾作为一个夭折了一对儿女的母亲，其内心伤痛是可想而知的，她对幸存下来的唯一儿子裘迪的疼爱更是不言而喻的。但生活却就是不允许这个母亲有闲情逸致去疼爱这个独子，还要强使孩子过早地承担家务劳动；并且正是母亲亲手枪杀了与孩子相依为命的小鹿。这是多么反常的现象！但仔细想来，却又势在必然。因为不这样做，一家人的基本生活就无法保证。由此，也就导致了母子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
潘尼是一位通情达理的父亲，他劝妻子不要把孩子管得太紧。“孩子转眼就长大了，趁现在还小就让他玩玩。”“你就放宽心疼疼他吧。”父亲也想让孩子过得比自己的过去“轻松点”。他尽量想让孩子“晚点受苦”，“痛痛快快跟小鹿玩”，用小鹿来减轻孩子的寂寞。但生活却使他违背自己的意志，不得不成了妻子杀死小鹿的“帮凶”，成了直接毁灭孩子美好生活的冤家。艺术家从普通的日常生活中捕捉到了这一系列反常而又必然的矛盾冲突，形象地、令人信服地揭示了“社会就是这样”的一个严肃主题。
《鹿苑长春》一片，通过儿童题材揭示了比较深刻的社会主题，这种主题正是从影片的艺术魅力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的，而感染人的艺术魅力又主要在于真实。环境真实，人物真实，矛盾冲突真实，细节真实。
首先，这部影片创造了一个“世外桃源”式的典型生活环境，在这环境里发生的一切都符合生活真实。一开始，小裘迪趴在小溪边，悠闲自得地凝视小水车转动的镜头，已把观众带进了一个令人陶醉的优美环境中。紧接着展示母猪被老熊咬死、父子猎熊、毒蛇伤人、喂养小鹿等事件，都真实地反映了这个典型环境的生活特征。这部影片的主要矛盾冲突是小裘迪想喂养一只小动物做伴，终于养了一只小鹿，但小鹿一次再次地损坏庄稼。小裘迪为保护小鹿，用艰苦的劳动进行补救。补苗、搭栅栏等劳动的强度远远超出了他年龄所能负荷的程度。而小鹿的本性，使裘迪的一切努力全白费了，母亲最后不得不枪杀了小鹿。这样，小鹿与人类生活的矛盾转化为裘迪与父母的尖锐冲突。这一冲突的选择既巧妙又真实可信。特别是影片选择的不是别的动物，而是胆怯、善良、可爱的小鹿，因而产生了更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引起人们对小鹿的怜悯，对小裘迪的无比同情。由于情节发展的真实和生动，影片便产生了感人的艺术魅力。
其次，影片塑造的三个人物形象都栩栩如生，各有特色。其性格的鲜明、形象的真切，使你似乎能听得到他们的呼吸，体味得到人物的一颦一蹙所蕴藏的内在感情，并且理解在各人性格上嵌刻的生活经历的烙印。
奥蕾一出场就厉声厉气地找儿子干活，先声夺人，使人感到这是一个严厉的母亲。儿子想喂养一只小动物，也不敢贸然去向母亲要求，可见对母亲的惧怕。但当丈夫对她讲了做父母的应“疼疼孩子”的道理后，她什么也没有说，悄悄跑到夭折了的一对儿女墓前去哭泣。仅此一个行动，极其真实地反映了这个母亲痛苦而复杂的思想感情，反映了她走过的心酸的人生历程，反映了一对亲骨肉的早亡给这个妇女带来的巨大打击和伤痛，反映了此时此刻她对自己粗暴对待孩子的悔恨，也含蓄地揭示了这个母亲所以失去慈母性格的根源。
影片对潘尼的性格刻画得尤为鲜明生动。当妻子急着找孩子干活时，他的回答是：“他总在这儿不远吧”，“他准在干他手上要干的事儿”。简单的话语，既替孩子解脱，又减少了妻子找不到孩子的怨气。当他问儿子究竟上哪儿去了时，既不给孩子施加压力，又让他讲出实情。他和蔼可亲、循循善诱地说：“我一路上一直叨咕，你妈在家里直忙乎，我那裘迪一个人在玉米地里锄地，手里那个锄啊越来越沉了。我琢磨他是在想，天气这么好，我该逛逛去，是这么想吧？”儿子痛快地承认是这么想的，当然也是这么干的。父亲的目的已经达到，既不责备孩子，还进一步表示与儿子站在同一个立场上：“可你妈最不主张逛了，她们妇道人家压根儿就不懂得咱们男人就是爱逛”，“不管怎么说，咱们男人就得一条心”。这一段话绘声绘色地反映了这位父亲智慧、和蔼、善良、风趣的性格特征以及对儿子的疼爱。再如，他想用自己的一只癞狗换一户狡黠人家的一支猎枪。他并不撒谎，一再强调这条狗多么癞，与老熊斗了一场，身上连伤疤也没有。还特别指出，“别错打主意拿什么来换它，你会受骗的、后悔的。”越这么说，对方越以为他讲的是反话，越要用一支好猎枪换这条癞狗。这件事极生动地反映了潘尼的智慧和阅历，他摸透了奸诈者的性格特点，便轻易地使对方上了当。虽然狐狸狡猾，但打狐狸的猎人更狡猾。特别有意思的是，他骗了人，还不讲一句假话。影片对夫妇两人的性格刻画是很有深度的，揭示了人物性格“双重的真实”。正如罗丹指出的“观察性格，要善于观察性格的‘外部真实’和‘内在真实’，即人的灵魂、感情和思想，善于从人物的面目、姿势和动作看到他的心灵。”由人物现在的性格，使人清楚地看到了他的过去。如此有血有肉、栩栩如生的形象塑造，正是这部影片具有艺术魅力的根本原因。
裘迪是全片的主要人物。他仅11岁，就注意到妈妈不愿人提起哥哥、姐姐夭折的事，“这些个让妈妈烦。”一件小事，反映了孩子的聪明和早熟。从他梦寐以求地希望喂养一只小动物的恳切愿望，可以看出孩子寂寞的心情。母亲枪杀小鹿，导致母子决裂，这一情节真实地揭示了幼小善良的心灵受到的巨大伤害。他为了留住小鹿，汗流满面，力不胜任地干了许多活，拼命弥补小鹿造成的损失，拼命保卫现在获得的这一点欢乐和光明。当他这一点幻想也破灭了，他幼小、善良的心灵忍受不了杀害自己“小伙伴”的残酷，便与父母决裂。几天的流浪生活，饥饿与寒冷的折磨，现实生活严酷地教育了裘迪，使他懂得了什么是生活。他明白了不是父母不疼爱他，也不是父母不喜欢小鹿，而是生活无情，是艰辛的生活逼得人不得不这样做。
这一家三口相依为命，但性格各异，影片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不同的生活阅历。正如别林斯基说的那样：“所有的形象都是新颖的、独特的，没有任何形象重复其他形象，而是每个形象都有其各自的生命。”
这部影片构思独特，艺术水平较高，这是大家公认的。但由于它揭示的思想比较含蓄，甚至隐晦，在对主题思想的理解上就产生了值得探讨的几种看法。
第一种看法是：从影片的实际艺术效果看，这部影片含蓄深刻地揭示了人生艰辛这一主题，但有其明显的局限性。它未揭示出产生这种艰辛的根源，也未指出改变这种现实的办法，最后错误地得出结论，仍然“忍受下来，继续活下去”。这无疑是消极的。
第二种看法是：从开头的旁白看，这部影片是以美国南北战争刚结束的年代为背景的。这次战争是南部种植园主奴隶制与北部资产阶级雇佣劳动制之间的矛盾所引起的一次解放黑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具有“极伟大的世界历史性的、进步的和革命的意义”。但从“旁白”骂“北方佬”的偏见口气看，裘迪的父亲潘尼是作为南方奴隶制种植园主一方参加了南北战争。南部失败后，他逃到荒山深林拓荒为生，实际上是对进步的资产阶级革命抵触情绪的表现。潘尼感到人生的“寂寞”，正代表了失败的南方种植园主的情绪。若是这样，这部艺术性较强的影片后面隐藏的便是替失败了的奴隶制唱挽歌的主题了。
第三种看法是：影片通过老熊咬死母猪，人猎熊、蛇咬人、人杀鹿等情节说明“自古以来就是这样，你不死我挨饿”，反映了自然界“强者生存，弱者淘汰”的“弱肉强食”的反动主题，宣扬了海克尔、赫胥黎、毕希纳等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生存斗争社会学”的反动理论，企图用生物的生存斗争学说来代替人类社会发展学说。影片开头的旁白特别指出故事发生在1878年前后，这样，该片宣扬的理论，目的在于为“帝国主义战争的社会学”张目。
对该片主题的上述理解，都不无道理。值得探讨的是，一部情节简单的儿童题材影片，竟提供了这么多值得深思和研究的问题，正说明这部作品思想的含蓄和深刻，说明它艺术构思的独特和艺术魅力之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