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关于亚裔美国人在美国融入当地文化生活的故事片，拍摄于1982年，是我看过的印象最深刻的涉及身份政治和文化融合的电影。在影后谈之中，导演王颖展示了自己作为一个“讲故事的人”特有的语言魅力，尽管他不是学理论出身，但是可以想见，他一定是一个很好的写作者和访谈人，能够清晰地把所有关键信息井井有条地指认出来，并且让观众感知到他拍摄过程之中所积累下来的丰富的素材与思想。他介绍了影片之中人物是如何被采访的，以及作为早期的贫乏艺术，如何从有限的资金、资源、人力、物力之中，组织一个团队。

这部电影，他自称不是受到了文化政治的影响，而是来自于戈达尔的新浪潮电影，以他为代表的黑色电影的影响产生了更大的作用。所以王颖在黑白和光影的应用方面，有很多的考虑。除了新浪潮、黑色电影，还有第三个层面就是，考虑到一种关于亚裔或华裔的美学，而不仅仅是内容和题材方面跟中国“相关”，所以影片涉及一种特有的东方美学的应用，尤其是最后拍摄水流的神来之笔，导演对拍摄过程的还原解构了关于把它作为东方式意象主义的叙事，尽管很多人可能会喜欢这种叙事。但是他之所以在剪辑台上保留了这个最开始因为拍摄噪音出现的差错，偶然把镜头调转到水流的举措结构了这个结尾的神话性，但另一个方面，最终之所保留下这个镜头，也确实呈现出了一种导演和剪辑师的东方式美学，一种阴阳之间的关系，一种通过自然的呈现来表达政治与社会主题的尝试，表现人物的失踪和迷惘状态的象征手法。

在这个意义上，导演王颖的聪明之处，在于他不会像文学批评者和电影批评家那样，致力于神秘化自己的电影创作过程，他强调导演的事件是肤浅的、没有深刻哲理的，但这种肤浅本身也是一种实践哲学和生活哲学，他也指出了当时关于厨房，关于中国食物的一些玩笑话，以及关于影片跟当时湾区纪录片运动、湾区先锋实验电影和湾区其他剪辑师之间的关系，甚至他讲到了自己第一次在伯克利的PFA看电影受到的影响。这当然来自一九六零年代美国反文化运动的一部分。约翰·韦恩也许同样如此。他说，从香港长大后来到美国，学习用英文拍电影之后，关于民族身份认同的问题确实是一个“问题”，但是有一点是不言自明的，就是自己吃的食物仍然是“具有中国味道的西餐”，或西餐只不过用中餐的味道做，这一点确实证明了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影片中也解构了关于中国人的刻板印象，它提供了中国大陆，台湾的，香港的，来自南美洲的，东南亚的，各种各样的中国人的形象，而且通过两个人物之间对话的方式，尝试建立一种叙事，虽然最终是混乱的，随笔式的，漫游于街头的，但是这种尝试建立叙事本身，给电影带来了一定的情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