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8-12-09
bloom • 冷战: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戛纳放映结束，关于“波兰版《芳华》”的各种消息就传回了中国影迷耳中。一段孕育于歌舞团、跨越漫长时间地理距离的爱情与流亡故事，召唤着人们对共产主义往事的记忆。《冷战》的留白美学，正是建立在这种全球共享、切乎发肤的冷战记忆之上。这是导演帕维乌·帕夫利科夫斯基的第二部长片，为他捧回了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大奖。
帕夫利科夫斯基出生于波兰，少年时即移居西欧，后来又长期旅居于英国。他的处女作《修女艾达》关于60年代波兰一位青年女性宣誓成为修女前的寻亲之旅，名利双收，不仅夺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项，更在全球市场收获了超过1500万美元的票房。眼看又点亮了欧洲所有银幕的新作《冷战》，则截取1949到1964之间的15年，以几个散点的时空，呈现一对音乐爱侣半生的选择与命运的去向。半个世纪前的波兰故事，属于他的父母辈亲人，而非他自己。但他的回首探寻，用新的影像风格——干净、唯美、强形式感的黑白影调，重新诠释、包装了故土波兰的伤痕艺术，从世界电影观众的眼底直抵心间。
带着追忆家族往事的思绪，帕夫利科夫斯基“偷”来父母的名字——“维克多”与“祖拉”，为《冷战》的男女主角命名，而角色身份性格的设定，则在某种程度上对照着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的名作《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一个是出身城市的风流知识分子，一个是发源乡村的热情才华少女，两个全然“不合适”的人互相吸引、羁绊一生。昆德拉笔下，托马斯与特蕾莎在日内瓦与布拉格之间来去，帕夫利科夫斯基镜中，维克多与祖拉则分居巴黎与华沙，辗转于柏林、南斯拉夫多地。爱情指引人物在乱世中的方向，而他们的愁绪，又反过来指认了在时代背景中人性的遭遇与灵魂的厄运。
波兰与捷克同为东欧小国，也在二十世纪共享了相似的历史轨迹。重温《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这部相当好读的文学名著，一面看来是不无轻佻的种马爱情故事，另一面看来，却是知识分子在惨淡历史时期的心灵狂想曲，出走与回归、享乐与苦痛、抵抗与钳制。个体在政治生活中浮沉，轻与重的配比不断变化。与此相似地，《冷战》看似讲述爱情故事，电影的主角也不是爱情，片名已经标定了其摄影机的对象。男女主角几次跨越旷日持久被铁幕分割的东西阵营，爱情也如同影片里那首被改编、改写的歌曲，几经曲折变调。伴随一次次人生选择的，是不同的歌声与音乐，这引领观众走进、浏览不同的历史情境。
虽说《冷战》的故事跨度长达15年，时间的流逝却全以字幕卡来标记，它选择了不呈现人物变化的过程，而总在此去经年后，让观众同人物一起重逢，作曲家沦落到俱乐部演奏，歌舞演员踏上斯大林舞台。技巧性的省略之后，留给我们的，是一个个容颜全改的结果——这是这对爱侣人生的切片，同样也是冷战历史的切片。一些负面评论将这部影片戏谑地称为“PPT电影”，夸张地指责此种特性。但笔者以为，《冷战》更像是一个多厅的展览，观众所走入的情境，正是各厅被精妙书写的选题，分别暗示着对应历史时空个体命运处境的无数种可能性。信息是蕴含在场景中的，不同时期的歌声激活了文本的情绪，而摄像机代替了我们的眼睛。字幕卡其实消解了时间，让空间做了电影运动的量度。
这显然是一部编排多于信笔、设计大过抒发的作品，帕夫利科夫斯基谨慎构图、精心调度，用不同的调性区分了华沙与巴黎代表的东西阵营。华沙是压抑的，巴黎是游移的，华沙是集体的，巴黎是小资的，华沙是灰白端庄的，巴黎是明明灭灭的。在华沙，人物在画面中的位置常常被放得很低，在建筑物拱顶、斯大林画像下面，或者一张脸，在背景无数张脸中间，我们跟随摄像机，知道摄像机背后的角色，需要在无数张脸中找到自己爱人的那张。在巴黎则是在街道、在酒吧、在录音馆，也常常是夜里， 背景总是那样黑，近乎抽象。
帕夫利科夫斯基在拍摄的，与其说是其中的音乐家人物，不如说是寄予其上的歌声。如果更具实验性地改造这部电影（近似于旅韩导演张律在《胶片时代的爱情》中尝试的那样），把情节剧和表演它的演员凭空抽走，留下不同的歌声——波兰民歌、共产主义颂歌、爵士音乐、法语改编乃至关系当时外交政策的拉丁歌曲——在空荡荡的对应场景中回响，叙事、主题与情感召唤将同样成立，甚至更为深沉。我们已经知道，有多少人间事，喜怒哀乐悲剧惨剧在欧洲各国甚至世界各国意识形态的翻覆中发生，那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这或许是将情节剧的恩怨情仇放在前景试图遮蔽淡化的真正内容，它隐隐绰绰的存在，当然来自视听的艺术、电影的艺术。
影片的结尾，人物已接近残破的极限，他们相聚在轰炸后的教堂废墟，墙壁上的圣人图像斑驳缺损，教堂的穹顶不知去向，只剩下一片被圈出的蓝天。到最后一个镜头，导演帕夫利科夫斯基确实也让他俩走出了画面，留下摄影机空对着一片麦田。祖拉说：“到那边去吧，那边风景更好”，但观众已看到了那边的样子，那也只是另一片摇曳的麦田。这种无处可逃、无处容身、一无所有却又追击在后的感觉，约等于《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结尾的死亡，是铁幕历史留至今日，我们仍心存恐惧的一种荒凉。
原载于北青艺评
帕夫利科夫斯基出生于波兰，少年时即移居西欧，后来又长期旅居于英国。他的处女作《修女艾达》关于60年代波兰一位青年女性宣誓成为修女前的寻亲之旅，名利双收，不仅夺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项，更在全球市场收获了超过1500万美元的票房。眼看又点亮了欧洲所有银幕的新作《冷战》，则截取1949到1964之间的15年，以几个散点的时空，呈现一对音乐爱侣半生的选择与命运的去向。半个世纪前的波兰故事，属于他的父母辈亲人，而非他自己。但他的回首探寻，用新的影像风格——干净、唯美、强形式感的黑白影调，重新诠释、包装了故土波兰的伤痕艺术，从世界电影观众的眼底直抵心间。
带着追忆家族往事的思绪，帕夫利科夫斯基“偷”来父母的名字——“维克多”与“祖拉”，为《冷战》的男女主角命名，而角色身份性格的设定，则在某种程度上对照着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的名作《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一个是出身城市的风流知识分子，一个是发源乡村的热情才华少女，两个全然“不合适”的人互相吸引、羁绊一生。昆德拉笔下，托马斯与特蕾莎在日内瓦与布拉格之间来去，帕夫利科夫斯基镜中，维克多与祖拉则分居巴黎与华沙，辗转于柏林、南斯拉夫多地。爱情指引人物在乱世中的方向，而他们的愁绪，又反过来指认了在时代背景中人性的遭遇与灵魂的厄运。
波兰与捷克同为东欧小国，也在二十世纪共享了相似的历史轨迹。重温《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这部相当好读的文学名著，一面看来是不无轻佻的种马爱情故事，另一面看来，却是知识分子在惨淡历史时期的心灵狂想曲，出走与回归、享乐与苦痛、抵抗与钳制。个体在政治生活中浮沉，轻与重的配比不断变化。与此相似地，《冷战》看似讲述爱情故事，电影的主角也不是爱情，片名已经标定了其摄影机的对象。男女主角几次跨越旷日持久被铁幕分割的东西阵营，爱情也如同影片里那首被改编、改写的歌曲，几经曲折变调。伴随一次次人生选择的，是不同的歌声与音乐，这引领观众走进、浏览不同的历史情境。
虽说《冷战》的故事跨度长达15年，时间的流逝却全以字幕卡来标记，它选择了不呈现人物变化的过程，而总在此去经年后，让观众同人物一起重逢，作曲家沦落到俱乐部演奏，歌舞演员踏上斯大林舞台。技巧性的省略之后，留给我们的，是一个个容颜全改的结果——这是这对爱侣人生的切片，同样也是冷战历史的切片。一些负面评论将这部影片戏谑地称为“PPT电影”，夸张地指责此种特性。但笔者以为，《冷战》更像是一个多厅的展览，观众所走入的情境，正是各厅被精妙书写的选题，分别暗示着对应历史时空个体命运处境的无数种可能性。信息是蕴含在场景中的，不同时期的歌声激活了文本的情绪，而摄像机代替了我们的眼睛。字幕卡其实消解了时间，让空间做了电影运动的量度。
这显然是一部编排多于信笔、设计大过抒发的作品，帕夫利科夫斯基谨慎构图、精心调度，用不同的调性区分了华沙与巴黎代表的东西阵营。华沙是压抑的，巴黎是游移的，华沙是集体的，巴黎是小资的，华沙是灰白端庄的，巴黎是明明灭灭的。在华沙，人物在画面中的位置常常被放得很低，在建筑物拱顶、斯大林画像下面，或者一张脸，在背景无数张脸中间，我们跟随摄像机，知道摄像机背后的角色，需要在无数张脸中找到自己爱人的那张。在巴黎则是在街道、在酒吧、在录音馆，也常常是夜里， 背景总是那样黑，近乎抽象。
帕夫利科夫斯基在拍摄的，与其说是其中的音乐家人物，不如说是寄予其上的歌声。如果更具实验性地改造这部电影（近似于旅韩导演张律在《胶片时代的爱情》中尝试的那样），把情节剧和表演它的演员凭空抽走，留下不同的歌声——波兰民歌、共产主义颂歌、爵士音乐、法语改编乃至关系当时外交政策的拉丁歌曲——在空荡荡的对应场景中回响，叙事、主题与情感召唤将同样成立，甚至更为深沉。我们已经知道，有多少人间事，喜怒哀乐悲剧惨剧在欧洲各国甚至世界各国意识形态的翻覆中发生，那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这或许是将情节剧的恩怨情仇放在前景试图遮蔽淡化的真正内容，它隐隐绰绰的存在，当然来自视听的艺术、电影的艺术。
影片的结尾，人物已接近残破的极限，他们相聚在轰炸后的教堂废墟，墙壁上的圣人图像斑驳缺损，教堂的穹顶不知去向，只剩下一片被圈出的蓝天。到最后一个镜头，导演帕夫利科夫斯基确实也让他俩走出了画面，留下摄影机空对着一片麦田。祖拉说：“到那边去吧，那边风景更好”，但观众已看到了那边的样子，那也只是另一片摇曳的麦田。这种无处可逃、无处容身、一无所有却又追击在后的感觉，约等于《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结尾的死亡，是铁幕历史留至今日，我们仍心存恐惧的一种荒凉。
原载于北青艺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