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9-06-09
薄雾微光 • 冷战:波兰导演帕维乌•帕夫利科夫斯基之《冷战》：我们中谁能留住相爱的瞬间 方汉君
人生的意义和乐趣，都存在于日常生活当中。显然，人生的一切也会受制于时代，个体的命运总是被那双无情又无形的大手紧攥着。《修女艾达》，为帕维乌·帕夫利科夫斯基赢得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这部由他拍摄的《冷战》（2018），在我看来，丝毫不逊于前者，或者可以说，相互印证了大时代背景下两段不堪的历史。片头，沉静冷凝的黑白影像，凄美悠长的波兰民歌，一下就吸引了我。
片末，导演特地打出“献给我的父母”字样，片中男女主角用名，正是他父母的名字。想必导演父母离开波兰前往英国生活的经历，那种相互追随又相互惩罚的情形，多多少少都投射到片中。他的父母亲共同生活了40年，去世于1989年。
无论冷战，还是热战，或者专制铁幕下，对于个体的影响都是不可估量的，甚至可以说是摧毁性的，且会影响几代人。这也是常说的，你投胎在哪，就决定了你的人生，好的地方至少避免了身份发展的掣肘，坏的地方再怎样努力也是白搭，没有那个供你舞蹈的人生平台，再会跳也无用。
《冷战》前后两部分，细致阐释了原本相爱的这对男女，在如此大的背景下，爱的颠沛流离，而当历尽千辛万苦相聚时，却因为习性、生活与文化的差异，两人骤起烽烟，继而再次分离。他们难于在专制下有尊严地自由生活，又难于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中如鱼得水，似乎二者都让人没有尊严，只不过一个是有面包没自由，一个是看起来有面包有自由，却深陷于对祖国对爱人的忧思之中。幸好最终他们相爱有了最好的结果，但前路到底如何，冷战背景下的人们，谁也不知道。这是大时代背景下苦难的人生。
托马斯·科特饰演的音乐家维克托，与女音乐家贝莱茨卡，1949年前往波兰偏僻乡村选拔能歌善舞的女孩，这与“文革”前的中国很相似，深入生活，深入乡村，挖掘好的苗子。乔安娜·库里格出演的祖拉，一个乡村姑娘，冰雪聪明，玛祖卡舞蹈最动情的演绎者，更是他们眼中温柔、活力又干净的姑娘，但这么一个姑娘竟然对爸爸痛下杀手，坐过两年牢。维克托问她为何，她淡淡地说我爸把我当成妈，我就动了刀子，放心，他没死。看得出他对于她的格外喜爱。
片中姑娘们演唱的民歌，清澈、纯净又动听，再配以激情四射的玛祖卡舞，美轮美奂，让人迷醉。“我们注定不会在一起”，似乎这怆然的歌声就预示了他们相爱的命运。1951年，华沙，时隔两年后，经过音乐学院的培训，祖拉和姑娘们的歌声和舞蹈都有了一个质的飞跃，她们的公演赢得了上下一致的掌声。“你为之流泪的黑眼睛，再也无法相见，他们的心坚如磐石。”这样的歌曲也逼迫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主张要在传统的玛祖卡舞蹈中加入新的政治话语权。于是，姑娘们唱起了“现代京剧”版的颂歌，“智者斯大林，领导我们向前进”，以及舞台背景出现了斯大林巨幅画像。
女音乐家贝莱茨卡面对这枯燥乏味的音调，以及台下排山倒海的掌声浪潮，她怒不可遏，却无法表露态度，慢慢她从片中消失了。只有无奈的维克托，亦步亦趋地忍受。此时，他跟姑娘祖拉秘密谈起了悬殊的恋爱，一个是高冷的知识分子，一个是没有什么文化的乡下姑娘，但祖拉的野性和热情，激活了他的心灰意冷。
当姑娘说我会永远跟着你，直到世界的尽头，可我在掩护你，我每周都去他那汇报你的情况，但我从没出卖过你。原来歌舞团团长卡支马克雷，指令她必须定时向他汇报维克托的情况。维克托十分惊讶，他愤怒了。他甩开她跑开，她也愤怒了，冲他喊你这个粗鲁的小资产阶级。监听和告密，这本就是专制的老把戏，并不新鲜，却刺痛了他。
1952年，歌舞团去柏林参加十月革命庆祝活动，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团长警告团员，东、西德分治的柏林是敌我阵营的最前线，需要保持革命的警惕性。火车上，他们紧紧相拥，爱得如炽如烈。他说你是独特的，我离不开你。维克托与她相约在演出后，通过边境线脱逃。歌会上，她们唱着苏联人喜欢的《喀秋莎》。焦灼无比的祖拉，生生地被团长绊住了，这家伙就像苍蝇跟着她转不停，让她没机会开溜。最终，苦等无果的维克托只得独自跑过去。
1954年，祖拉随团到了巴黎，这时的维克托已生活巴黎两年，继续从事音乐方面的工作。身为一个流亡者，他思念着祖拉，渴望着祖拉。他们相见了。她问他有情人吗，有，她说我也有。他们依然相爱，比以前更甚，但她还是得离开，不能就此像他那样选择逃亡。当他问那天你为何不跟我一起跑。她说我的一切，都没你那么好，我只知道不会丢下你。两大阵营的冷战，影响了千千万万个体的幸福，但这不同于刘别谦那部预见性的喜剧电影《妮诺契卡》（1939）。显然，《冷战》要凛冽的多，冰冷的专制下，似乎看不到光明的可能。
是哪根无情棒打散了这对相爱的鸳鸯，这不言自明。一边是铁幕下的统治，坚如磐石，一边是自由的花花世界，自生自灭。维克托回到居所，同居的女诗人朱丽叶问你跟谁见了，找妓去了？他说我还找不起妓，我去会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作为现代女性的朱丽叶当然理解他，也不在乎这些。1955年，南斯拉夫，他专程来到萨格勒布看祖拉的随团演出，可临了还是被秘密特务强行带走，送上了返回巴黎的火车。
直到1957年，祖拉来到巴黎，这对相爱的人才再次相聚。按她的话说，她并非逃亡而来，而是以合法手续嫁给了巴勒莫的意大利男人。他说我一直在等你。她说幸好你还没结婚。但她呷醋他同居过的女诗人朱丽叶，尤其还要唱她写的歌词，她说什么狗屁的歌词。“我们中谁能留住相爱的瞬间”。两种文化无法有效兼容，这让祖拉极为痛苦。她无法适应巴黎的一切。她变得越来越焦躁。为导演米歇尔的电影配歌，她总是无法进入状态。她的玛祖卡歌艺，无法融入西方的文化。
这时，两人变得都有点儿神经质，不耐烦，操之过急是爱情狂躁症的通病。他以为她跟米歇尔好上了。她也用“米歇尔一晚操我六次”的话语回击，刺激之下，他掌掴了她。她消失了。这次，她跑回了波兰。1959年，痛苦不堪的他冒着被判刑的风险，坐火车来到了波兰，果然被抓，判了15年。她说我会永远等你。他说不，你要找到你喜欢的人。她坚定地说那个人还没出生，我会想办法帮你出去。祖拉找到了一位部长，让他得以释放，这对苦命的鸳鸯，终于得以再聚。她激动地说带我一起永远离开这里。
只有经历分离，饱尝思恋痛苦的人，才能体味他们之间这种不歇又旋涡式的情感。那种从秘密到公开，那种千山万水般阻隔的难以逾越，一旦变成了可能，他们又怎会轻易地放弃对方。伟大的爱情，磨砺于一个残酷的时代，也最终会走向一个更美好的时光，只要他们对于爱有足够的忍耐和坚守。片尾，祖拉意大利的丈夫抱着儿子正在跟维克托谈心，她演出后直扑而来，不是她的丈夫也不是她的儿子，而是维克托。
最后，他们走过那棵孤立挺拔的树，携手来到空荡的破旧教堂，用宗教的方式宣誓他们的婚礼，这神圣的爱，大小冷战背景下的爱，终修成了正果。此时，只有那清亮、空灵又悦耳的歌声，永远的飘荡。
201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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