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4-09-05
seamouse • 沉默之像:屠杀罪行被遗忘在爪哇国
Adi的爸爸早就开始不记事了。他半身不遂的陷在轮椅里，像一块轻飘飘的过期瘦肉，被老婆扯上床，一遍遍擦拭七零八落的肢体。他忘记了年纪，反复念叨着自己只有十六七岁，虽然老婆口中的103岁也有那么些夸张；他忘记了儿子的名字，包括在院里对着他耳朵大声说话的Adi，以及那个在1965年离家后就再也没回来的大儿子。他只记得儿时的那些苏门答腊童谣，奄奄一息的吐出歌词中美丽的姑娘、清澈的河流……
可是，家乡亚齐的河流早已不再清澈，1965年“九三零事件”后，掌权的军官总统苏哈托在印尼全境对疑似共产党员的猎杀活动，同样点爆了这里。好几千的知识分子和年轻人，被虐杀后丢入河中……后来，河边的居民再也不吃鱼了，因为鱼儿估计已经被他们的孩子喂肥了。这其中，也包括老人遗忘的大儿子、Adi从未谋面过的哥哥，他在一个夜晚被行刑队捅伤后又挣扎着逃了回来，军队接着又来抄家，以带去医院为借口，在半路上折磨并割下了他的阳具，再将残缺不全的肢体丢到了河中，和其他许多年轻人一样。
罪行本来并没有被遗忘，甚至是以某种令人匪夷所思的“战果”，屡屡被凶手得以的提及甚至炫耀。有着百万计人命的刽子手，继续做着这个国家主人公，他们是地痞流氓、警局长官甚至政府官员；而受害者家属，则在恐惧远大于谅解的情绪下，战战兢兢的与杀害他们子女兄弟的凶手为邻。
会说苏门答腊语言的美国导演约书亚.奥本海默，早在13年前，就开始介入对大屠杀记忆的影像纪录工作。并在2012年成就出一部结合着当代艺术和戏剧表演的伟大纪录电影《杀戮演义》，片中加害者们对重演屠杀场面的那种得意忘形，让观众不寒而栗。从他们身上，根本看不出一丁点的愧疚和悔恨，他们睡得很安稳，活得很惬意，良心很安稳，甚至相信自己身后可以上美好的天堂。
这样的情形，证明着印尼的国族记忆，肯定出了大问题。
这次，约书亚再接再励，从受害人视角入手，杜绝了其他形式主义的艺术手段，而更深邃的呈现出又一部纪录力作《沉默之像》。片中那位勇敢追寻真相的主人公Adi，并没有经历过大屠杀，而是痛失长子的母亲若干年后才生下的“替代品”。通过与约书亚的认识和交往，他看到了导演从2003年到2005年拍摄的右翼行刑队之“表演证言”，其中的不少“表演者”还继续出现在这部《沉默之像》中。这些素材，或许是促使Adi想要寻找哥哥死因的导火索，即便他与哥哥从未谋面。他不想复仇，只是想在刽子手们升天前，从他们或亲人的嘴里听到一句“对不起”。
事实证明，要实现这个理所当然的简单心愿也并不容易。屠杀的幸存者劝他适可而止，“过去的事就让他过去吧”；包括母亲在内的受害者家属，担心着知道越多伤害越深；凶手家属沉默良久后，不高兴的回应，“我们从没听父亲提过这些事，约书亚和你干嘛非要来揭开伤疤，就不能在现实里好好相处吗？”；还没死去的凶手，虽不至于在坚毅的Adi面前在摆出一副若无其事的得意样，但也要在一番尴尬许久的沉默后，才不得已的吐出一句“对不起”。
Adi之所以能够接近这些“可怕相邻”，是因为有着一个便利的职业身份——眼睛验光师。他时不时以免费验光为名，走进这些杀害自己哥哥的凶手家中。之所以能认定他们是凶手，也是因为加害者的高调所致——他们曾在约书亚10年前的录像素材中，手舞足蹈的复述着什么时候什么地点用什么酷刑杀了什么人的“英雄事迹”，其中一位甚至出版了漫画绘本，分篇章讲述着自己杀死32个共党分子的故事，并声称曾喝下受害者之血，“那样可以避免精神问题”。
遗憾的是，在印尼，包括大屠杀在内的任何案件都会在18年后失效，意味着那些刽子手们永远也不会受到法律惩罚。可国民历史教育却对孩子们进行着黑白颠倒的洗脑，纪录片镜头跟到Adi儿子的课堂上，老师生动的讲述着“九三零事件”，“没有信仰的共党分子俘虏并虐杀了六名军官，挖出了他们的双眼。”而在另一段1967年NBC新闻纪录片中，右翼行刑队员在镜头前讲述：“苏哈托上台后，共党分子们纷纷投降，踊跃要求处死自己。”
于是，验光师的职业身份和积极寻找真相的行为，也代表着导演希望能借助纪录片之力，至少对洗脑教育进行那么一点扭转。前作《杀戮演义》在今年奥斯卡上的夺目表现，也证实着有良知的电影始终还是能发挥正义力量的。得意忘形的刽子手门开始担心审判会不会重启，而就在今年7月，印尼也总算在独立65周年后，首次实现了民选政府。
悲凉的是，Adi并不能收获大多数加害者的“对不起”，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笑眯眯的死去，剩下的也行将就木。而受害者们，要么也因老年痴呆症的到来渐渐失忆，要么继续在恐惧带来的沉默惯性下，不敢言说曾经发生的一切。毕竟这里是有意无意从不去记忆什么的印尼——我们俗话里“将一切忘在爪哇国”的地方。
Adi的老妈妈玩着桌子上的跳豆，念叨着大儿子的名字，希望听到呼唤
的他，能在壳子中显影一刻；影像素材里的刽子手来到河边，比划着胜利手势，合影留恋，电视机的这边，Adi一动不动，一幅沉默之像。
首尾呼应着，黑夜里，泥泞土路上缓慢行驶来一对卡车，几束昏黄的前灯在景深处煞是耀眼，像是火焰开始燃烧，又像是一场实打实却又注定永远不让人看清的罪行。
可是，家乡亚齐的河流早已不再清澈，1965年“九三零事件”后，掌权的军官总统苏哈托在印尼全境对疑似共产党员的猎杀活动，同样点爆了这里。好几千的知识分子和年轻人，被虐杀后丢入河中……后来，河边的居民再也不吃鱼了，因为鱼儿估计已经被他们的孩子喂肥了。这其中，也包括老人遗忘的大儿子、Adi从未谋面过的哥哥，他在一个夜晚被行刑队捅伤后又挣扎着逃了回来，军队接着又来抄家，以带去医院为借口，在半路上折磨并割下了他的阳具，再将残缺不全的肢体丢到了河中，和其他许多年轻人一样。
罪行本来并没有被遗忘，甚至是以某种令人匪夷所思的“战果”，屡屡被凶手得以的提及甚至炫耀。有着百万计人命的刽子手，继续做着这个国家主人公，他们是地痞流氓、警局长官甚至政府官员；而受害者家属，则在恐惧远大于谅解的情绪下，战战兢兢的与杀害他们子女兄弟的凶手为邻。
会说苏门答腊语言的美国导演约书亚.奥本海默，早在13年前，就开始介入对大屠杀记忆的影像纪录工作。并在2012年成就出一部结合着当代艺术和戏剧表演的伟大纪录电影《杀戮演义》，片中加害者们对重演屠杀场面的那种得意忘形，让观众不寒而栗。从他们身上，根本看不出一丁点的愧疚和悔恨，他们睡得很安稳，活得很惬意，良心很安稳，甚至相信自己身后可以上美好的天堂。
这样的情形，证明着印尼的国族记忆，肯定出了大问题。
这次，约书亚再接再励，从受害人视角入手，杜绝了其他形式主义的艺术手段，而更深邃的呈现出又一部纪录力作《沉默之像》。片中那位勇敢追寻真相的主人公Adi，并没有经历过大屠杀，而是痛失长子的母亲若干年后才生下的“替代品”。通过与约书亚的认识和交往，他看到了导演从2003年到2005年拍摄的右翼行刑队之“表演证言”，其中的不少“表演者”还继续出现在这部《沉默之像》中。这些素材，或许是促使Adi想要寻找哥哥死因的导火索，即便他与哥哥从未谋面。他不想复仇，只是想在刽子手们升天前，从他们或亲人的嘴里听到一句“对不起”。
事实证明，要实现这个理所当然的简单心愿也并不容易。屠杀的幸存者劝他适可而止，“过去的事就让他过去吧”；包括母亲在内的受害者家属，担心着知道越多伤害越深；凶手家属沉默良久后，不高兴的回应，“我们从没听父亲提过这些事，约书亚和你干嘛非要来揭开伤疤，就不能在现实里好好相处吗？”；还没死去的凶手，虽不至于在坚毅的Adi面前在摆出一副若无其事的得意样，但也要在一番尴尬许久的沉默后，才不得已的吐出一句“对不起”。
Adi之所以能够接近这些“可怕相邻”，是因为有着一个便利的职业身份——眼睛验光师。他时不时以免费验光为名，走进这些杀害自己哥哥的凶手家中。之所以能认定他们是凶手，也是因为加害者的高调所致——他们曾在约书亚10年前的录像素材中，手舞足蹈的复述着什么时候什么地点用什么酷刑杀了什么人的“英雄事迹”，其中一位甚至出版了漫画绘本，分篇章讲述着自己杀死32个共党分子的故事，并声称曾喝下受害者之血，“那样可以避免精神问题”。
遗憾的是，在印尼，包括大屠杀在内的任何案件都会在18年后失效，意味着那些刽子手们永远也不会受到法律惩罚。可国民历史教育却对孩子们进行着黑白颠倒的洗脑，纪录片镜头跟到Adi儿子的课堂上，老师生动的讲述着“九三零事件”，“没有信仰的共党分子俘虏并虐杀了六名军官，挖出了他们的双眼。”而在另一段1967年NBC新闻纪录片中，右翼行刑队员在镜头前讲述：“苏哈托上台后，共党分子们纷纷投降，踊跃要求处死自己。”
于是，验光师的职业身份和积极寻找真相的行为，也代表着导演希望能借助纪录片之力，至少对洗脑教育进行那么一点扭转。前作《杀戮演义》在今年奥斯卡上的夺目表现，也证实着有良知的电影始终还是能发挥正义力量的。得意忘形的刽子手门开始担心审判会不会重启，而就在今年7月，印尼也总算在独立65周年后，首次实现了民选政府。
悲凉的是，Adi并不能收获大多数加害者的“对不起”，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笑眯眯的死去，剩下的也行将就木。而受害者们，要么也因老年痴呆症的到来渐渐失忆，要么继续在恐惧带来的沉默惯性下，不敢言说曾经发生的一切。毕竟这里是有意无意从不去记忆什么的印尼——我们俗话里“将一切忘在爪哇国”的地方。
Adi的老妈妈玩着桌子上的跳豆，念叨着大儿子的名字，希望听到呼唤
的他，能在壳子中显影一刻；影像素材里的刽子手来到河边，比划着胜利手势，合影留恋，电视机的这边，Adi一动不动，一幅沉默之像。
首尾呼应着，黑夜里，泥泞土路上缓慢行驶来一对卡车，几束昏黄的前灯在景深处煞是耀眼，像是火焰开始燃烧，又像是一场实打实却又注定永远不让人看清的罪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