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4-12-29
晓舞蝶 • 初三:村小的孩子为何想去打工？
一个五六岁的孩子的梦想居然是去打工，这是我在看《村小的孩子》之前再也没想到的，我也因此悲怀感伤了很久。知识真的能改变命运么?
“中国现在居然还有这样的农村？是真的吗？”在某一场《村小的孩子》全国巡展导演见面会上，一位观众这样问导演蒋能杰。更多的人是问导演为什么要拍纪录片，为什么要关注留守儿童，以及怎么解决这一系列问题等等。导演说只想做一个发声者，引起社会关注，至于怎么解决，不是某一个人能解决的，需要全社会的努力。
认识蒋能杰是在今年（2014）年初， 当时我的想法很简单，一个人能力有限，能做一点是一点，孩子能多读点书总是好的，加之，自己本身很喜欢纪录片，总之，认识也算缘分。
我自2009年毕业，一直用镜头关注留守儿童这个群体，这两年也一直致力于公益展映，希望通过我的公益影像让更多人关注和重视这个群体。但不管拍摄，还是展映，常让我感觉到无力，或许我就只是一个拍纪录片的，我承载不了太多社会责任.
——蒋能杰
纪录片《初三》是导演蒋能杰继《路》《村小的孩子》推出的以留守儿童为题材的第三部作品，也是蒋能杰导演关于家乡邵阳三部曲的最后一部。 如果《村小的孩子》是为了引起社会关注“留守儿童”这一特殊的群体的话，《初三》更主要的是想用镜头探讨教育，再就是想用镜头关注和了解从小在缺爱和教育下的留守儿童，当他们不步入青春叛逆期的变化。
我只想用我的一辈子，去记录我跟拍的孩子们变化，记录在这个经济快速发展的大时代下，孩子们的成长和命运的故事。
——蒋能杰
之前我一直认为中国教育问题在于体制，然后再是观念，看过《初三》之后，发现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首先是经济问题。正如陈丹青所说，如今的农村已经没落了：“我只承认现在有很多农民和非城市居民住在农村，但那个不叫乡村。乡村是有自己的结构的，这个结构在1949年以后被彻底摧毁了。乡村有乡党，有乡绅，有乡民自己的组织、自己的教育。整个中国两千年的文化，一直到民国，甚至到五六十年代，最好的苗子是从乡村出来的。现在每年的高考状元，绝大部分都是城市里的，从乡村出来的已经很少了，顶多是从县城或二三级城市出来的。...现在的乡村就是一大堆没有尊严、没有土地的人，完全被抛弃的人，贱民，然后变成流民。实在压榨得太厉害了，就免税，稍微喘口气。当然，现在很多农村富了，但这个富背后的代价是乡村的沦亡。”(摘自陈丹青《我不知道那帮“傻子”能走多久》)如何发展农村经济，让留守儿童不留守也许需要首先被解决。
农村孩子的中考压力其实要比城市孩子要大得多，因为考不上县城最好的高中，就意味着辍学、外出打工，因为念其他高中考上大学几乎是不大可能的，还要交三年学费，还不如初中毕业就去打工。而县城最好的的高中考上本科（二本以上）的学生也只有40%。所以农村学生的升学压力提前到的了——初三。“本想拍摄学校的普通班的，由于种种原因，跟拍的是重点班，但一样让我们思考和反思。”导演蒋能杰如是说，“片子里重点班的班主任还是很负责的，但是，在普通班想学习的孩子就不是很多了，老师也是基本放任的。”
回想一下我的初高中时代，情况也是差不多的，我高考那年整个年级二本上线率估算下也达不到40%，城市农村的区别在于：1.硬件，2.师资，3.家长的重视程度。硬件不用说，城市学校的教室宽敞、明亮，投影仪、电脑、实验室、图书馆……师资，从师范类院校毕业后很少有大学生愿意再回去了，大学生“支教”某种程度变成了年轻人的体验以及为了镀金。现在中国的农村已被“掏空”，也只剩下老弱孺了。有的父母希望挣些钱供孩子念大学，有的实在受生活所迫，干脆觉得念书花钱，还不如早些出来打工，缓解家里压力。由于缺少父母的陪伴，说明了其实就是缺爱，孩子更为叛逆，不懂得如何与人沟通，如何爱别人、爱自己。过年时候，外出打工的父母辛苦一年、甚至几年，好不容易抢到火车票，赶回家看孩子，结果交流却很少；平素电话里问起孩子也只有叮嘱孩子好好学习，反复问吃了没有之类的话。很多在城市里的孩子父母和孩子的话题也只是这些。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父母没有城市或农村的区别。
村小的孩子的梦想何时不再是去打工？小学教材何时不再“假大空”？何时不再有应试教育？大学教育何时能不再行政化？最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做父母？（家庭教育难道不比学校、社会教育更重要？）或许，我们可以从最后一个问题开始做起。。。慢慢来。。。
“中国现在居然还有这样的农村？是真的吗？”在某一场《村小的孩子》全国巡展导演见面会上，一位观众这样问导演蒋能杰。更多的人是问导演为什么要拍纪录片，为什么要关注留守儿童，以及怎么解决这一系列问题等等。导演说只想做一个发声者，引起社会关注，至于怎么解决，不是某一个人能解决的，需要全社会的努力。
认识蒋能杰是在今年（2014）年初， 当时我的想法很简单，一个人能力有限，能做一点是一点，孩子能多读点书总是好的，加之，自己本身很喜欢纪录片，总之，认识也算缘分。
我自2009年毕业，一直用镜头关注留守儿童这个群体，这两年也一直致力于公益展映，希望通过我的公益影像让更多人关注和重视这个群体。但不管拍摄，还是展映，常让我感觉到无力，或许我就只是一个拍纪录片的，我承载不了太多社会责任.
——蒋能杰
纪录片《初三》是导演蒋能杰继《路》《村小的孩子》推出的以留守儿童为题材的第三部作品，也是蒋能杰导演关于家乡邵阳三部曲的最后一部。 如果《村小的孩子》是为了引起社会关注“留守儿童”这一特殊的群体的话，《初三》更主要的是想用镜头探讨教育，再就是想用镜头关注和了解从小在缺爱和教育下的留守儿童，当他们不步入青春叛逆期的变化。
我只想用我的一辈子，去记录我跟拍的孩子们变化，记录在这个经济快速发展的大时代下，孩子们的成长和命运的故事。
——蒋能杰
之前我一直认为中国教育问题在于体制，然后再是观念，看过《初三》之后，发现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首先是经济问题。正如陈丹青所说，如今的农村已经没落了：“我只承认现在有很多农民和非城市居民住在农村，但那个不叫乡村。乡村是有自己的结构的，这个结构在1949年以后被彻底摧毁了。乡村有乡党，有乡绅，有乡民自己的组织、自己的教育。整个中国两千年的文化，一直到民国，甚至到五六十年代，最好的苗子是从乡村出来的。现在每年的高考状元，绝大部分都是城市里的，从乡村出来的已经很少了，顶多是从县城或二三级城市出来的。...现在的乡村就是一大堆没有尊严、没有土地的人，完全被抛弃的人，贱民，然后变成流民。实在压榨得太厉害了，就免税，稍微喘口气。当然，现在很多农村富了，但这个富背后的代价是乡村的沦亡。”(摘自陈丹青《我不知道那帮“傻子”能走多久》)如何发展农村经济，让留守儿童不留守也许需要首先被解决。
农村孩子的中考压力其实要比城市孩子要大得多，因为考不上县城最好的高中，就意味着辍学、外出打工，因为念其他高中考上大学几乎是不大可能的，还要交三年学费，还不如初中毕业就去打工。而县城最好的的高中考上本科（二本以上）的学生也只有40%。所以农村学生的升学压力提前到的了——初三。“本想拍摄学校的普通班的，由于种种原因，跟拍的是重点班，但一样让我们思考和反思。”导演蒋能杰如是说，“片子里重点班的班主任还是很负责的，但是，在普通班想学习的孩子就不是很多了，老师也是基本放任的。”
回想一下我的初高中时代，情况也是差不多的，我高考那年整个年级二本上线率估算下也达不到40%，城市农村的区别在于：1.硬件，2.师资，3.家长的重视程度。硬件不用说，城市学校的教室宽敞、明亮，投影仪、电脑、实验室、图书馆……师资，从师范类院校毕业后很少有大学生愿意再回去了，大学生“支教”某种程度变成了年轻人的体验以及为了镀金。现在中国的农村已被“掏空”，也只剩下老弱孺了。有的父母希望挣些钱供孩子念大学，有的实在受生活所迫，干脆觉得念书花钱，还不如早些出来打工，缓解家里压力。由于缺少父母的陪伴，说明了其实就是缺爱，孩子更为叛逆，不懂得如何与人沟通，如何爱别人、爱自己。过年时候，外出打工的父母辛苦一年、甚至几年，好不容易抢到火车票，赶回家看孩子，结果交流却很少；平素电话里问起孩子也只有叮嘱孩子好好学习，反复问吃了没有之类的话。很多在城市里的孩子父母和孩子的话题也只是这些。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父母没有城市或农村的区别。
村小的孩子的梦想何时不再是去打工？小学教材何时不再“假大空”？何时不再有应试教育？大学教育何时能不再行政化？最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做父母？（家庭教育难道不比学校、社会教育更重要？）或许，我们可以从最后一个问题开始做起。。。慢慢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