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1-08-26
VeronikaChow • 人间四月天:真实的人物，虚设的情节？——与《人间四月天》编导商榷
电视连续剧《人间四月天》讲述的是徐志摩的爱情故事，这个故事很有可看性。二十年代徐志摩和陆小曼的恋爱轰动一时成为社会新闻，而这位潇洒的大诗人生命中不仅仅只有一个陆小曼，他的结发妻子张幼仪也称得上是上海滩上第一代的职业女性，他终身爱慕的林徽音更是二、三十年代北平文化圈子里出了名的才女。徐志摩短短的三十六年生涯，总体来说，有神采飞扬的时候，也有黯然神伤的日子，他对爱情的追求贯穿其短暂的一生。应该说，编导们以徐志摩的爱情故事为题材是很有眼光的。
但是，看过这部电视剧以后，总觉得心里头憋闷，剧情与我所掌握的史实有相当大的出入。姑且不说林徽音的整个形象定位出现了错误，就是一些起码的、有明确定论的情节也是被拍得随心所欲。难道说，编导们是本着“真实的人物，虚设的情节”这一原则来创作的吗？我不得其解。本文试举几例剧情与史实相悖之处，与《人间四月天》的编导们商榷。
（一）第一集中有徐志摩在梁启超家见到林徽音的场景。林徽音和梁思成从屋子里一起出来，徐志摩的眼神中掠过一丝怅然若失。第二集在伦敦林徽音长民的寓所，林徽音望着徐志摩，略有所思地问：“许是见过的吧？也许您不记得了？”徐志摩很快地回答说：“怎么不记得？那天下午，在任公家。”——事实果真如此吗？否也！据《新月下的夜莺：徐志摩传》和《中国现代作家选集：林徽音》的年表，清清楚楚地写着：1920年徐志摩和林氏父女相识。所以，徐志摩绝不可能在国内就见过林徽音，包括那次拜师仪式中有林长民以及他出考题之事，恐也不确。据《徐志摩传》上说，徐志摩早已仰慕林长民，只是以前未能与之谋面，来到伦敦自然觉得分外亲切，所以在林长民的一次演讲集会后，抓住机会认识了林长民。由此可见，徐林是在1920年在伦敦第一次见面的。
（二）片中林徽音弹得一手好钢琴，尤其偏爱贝多芬的的《月光》，这首曲子几乎成了徐林定情到思念到葬情的象征，琴声悠扬，诗意袅袅，只是我相当怀疑它的可信程度。林徽音友人的回忆里都没提到过这事。当然，林徽音是喜欢西洋古典音乐的。二十年代，世界著名小提琴家FritzKreisler被请到北京为外国使节演出，徐志摩建议林徽音和梁思成向北京的达官贵人推销包厢票，以便让清华的学生以低价门票入场欣赏，这件事在林徽音的《悼志摩》一文中提起过，但语焉不详，梁从诫先生又作了补充说明。费正清的《五十年回忆录》中写徽因一家在李庄时：“只有一架留声机和几张贝多芬、莫扎特的唱片。”由此可见，林徽音对古典音乐是有很高的欣赏水平的，但她是否会弹钢琴还是个疑问。
（三）林徽音第一次弹《月光》时，徐志摩从林家书架上取下一本JohnKeats的《夜莺颂》并挑了第六章来应和林徽音的琴声。原诗是“DarklingIListen”,应译为“黑暗中我倾听”，而字幕却打出了“亲爱的，我在听”，这是把Darkling和Darling混淆以后的张冠李戴。
（四）片中梁思成的形象被丑化了。梁思成是清华的活跃分子，爱好广泛而且幽默风趣，但做事有条不紊。必须声明的是，梁思成绝对不是《人间四月天》中那个缩手缩脑、窝囊懦弱的样子。有例为证，林徽音自己回忆说：早年她和梁思成百上千在太庙约会时，她摆出少女的矜持，谁知梁思成转而不见了，原来梁思成爬到树上去了。（见林洙的《大匠的困惑》）由此可以看出：梁思成是个很有活力的人，有时甚至带点顽皮。怎么可能被编导们定位成那样？关于梁思成和林徽音，有必要在这儿插一句：1922年，梁林交往开始密切并且产生了感情，他们两人有共同的兴趣爱好，且建立了良好的感情基础。林徽音曾在一封给胡适的信中说过“爱思成”的话，所以梁林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很亲密的，片中表现的是梁思成单恋林徽音，而林徽音则陷入对徐志摩的热恋中无法自拔——这是不真实的。
（五）《人间四月天》中有林徽音焚稿断旧情的镜头——这根本就是子虚乌有。林徽音去美国留学后，在一封写给胡适的信中说过“在整理旧信中真真切切地明白了旧的志摩”之类的话；而徐志摩死后闹得满城风雨的八宝箱争夺战中，林徽音又对胡适说过“想把志摩的《康桥日记》与他写给自己的旧信一起保存”的话，也是在一封信中。因此，林徽音根本就不可能烧掉徐志摩的信，而且保存完好。当然，因为种种原因，我们现在已经看不到这些信了，真是可惜！
（六）泰戈尔在礼堂里举行演讲时，先请林徽音用英文念了自己的诗《第一次的茉莉》，徐志摩在旁翻译，这一情节暂且存疑。至于片中徐志摩深夜造访林徽音并献茉莉表白，是不可能的。——这一情节很富有诗意，但完全不见于任何史料，所以尽管编导煞费苦心，却又违背历史的真实了。
（七）片中有这样一场戏：林徽音在香山养病，徐志摩一直关心探望，望着徐志摩远去，林徽音有感而发，写下了《那一晚》一诗，在林徽音写诗的过程中，穿插了徐林坐在康河一条船上的镜头。也就是说，编导认为诗中的“那一晚”是指康河的“那一晚”，这又犯了张冠李戴的毛病，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那一晚》是写给徐志摩的。何况诗中有这么一句：“那一晚你和我分定了方向，两人各认取个生活的模样。”就算假定“这首诗是林徽音写给徐志摩的”这一前提，也不可能是他们同游康河的回忆。
（八）徐志摩林徽音深夜谈诗，徐志摩拿了一叠诗稿让林徽音看看，其中就有他自己的《爱的灵感》（节录），诗中的感情挺强烈的：“我再不能踌躇了：我爱你！”编导很明确地示意我们：这是徐志摩对林徽音的表白。实际上，《爱的灵感》是一首完整的长诗，从一首长诗中断章取义的做法是不可行的。据我所知，徐志摩确实指明过几首诗是为林徽音而写的。一首是《偶然》（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一首是《你去》（你去，我也走，我们在此分手）；另外，《山中》据说是在林徽音病后徐志摩心疼她所写，从诗的内容来看，确实有这种可能（不知今夜山中，是何等光景？想也有月，有松，有更深的静）。但是，硬是把《爱的灵感》归于表白之作，未免流于肤浅。
（九）张幼仪带着儿子阿欢去探望重病中的林徽音，林徽音摘下氧气罩吃力地说：“请你原谅我，那一晚，在康河！”——对于前面一个场景，我且半信半疑；后者就简直近乎荒谬了。张幼仪与林徽音的关系，我倒是期待《小脚与西服》（张邦梅著）一书早日引进内地，好让我们了解得更清楚些。
徐志摩和林徽音的关系被传闻传得多少有点走样，许多原始材料阕如导致了这种情况的发生。写作本文也只是想尽可能地据史实说话，澄清因《人间四月天》所造成的误会。而徐陆（小曼）之间的恋情发展有比较多的日记、书信为证，至少不至于拍得太离谱，这里就不多说了。
写这篇文章主要是想通过比较史实与剧本，来表达我的一个观后感，那就是：如果编导有意以徐志摩为原型来搞自己的“二次创作”，以此增加该剧的可看性——这番苦心我能体谅，但是，眼睁睁看着该剧漏洞百出根本经不起一点推敲，我就觉得编导大可不必如此大费苦心。你要描写一个诗人的爱情故事，首先就要尊重客观事实，不能随意篡改材料。毕竟，徐志摩是个活生生的人，他真实地存在过，他的许多交游、情感历程都有明确的记载，你总不能随随便便就给他来个改头换面吧？你总不见得根据自己的想象，随便假设前提，随便混淆材料吧？另外提个建议，与其吃力不讨好，不如干脆抽空历史背景，抛开真实人物，根据自己的构想来个“本故事纯属虚构”的创作，省得遭人指责了。编导们以为然否？
但是，看过这部电视剧以后，总觉得心里头憋闷，剧情与我所掌握的史实有相当大的出入。姑且不说林徽音的整个形象定位出现了错误，就是一些起码的、有明确定论的情节也是被拍得随心所欲。难道说，编导们是本着“真实的人物，虚设的情节”这一原则来创作的吗？我不得其解。本文试举几例剧情与史实相悖之处，与《人间四月天》的编导们商榷。
（一）第一集中有徐志摩在梁启超家见到林徽音的场景。林徽音和梁思成从屋子里一起出来，徐志摩的眼神中掠过一丝怅然若失。第二集在伦敦林徽音长民的寓所，林徽音望着徐志摩，略有所思地问：“许是见过的吧？也许您不记得了？”徐志摩很快地回答说：“怎么不记得？那天下午，在任公家。”——事实果真如此吗？否也！据《新月下的夜莺：徐志摩传》和《中国现代作家选集：林徽音》的年表，清清楚楚地写着：1920年徐志摩和林氏父女相识。所以，徐志摩绝不可能在国内就见过林徽音，包括那次拜师仪式中有林长民以及他出考题之事，恐也不确。据《徐志摩传》上说，徐志摩早已仰慕林长民，只是以前未能与之谋面，来到伦敦自然觉得分外亲切，所以在林长民的一次演讲集会后，抓住机会认识了林长民。由此可见，徐林是在1920年在伦敦第一次见面的。
（二）片中林徽音弹得一手好钢琴，尤其偏爱贝多芬的的《月光》，这首曲子几乎成了徐林定情到思念到葬情的象征，琴声悠扬，诗意袅袅，只是我相当怀疑它的可信程度。林徽音友人的回忆里都没提到过这事。当然，林徽音是喜欢西洋古典音乐的。二十年代，世界著名小提琴家FritzKreisler被请到北京为外国使节演出，徐志摩建议林徽音和梁思成向北京的达官贵人推销包厢票，以便让清华的学生以低价门票入场欣赏，这件事在林徽音的《悼志摩》一文中提起过，但语焉不详，梁从诫先生又作了补充说明。费正清的《五十年回忆录》中写徽因一家在李庄时：“只有一架留声机和几张贝多芬、莫扎特的唱片。”由此可见，林徽音对古典音乐是有很高的欣赏水平的，但她是否会弹钢琴还是个疑问。
（三）林徽音第一次弹《月光》时，徐志摩从林家书架上取下一本JohnKeats的《夜莺颂》并挑了第六章来应和林徽音的琴声。原诗是“DarklingIListen”,应译为“黑暗中我倾听”，而字幕却打出了“亲爱的，我在听”，这是把Darkling和Darling混淆以后的张冠李戴。
（四）片中梁思成的形象被丑化了。梁思成是清华的活跃分子，爱好广泛而且幽默风趣，但做事有条不紊。必须声明的是，梁思成绝对不是《人间四月天》中那个缩手缩脑、窝囊懦弱的样子。有例为证，林徽音自己回忆说：早年她和梁思成百上千在太庙约会时，她摆出少女的矜持，谁知梁思成转而不见了，原来梁思成爬到树上去了。（见林洙的《大匠的困惑》）由此可以看出：梁思成是个很有活力的人，有时甚至带点顽皮。怎么可能被编导们定位成那样？关于梁思成和林徽音，有必要在这儿插一句：1922年，梁林交往开始密切并且产生了感情，他们两人有共同的兴趣爱好，且建立了良好的感情基础。林徽音曾在一封给胡适的信中说过“爱思成”的话，所以梁林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很亲密的，片中表现的是梁思成单恋林徽音，而林徽音则陷入对徐志摩的热恋中无法自拔——这是不真实的。
（五）《人间四月天》中有林徽音焚稿断旧情的镜头——这根本就是子虚乌有。林徽音去美国留学后，在一封写给胡适的信中说过“在整理旧信中真真切切地明白了旧的志摩”之类的话；而徐志摩死后闹得满城风雨的八宝箱争夺战中，林徽音又对胡适说过“想把志摩的《康桥日记》与他写给自己的旧信一起保存”的话，也是在一封信中。因此，林徽音根本就不可能烧掉徐志摩的信，而且保存完好。当然，因为种种原因，我们现在已经看不到这些信了，真是可惜！
（六）泰戈尔在礼堂里举行演讲时，先请林徽音用英文念了自己的诗《第一次的茉莉》，徐志摩在旁翻译，这一情节暂且存疑。至于片中徐志摩深夜造访林徽音并献茉莉表白，是不可能的。——这一情节很富有诗意，但完全不见于任何史料，所以尽管编导煞费苦心，却又违背历史的真实了。
（七）片中有这样一场戏：林徽音在香山养病，徐志摩一直关心探望，望着徐志摩远去，林徽音有感而发，写下了《那一晚》一诗，在林徽音写诗的过程中，穿插了徐林坐在康河一条船上的镜头。也就是说，编导认为诗中的“那一晚”是指康河的“那一晚”，这又犯了张冠李戴的毛病，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那一晚》是写给徐志摩的。何况诗中有这么一句：“那一晚你和我分定了方向，两人各认取个生活的模样。”就算假定“这首诗是林徽音写给徐志摩的”这一前提，也不可能是他们同游康河的回忆。
（八）徐志摩林徽音深夜谈诗，徐志摩拿了一叠诗稿让林徽音看看，其中就有他自己的《爱的灵感》（节录），诗中的感情挺强烈的：“我再不能踌躇了：我爱你！”编导很明确地示意我们：这是徐志摩对林徽音的表白。实际上，《爱的灵感》是一首完整的长诗，从一首长诗中断章取义的做法是不可行的。据我所知，徐志摩确实指明过几首诗是为林徽音而写的。一首是《偶然》（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一首是《你去》（你去，我也走，我们在此分手）；另外，《山中》据说是在林徽音病后徐志摩心疼她所写，从诗的内容来看，确实有这种可能（不知今夜山中，是何等光景？想也有月，有松，有更深的静）。但是，硬是把《爱的灵感》归于表白之作，未免流于肤浅。
（九）张幼仪带着儿子阿欢去探望重病中的林徽音，林徽音摘下氧气罩吃力地说：“请你原谅我，那一晚，在康河！”——对于前面一个场景，我且半信半疑；后者就简直近乎荒谬了。张幼仪与林徽音的关系，我倒是期待《小脚与西服》（张邦梅著）一书早日引进内地，好让我们了解得更清楚些。
徐志摩和林徽音的关系被传闻传得多少有点走样，许多原始材料阕如导致了这种情况的发生。写作本文也只是想尽可能地据史实说话，澄清因《人间四月天》所造成的误会。而徐陆（小曼）之间的恋情发展有比较多的日记、书信为证，至少不至于拍得太离谱，这里就不多说了。
写这篇文章主要是想通过比较史实与剧本，来表达我的一个观后感，那就是：如果编导有意以徐志摩为原型来搞自己的“二次创作”，以此增加该剧的可看性——这番苦心我能体谅，但是，眼睁睁看着该剧漏洞百出根本经不起一点推敲，我就觉得编导大可不必如此大费苦心。你要描写一个诗人的爱情故事，首先就要尊重客观事实，不能随意篡改材料。毕竟，徐志摩是个活生生的人，他真实地存在过，他的许多交游、情感历程都有明确的记载，你总不能随随便便就给他来个改头换面吧？你总不见得根据自己的想象，随便假设前提，随便混淆材料吧？另外提个建议，与其吃力不讨好，不如干脆抽空历史背景，抛开真实人物，根据自己的构想来个“本故事纯属虚构”的创作，省得遭人指责了。编导们以为然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