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08-08-15
望月者 • 乡愁:在记忆里放一场属于自己的老电影
说来也巧，去创库源生坊看舒浩仑的《乡愁》之前，我先去景星花鸟市场转了一圈。不是不知道花鸟市场日益只剩下一个抽空内容的壳，可每次去，仍对它“自爆自弃”的速度和颓败程度吃上一惊。不为凭吊追忆，只要那家罐罐米线店还坚持营业，每隔一段时间，总免不了光顾一趟。左邻右舍多已搬走，老旧的店面依然老旧，许多老旧挤在一起，至少精神上是矍铄的甚至骄傲的；如今孤掌难鸣、苦苦支撑的模样有些落寞，有些倔强，还有些“看你能把我怎么样”的死硬。与我相熟的店主老先生常捧本旧书在读，那天摊在桌上的，是1984年某期的《英语学习》。我不禁笑了，在这样一条街开这样一家店看这样一本书，全是“过去”的姿态。高楼大厦的夹缝中，有多少这样的“过去”残存着，并被一些眷恋过去的人找到。罐罐米线端上来，边吃边打望，一个举着相机的身影闯入我的视线。这里无甚风景，除非眼下最后一小片“顽抗”就是他眼中的风景。忽然间若有所悟：固执地找来这家小店，固执地要相同的食物，其实就是一种凭吊。新旧交替的“结点”常会启动我们记忆的某个隐秘开关，过去纷至沓来，刷刷刷在你脑海中一帧帧流淌——提醒你，许多的人和事，曾经的欢声笑语，它们真的存在过；皮之不存的时候，该走了……
带着这样的怅然看《乡愁》再合适不过。即便没有上海石库门老房子居住经验，那逼仄而充分利用的空间，局促而从容不迫的生活节奏，又交心又隔肚皮的邻里关系，也轻易唤醒尘封的记忆——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视线跟随摄影机来回穿梭，倒像在自家外婆的老屋里“横冲直撞”一般自在亲切。记得老吴曾说，拍纪录片最主要也最难跨越就是跟拍摄者之间的关系处理，所以一般大家都从自己熟悉的环境、尤其家人开始尝试。舒浩仑也不例外，大中里三号的住户们显然对他的镜头不无好奇，却并不躲避。这里面有多年邻里的熟稔，也有上海这个城市繁华旧梦哪怕凋零也比别处“见过市面”的底蕴，比如做得一手好菜的邻家好婆，年逾古稀还很注重自己的形象，虽不明确拒绝，口里总说人老了不值钱了，有啥好拍的！一边厢却不由自主地整整衣服，拢拢头发。从这些动作里我们不免能够遥想她当年的青春芳华：做了一身新旗袍的少女去大光明影院看一场电影，兴冲冲去照相馆拍一张摹仿明星照，攒了许久的零用钱在兜里拽得老紧，推开凯司令大门的神态却试图老练。咖啡香的氤氲热气能温暖亭子间里的一辈子，渺茫的梦想就这样慰籍夯实的岁月。象王安忆写的那样：“其实，每一日都是柴米油盐，勤勤恳恳地过着，没一点非分之想，猛然间一回头，却成了传奇。”
百年老屋和几代记忆纵横交错，决定了舒浩仑镜头的绝对主观。他不但在片中大量穿插评书、老歌、老电影烘托气氛，还动用了一般纪录片所罕见的“颁演”方式呈现脑海中的过去，进一步模糊了“纪录片”和“故事片”的界限。这或许正是本片引起争议的最大原因。什么是纪录片？并无一个确切定义。纪录片又被叫做真实电影，那什么又是真实？记忆里的真实包不包括在这个范畴？小川先生总结纪录片的两大要素，一是时间，二是在场。那么用什么方式记录时间，用什么方式表达在场？《乡愁》一片给我的整体感觉就象舒浩仑在记忆里放了一场老电影，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也记录了真实，属于他的、用成长表达在场的真实。而这种相对的“真实”，又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对当下真实的拒绝，惆怅因此而生，并贯穿全片。尤其当舒浩仑带领镜头去“造访”隔壁里弄，父亲老友家的窗口探出一张女孩的笑脸，仿如儿时的玩伴小炎，这种拒绝达到高潮：少女下了楼，昔日重来的恍惚瞬间退却，舒浩仑的感觉是，现在的时间飞速远去，过去的时间亲切无比。
时光卸去生计的沉重，留下审美的光辉，过去的面貌，只有在与过去分离时，才幻化得美妙。舒浩仑心中的石库门生活暖老温贫，邻里们守望相助，与现代钢筋水泥的冰冷丛林相比，透着人性化的诗意。可反过来想，假如不离开，假如三代同堂，假如兄弟为张罗结婚的新房而烦恼甚至反目，假如姑嫂为回沪知青子女的落户问题斤斤计较，假如妻子在公共厨房做饭又为芝麻小事跟邻居吵了一架……诗意还能维系么？有选择才会对选择的结果一唱三叹。《铁西区》里的居民们没有选择，所以片中同样在老屋住了一辈子的老头说：“走也难受，不走，也难受。”秉爱没有选择，所以她死抓住土地不放。今年五月在北京逛南城胡同，特别记得在一处拆了一半的小院里遇到一位大爷，他一边抱怨这地方没法住了，一边充满自豪指点着房梁上依稀可见精美的砖雕，对昔日小院的繁华如数家珍。他或许代表了无论何处老屋居民最普遍的心理：既向往未来又眷恋过去。故土难离是不错，可搬离老屋意味的生活条件改善也明摆着。普通百姓承载不起保存历史的重任，草木一秋，人活一世，转瞬即过，对眼前利益的追求乃人的生存本能，不是一句“目光短浅”就能简单概况。我在写苏州老街的旧文中曾这样反思：“这些所谓的老城，实际残留的是二三十年前的中国，每一座城，每一条街，都曾有这样的我们在生活。为什么现在，再回望，一些人留在原地，一些人却成了看客？我还能再过日日跟马桶作战、洗澡是节日、没有隐私、逼仄的生活吗？答案几乎是不加思索的否定。”
回不去了。面对加速巨变的时代，我们心底升起前所未有的恐慌，舒浩仑对此其实也有着清醒的认识：“这个城市里的所有人已经被拉上一列开往明天的火车，不赶上就会恐惧，害怕被遗忘在阴暗的昨天。”一面生怕被落下，一面又开始加倍追忆过去，这便是我们共同面临的感伤和尴尬——无可奈何花落去，却再不可能似曾相识燕归来。
上海女作家殷慧芬曾用多个中篇为我们勾勒出一幅鲜活的“石库门风情画”，主题不外乎两个：一是坠入底层生活的挣扎，一是挣扎的失败。这其实也暗合了石库门房子的兴盛衰亡：过去，单门独院的优雅结构代表了城市小康；如今，各家各户错落的杂乱容纳了三教九流。以《吉庆里》为代表，透过向往石库门生活白领小雨的双眼，这挣扎在无奈中强撑尊严，因此加倍无奈，败落的结局早已注定。小雨重又成为石库门的过客，带着石库门的气息，对小说而言大概是最好的结局，对现实中的人们却不。所以舒浩仑扛起摄像机，面对镜头，走进记忆，开始记录一段属于他的，极具倾向性的“乡愁”。念兹在兹的复杂情感如奈保尔之于印度，白先勇之于台北，面对生于斯长于斯因而无法控制（某种程度上说也无心控制）的扩散性情感——对舒浩仑而言其“代名词”就是大中里——我们都是“有缺陷的生灵……有裂缝的眼镜……是一种不完全的存在，是偏见本身。”（奈保尔语）
既是偏见本身，就不必追究偏见存在的理由。纪录片不承载教化责任，不是战斗檄文，更不是社会病灶的解剖刀（虽然它们常被当作是，或被误以为是），一个人的视角只能代表他自己。舒浩仑选取的这个角度不探讨石库门生活的利与弊，不涉及城市化进程中老建筑的去留商榷，只是自我记忆的一次梳理，并因寄托过多情感而在梳理过程中难以自持。
那个在房顶上乘凉，幻想自己是孤胆侠客的孩子；那个踩着铃声去街对面上课的少年，那场忽然而至又翩然而去的青春萌动，都随通宵场电影的最后一道追光沉寂。然而，它们留存在与“大中里”相关的记忆里，历久弥新。拆迁的风声，隆隆的推土机才格外令记忆的主人心惊。相比之下，我倒更欣赏石库门房子老住户们的波澜不兴、宠辱不惊。比如楼下爱种花、好锻炼身体的阿伯，笑眯眯说：“江泽民也不如我！”面对“为什么”的追问，从容作答：“他地位比我高，钱比我多，可玩得不如我。人生不能太悲愁，安逸自有安逸福。挣一万开心，跑一万步同样开心，信仰不同嘛。”还有从1959年起就在弄堂收垃圾，并把弄堂的“安全大业”主动抓起来的“阿翘”，强烈的“出镜”意识：他叫旁边的女人走开，一个人盯着镜头好好“表现”了一番，分外让人感觉弄堂虽小，也是江湖，一不留神就卧虎藏龙。其实最典型的就在身边，拍摄者自己八十高龄的外婆：每天用手帕包三十块钱跟邻居们打打小麻将，一张信纸折四折细细记帐，脸上皱纹丛生却难掩清秀——这是无论怎样都不放弃自己，要强了一辈子才得以完好保留下来的气质，映照得老照片里的芳华加倍沉静。生活方式和生活信念的延续关键在人，否则，就算住在被改造的石库门房子里，就算坐着三轮游胡同，也不过是在“活道具假布景”中自欺欺人。老房拆迁，从这个意义上说，并不可怕。用记忆，用文字，用镜头，铭记有许多种方式。
片尾特别提到一位搬迁后迅速痴呆的老邻居，只记得“大中里”三个字。所谓物伤其类，外婆对拆迁的忧虑更深了，可她也只是淡淡说，拆迁对老人总归毋大好。这不禁让我想起一部电影《剃头匠》，同样表现老年人生活里的“树欲静而风不止”，影片的基调哀而不伤。为自己操办后事的敬大爷跟舒浩仑的外婆一样，再担心，也是淡淡的。老屋与老人之间，大概有着灵魂层面深刻的缘牵，也因之获得油枯灯尽、悲欣交集的释然。
前段时间在某期《南方人物周刊》里看到过一篇对舒浩仑的访谈，里面提到他原本计划拍摄公共灶间十来户人家下班后一起生火做饭的情景，怎么都拍不成，那一刻，舒浩仑忧伤地意识到，过去的生活方式真的一去不复返了。属于上海石库门房子过去的生活方式究竟什么样？王安忆的《寻找苏青》里有一段恰好提供了答案：“上海的工薪阶层，辛劳一日，那晚饭桌上，就最能见那生计，莴笋切成小滚刀块，那叶子是不能扔的，洗净切细，盐揉过再滗去苦汁，调点麻油，又是一道凉菜；那霉干菜里的肋条肉是走过油的，炼下的油正好煎一块老豆腐，两面黄的，再滴上几滴辣椒油；青鱼的头和尾炖成一锅粉皮汤，中间的肚当则留作明日晚上的主菜。这生计不能说是精致，因它不是那么雅的，而是有些俗，是精打细算，为一个铜板也要和鱼贩子讨价还价。有着一些节制的乐趣，一点不挥霍的。它把角角落落里的乐趣都积攒起来，慢慢地享用，外头世界里的风云变幻，于它都是抽象的，它只承认那些贴肤可感的。你可以说它偷欢，可它却是生命力顽强，有着股韧劲……”
我想舒浩仑怀念的，就是这些。似水流年里的平常日月，构筑了他的乡愁，给人天长地久的错觉。如今，他用南斯拉夫电影《桥》的主题曲跟它们道别：
“啊朋友再见
啊朋友再见
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
带着这样的怅然看《乡愁》再合适不过。即便没有上海石库门老房子居住经验，那逼仄而充分利用的空间，局促而从容不迫的生活节奏，又交心又隔肚皮的邻里关系，也轻易唤醒尘封的记忆——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视线跟随摄影机来回穿梭，倒像在自家外婆的老屋里“横冲直撞”一般自在亲切。记得老吴曾说，拍纪录片最主要也最难跨越就是跟拍摄者之间的关系处理，所以一般大家都从自己熟悉的环境、尤其家人开始尝试。舒浩仑也不例外，大中里三号的住户们显然对他的镜头不无好奇，却并不躲避。这里面有多年邻里的熟稔，也有上海这个城市繁华旧梦哪怕凋零也比别处“见过市面”的底蕴，比如做得一手好菜的邻家好婆，年逾古稀还很注重自己的形象，虽不明确拒绝，口里总说人老了不值钱了，有啥好拍的！一边厢却不由自主地整整衣服，拢拢头发。从这些动作里我们不免能够遥想她当年的青春芳华：做了一身新旗袍的少女去大光明影院看一场电影，兴冲冲去照相馆拍一张摹仿明星照，攒了许久的零用钱在兜里拽得老紧，推开凯司令大门的神态却试图老练。咖啡香的氤氲热气能温暖亭子间里的一辈子，渺茫的梦想就这样慰籍夯实的岁月。象王安忆写的那样：“其实，每一日都是柴米油盐，勤勤恳恳地过着，没一点非分之想，猛然间一回头，却成了传奇。”
百年老屋和几代记忆纵横交错，决定了舒浩仑镜头的绝对主观。他不但在片中大量穿插评书、老歌、老电影烘托气氛，还动用了一般纪录片所罕见的“颁演”方式呈现脑海中的过去，进一步模糊了“纪录片”和“故事片”的界限。这或许正是本片引起争议的最大原因。什么是纪录片？并无一个确切定义。纪录片又被叫做真实电影，那什么又是真实？记忆里的真实包不包括在这个范畴？小川先生总结纪录片的两大要素，一是时间，二是在场。那么用什么方式记录时间，用什么方式表达在场？《乡愁》一片给我的整体感觉就象舒浩仑在记忆里放了一场老电影，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也记录了真实，属于他的、用成长表达在场的真实。而这种相对的“真实”，又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对当下真实的拒绝，惆怅因此而生，并贯穿全片。尤其当舒浩仑带领镜头去“造访”隔壁里弄，父亲老友家的窗口探出一张女孩的笑脸，仿如儿时的玩伴小炎，这种拒绝达到高潮：少女下了楼，昔日重来的恍惚瞬间退却，舒浩仑的感觉是，现在的时间飞速远去，过去的时间亲切无比。
时光卸去生计的沉重，留下审美的光辉，过去的面貌，只有在与过去分离时，才幻化得美妙。舒浩仑心中的石库门生活暖老温贫，邻里们守望相助，与现代钢筋水泥的冰冷丛林相比，透着人性化的诗意。可反过来想，假如不离开，假如三代同堂，假如兄弟为张罗结婚的新房而烦恼甚至反目，假如姑嫂为回沪知青子女的落户问题斤斤计较，假如妻子在公共厨房做饭又为芝麻小事跟邻居吵了一架……诗意还能维系么？有选择才会对选择的结果一唱三叹。《铁西区》里的居民们没有选择，所以片中同样在老屋住了一辈子的老头说：“走也难受，不走，也难受。”秉爱没有选择，所以她死抓住土地不放。今年五月在北京逛南城胡同，特别记得在一处拆了一半的小院里遇到一位大爷，他一边抱怨这地方没法住了，一边充满自豪指点着房梁上依稀可见精美的砖雕，对昔日小院的繁华如数家珍。他或许代表了无论何处老屋居民最普遍的心理：既向往未来又眷恋过去。故土难离是不错，可搬离老屋意味的生活条件改善也明摆着。普通百姓承载不起保存历史的重任，草木一秋，人活一世，转瞬即过，对眼前利益的追求乃人的生存本能，不是一句“目光短浅”就能简单概况。我在写苏州老街的旧文中曾这样反思：“这些所谓的老城，实际残留的是二三十年前的中国，每一座城，每一条街，都曾有这样的我们在生活。为什么现在，再回望，一些人留在原地，一些人却成了看客？我还能再过日日跟马桶作战、洗澡是节日、没有隐私、逼仄的生活吗？答案几乎是不加思索的否定。”
回不去了。面对加速巨变的时代，我们心底升起前所未有的恐慌，舒浩仑对此其实也有着清醒的认识：“这个城市里的所有人已经被拉上一列开往明天的火车，不赶上就会恐惧，害怕被遗忘在阴暗的昨天。”一面生怕被落下，一面又开始加倍追忆过去，这便是我们共同面临的感伤和尴尬——无可奈何花落去，却再不可能似曾相识燕归来。
上海女作家殷慧芬曾用多个中篇为我们勾勒出一幅鲜活的“石库门风情画”，主题不外乎两个：一是坠入底层生活的挣扎，一是挣扎的失败。这其实也暗合了石库门房子的兴盛衰亡：过去，单门独院的优雅结构代表了城市小康；如今，各家各户错落的杂乱容纳了三教九流。以《吉庆里》为代表，透过向往石库门生活白领小雨的双眼，这挣扎在无奈中强撑尊严，因此加倍无奈，败落的结局早已注定。小雨重又成为石库门的过客，带着石库门的气息，对小说而言大概是最好的结局，对现实中的人们却不。所以舒浩仑扛起摄像机，面对镜头，走进记忆，开始记录一段属于他的，极具倾向性的“乡愁”。念兹在兹的复杂情感如奈保尔之于印度，白先勇之于台北，面对生于斯长于斯因而无法控制（某种程度上说也无心控制）的扩散性情感——对舒浩仑而言其“代名词”就是大中里——我们都是“有缺陷的生灵……有裂缝的眼镜……是一种不完全的存在，是偏见本身。”（奈保尔语）
既是偏见本身，就不必追究偏见存在的理由。纪录片不承载教化责任，不是战斗檄文，更不是社会病灶的解剖刀（虽然它们常被当作是，或被误以为是），一个人的视角只能代表他自己。舒浩仑选取的这个角度不探讨石库门生活的利与弊，不涉及城市化进程中老建筑的去留商榷，只是自我记忆的一次梳理，并因寄托过多情感而在梳理过程中难以自持。
那个在房顶上乘凉，幻想自己是孤胆侠客的孩子；那个踩着铃声去街对面上课的少年，那场忽然而至又翩然而去的青春萌动，都随通宵场电影的最后一道追光沉寂。然而，它们留存在与“大中里”相关的记忆里，历久弥新。拆迁的风声，隆隆的推土机才格外令记忆的主人心惊。相比之下，我倒更欣赏石库门房子老住户们的波澜不兴、宠辱不惊。比如楼下爱种花、好锻炼身体的阿伯，笑眯眯说：“江泽民也不如我！”面对“为什么”的追问，从容作答：“他地位比我高，钱比我多，可玩得不如我。人生不能太悲愁，安逸自有安逸福。挣一万开心，跑一万步同样开心，信仰不同嘛。”还有从1959年起就在弄堂收垃圾，并把弄堂的“安全大业”主动抓起来的“阿翘”，强烈的“出镜”意识：他叫旁边的女人走开，一个人盯着镜头好好“表现”了一番，分外让人感觉弄堂虽小，也是江湖，一不留神就卧虎藏龙。其实最典型的就在身边，拍摄者自己八十高龄的外婆：每天用手帕包三十块钱跟邻居们打打小麻将，一张信纸折四折细细记帐，脸上皱纹丛生却难掩清秀——这是无论怎样都不放弃自己，要强了一辈子才得以完好保留下来的气质，映照得老照片里的芳华加倍沉静。生活方式和生活信念的延续关键在人，否则，就算住在被改造的石库门房子里，就算坐着三轮游胡同，也不过是在“活道具假布景”中自欺欺人。老房拆迁，从这个意义上说，并不可怕。用记忆，用文字，用镜头，铭记有许多种方式。
片尾特别提到一位搬迁后迅速痴呆的老邻居，只记得“大中里”三个字。所谓物伤其类，外婆对拆迁的忧虑更深了，可她也只是淡淡说，拆迁对老人总归毋大好。这不禁让我想起一部电影《剃头匠》，同样表现老年人生活里的“树欲静而风不止”，影片的基调哀而不伤。为自己操办后事的敬大爷跟舒浩仑的外婆一样，再担心，也是淡淡的。老屋与老人之间，大概有着灵魂层面深刻的缘牵，也因之获得油枯灯尽、悲欣交集的释然。
前段时间在某期《南方人物周刊》里看到过一篇对舒浩仑的访谈，里面提到他原本计划拍摄公共灶间十来户人家下班后一起生火做饭的情景，怎么都拍不成，那一刻，舒浩仑忧伤地意识到，过去的生活方式真的一去不复返了。属于上海石库门房子过去的生活方式究竟什么样？王安忆的《寻找苏青》里有一段恰好提供了答案：“上海的工薪阶层，辛劳一日，那晚饭桌上，就最能见那生计，莴笋切成小滚刀块，那叶子是不能扔的，洗净切细，盐揉过再滗去苦汁，调点麻油，又是一道凉菜；那霉干菜里的肋条肉是走过油的，炼下的油正好煎一块老豆腐，两面黄的，再滴上几滴辣椒油；青鱼的头和尾炖成一锅粉皮汤，中间的肚当则留作明日晚上的主菜。这生计不能说是精致，因它不是那么雅的，而是有些俗，是精打细算，为一个铜板也要和鱼贩子讨价还价。有着一些节制的乐趣，一点不挥霍的。它把角角落落里的乐趣都积攒起来，慢慢地享用，外头世界里的风云变幻，于它都是抽象的，它只承认那些贴肤可感的。你可以说它偷欢，可它却是生命力顽强，有着股韧劲……”
我想舒浩仑怀念的，就是这些。似水流年里的平常日月，构筑了他的乡愁，给人天长地久的错觉。如今，他用南斯拉夫电影《桥》的主题曲跟它们道别：
“啊朋友再见
啊朋友再见
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