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06-11-20

刘书声 • 狗脸的岁月:由电影想到了我们的教育

昨晚看了电影《狗脸的岁月》，关于童年的，我很纳闷，人家瑞典人对小孩子的教育怎么就可以那么变化多端？不像中国，充其量只能在家里帮着做家务，然后意淫，以为这就是自己的童年趣事。电影里，英玛可以跟舅舅谈论小镇上胸脯最大的女人，可以说自己已经有了爱情，可以看艺术家画人体像，可以不用一味地学习而去球场参与大人的足球比赛……这些事在中国你想都不用想，因为它们统统是毒瘤，但问题是，人家英玛照样茁壮成长，并不比中国的小孩思想污浊到哪里去。

我平平淡淡过了二十二年，没干过什么出彩的事情也没被什么出彩的事情干过，高中时随波逐流买过几张福利彩票，因此成了高中生为社会福利事业做贡献的一名生力军。所以，我老在想，在过去的二十二年里，我究竟有些什么特别遭遇呢？然后意外发现还真中过一次特等奖，就是小学时好不容易到手的一把玩具气枪。这件事十一月十五日的博文《破灭》里讲过了。

当我兴冲冲地从五毛钱的食品袋里抽出那张印着玩具气枪的卡片时，觉得那时候的世界美妙无比，远比现在的要丰富。我可以扛着枪走在放学回家的路上，遇佛杀佛见鬼逮鬼，虽然那把枪连刚出生的婴儿都能随意把弄，但我就是觉得它高大威猛，必须扛着才能走路。

如《破灭》里所说，用那把枪我顺利地打死了一只鸡，这也是我干过的为数不多的出彩的事情之一（如果它算是出彩的话）。后来它就被老师没收了，理由是没有理由，总之老师说虽然你上课没玩，但你下课玩了，在学校，你除了玩书本玩作业本玩铅笔，玩其他任何东西都是十恶不赦的。会影响自身的学业和学校的教务。于是，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了，在这个世界上，生而为人，除了玩纸制品再玩什么都算犯罪；现在成年了，连玩纸都不行了，总而言之，不管你怎么玩都属于耍流氓的范畴。

幸运的是，那把枪不久之后又回到了我手里。因为班主任是我妈妈的牌友，我也不知道究竟是在哪一次牌局后究竟是为了什么班主任要将枪还我，我只记得拿着枪的同时手头还多了本习题册，说是每天晚上要检查我的习题情况，而她们就在外屋霹雳啪啦得打开了。包括我妈妈在内，她们都觉得这对我的学业有裨益，只要学好了，也能为考大学打下最基本的基础。但她们都不知道，当时我对她们谁谁谁糊牌了而谁谁谁赖着不给钱更感兴趣，记得比什么都牢固。

小学毕业会考前，全区举行摸底考试，我的成绩是数学100语文89，老师的评价是，这样子别指望上大学了。然后妈妈气得脸色酱紫，抄起扫把就追了过来，说是不打不成器。可我觉得很冤枉，为什么学完《董存瑞炸碉堡》后写读后感就必须歌功颂德，将新中国成立人民走向幸福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的成绩全归给他？为什么我学完这篇课文后就不能写自己很受感动，泪流成河？所以，至今我都特想为当年语文89分的成绩平反，使它能够沉冤得雪。

这就是我小时候接受到的教育，它存在很多很多不合理的地方，放到几何学里来讲，就是：教育只允许我们成为正方形或者长方形，至于圆形菱形三角形等，那都是不被教育所接受的。你可以在当时就觉得很悲哀，也可以在很多年以后才说出来，就像我一样，但你还是得仔仔细细地上学认认真真地回家，然后考上不大不小的大学，去接受从正方形到长方形任意转变的教育。

现在我大学也念玩了，按照当年老师和其他教育过我的人的说法，现在应该是这个样子：衣饭不愁，以车代步，衣锦还乡，群众拥护。而现实情况却是这个样子：我不愁食物，衣服尚且够穿，比北京周口或者云南元谋的人类强一点；出门可以将自己折叠起来也可以下载个软件把自己压缩一下，然后去顶着司机的漫骂和催促并冒生命危险挤公交车；我已经两三年没正正经经回过老家了，今年清明节回去时差点没找着家门，爸妈全在外地姐姐家，四周漆黑一片，对门的狗恨不得把我当夜宵吞了；家乡的人认识我的不多，在家时我就不大出门，现在岁月流逝，彼此变化太大了，也不知道究竟谁该去拥护谁了。

说句良心话，我也不是在这里责怪谁，毕竟人要走的道路别人也不应该来承担些什么。但我们应该要明白，从小到大的教育到底坏在哪里？比方说，这两天网上的一则新闻，郑州两万大学生参加招聘会，硬是把现场的电梯给踩变形了。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但有朝一日，估计连大学校门都会被踩塌了去。而不幸的地方就在这里，因为大学生本人都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是破坏公共财产的一份子。这个疑难还是留给教育专家们去解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