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6-07-29
爱吃胡萝北 • 大宅门:百年风雨，乱世香魂
由来一声笑，情开两扇门”。电视剧《大宅门》讲述的是清末至民国一家著名医药世家的传奇故事。它以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跌宕起伏的人物命运，深刻揭示了世道无常、人生苦短、悲欢离合；以众多个性鲜明，栩栩如生的人物，展现了“宅门”中人性的复杂多样和内心世界的丰富多彩，成为中国电视剧中具有代表性，开创性以及独特艺术风格的经典。
当沉迷于大宅门中的世代恩怨，爱恨情仇，一个个鲜活美丽甚至壮烈的女性形象，犹如画中仙走下宣纸，宿命的微笑与经世的典雅让观者欲罢不能。惜钗悼玉的情怀之下，更能显突剧中每一个女性人物命运；大体来讲，她们被烙上了封建与时代的背景烙印的命运，殊途同归走向了悲剧的终点。然而她们的悲剧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时代与封建体制下的产物；在郭宝昌的这部作品中，每一个女性形象都带有朦胧的女性主权意识，隐藏在传统观念之下便形成了矛盾的人物性格和人物行动。尽管《大宅门》是一部讲述男主人公白景琦的一生传奇的故事，大体来看是一部男人的戏，然而在戏中的女性角色却不是单纯的点缀与衬托作用，她们具有自己的力量和诉求。因而这些各有千秋的女性形象具有丰富的戏剧性魅力。
女权主义伪装下的男权代表——白文氏
二奶奶白文氏在整部作品中是最为重要的女性形象，她不仅仅是男主人公白景琦的生母，培养了一代商业奇才，而且收回了百草厅，收回白家老号这块招牌，拯救了濒临衰亡的家族企业，并且维系着饱受磨难，即将土崩瓦解的大宅门。在白景琦还未成年之前，整部戏中经商手段奇法的精彩戏码都集中在了白文氏一个人身上。她大胆，果断，又睿智，沉稳，目光长远，能屈能伸，让各路男人不得不甘拜下风。白文氏用一个女人的柔弱的身躯，支撑着乱世之中风雨飘摇的白氏一家。
白文氏的人物性格塑造可谓是活灵活现，让人难以忘记。从一开始，她生下了不会哭只会笑的白景琦以后，感叹的那句“我这是生了个什么东西”这一句便全然凸显了她与众不同的性格，坚强，洒落，并且大胆；再到后来她一方面发挥着女人的优势——服软，落泪，诉苦，奉承，极尽圆滑世故又不落人口舌地打点好一切；另一方面又大胆，准确，深谋远虑，一步步收回了百草厅与白家老号；对于白家大爷白颖轩，极其仗义，散财疏通，守口如瓶，面对三爷白颖宇的质问忍辱负重，对屡次顶撞她的三爷白颖宇表现了极其的宽宏大度，在白颖宇被捕入狱后连忙打点，把人救出；种种迹象表明这个可爱可敬可佩的女人真真的不简单，是为这个传奇故事开篇的神话人物。
然而白文氏这一形象的塑造能否是这部电视剧中女权主义，甚或是母系社会的代表呢？答案是否定的。尽管二奶奶是一个女性形象，但她不足以代表大宅门中女性的地位和力量。
首先是她当家的前因后果。白家大爷白颖轩为詹王府的大格格诊出了喜脉，而大格格却还未出阁，为了隐瞒大格格与五贝勒有染并珠胎暗结的丑事，白颖轩被无辜下狱并且被判秋后问斩。白家也因此身败名裂，连白家老号的牌子都归了别人。白家老爷子因此一病不起，在临终前将举家上下托付给了二奶奶白文氏。白家的三个兄弟，老大白颖轩官司缠身，性命不保；老二白颖园生性懦弱，不善交际；而老三白颖宇是个彻头彻尾的无可救药的纨绔子弟。除了白文氏，家中并没有能够当家的人。二奶奶被选中成为当家的，不能说没有她自身的优势条件的原因，但最主要的还是时事所逼，别无他法，而白文氏的努力，也并非是出于她想要控制这个大家族的野心，最主要的还是受人所托；因而白文氏的观念中大部分沿袭自白家老爷子的意愿，维系家族，大局为重的观念才会深深根植于这个人物之中。
其次是白文氏对于对于白景琦的女人们的态度。黄春与白景琦私定终身，被白文氏轰出了家门，但是在黄春生产的那天她还是接纳了这个儿媳——并非出于对于同是女人的黄春的同情，仅仅是因为那生下的是白家的血脉；黄春毕竟是詹王府大格格的女儿，虽然是仇家的女儿但是还是有出身有背景，算得上门当户对的，因此白文氏对于黄春表示接纳。然而对于白景琦从妓院里买来的窑姐杨九红，可谓极其残忍了，不仅不允许她进家门，抢夺了她的骨肉让母女不得相认，甚至，在白文氏寿终，咽气前，都要用上在人世间的最后一点气力喊出一句“不许杨九红戴孝”白文氏身上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和门第观念，而缺少了同为女人的一种理解和同情，由此可见，尽管白文氏身为女人，但内里的观念已经被深深的男性化。
所谓“知子莫若母”，更别说对于洞察力惊人的白文氏。在白文氏生前，白景琦已经开始对“抱狗丫头“香秀有意，白文氏不会对此视而不见，但是她却在临终前将身边的另一个丫头“槐花”许配给了白景琦。白文氏想必是预料到了自己死后杨九红必定在家中作威作福，她要找合适的人选制衡住杨九红。槐花自然不是最佳人选，槐花稳重，刚烈，却脆弱，显然不会是杨九红的对手，二奶奶将槐花许配给白景琦，必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或许她预料到了，即使没有她的指定，香秀将来必然会被白景琦收房，因而又安排了槐花，来增强制约杨九红的力量，这样的将女性和婚姻实用化功利化的思想不恰恰是男性权威统治的思想吗？
由此可见，白文氏内里，已经被完完全全的男性化，她秉承着男性的价值观念和处世作风，在多年的当家生涯中打磨出了锋利的棱角来让她能够立足。家中没有个能主事的男人，自己家里的丈夫更甚，阳衰必然会导致阴盛，但这样的现象不是女性自主权和独立权的觉醒，更不是女性受到重视的表现，因此二奶奶的人物形象并不能够代表女性地位的提高。白文氏的人物形象，是在女权主义伪装之下的，被男权思想建制了的女性形象。
爱入偏执终成魔——杨九红
不仅仅在《大宅门》中，即使是寻遍国产电视剧，也很难再找到第二个如杨九红一般惹人怜，惹人恨，却让人心疼到骨子里的人物形象。
在《大宅门》的第二部中，在一家用餐时，香秀推开了杨九红的房门，看到消瘦苍老的杨九红已经坐化多时，一大家子的老老少少皆为这个一生苦命的女人流下了泪水。“杨九红无声无息地走了，人们这才想起她种种的不幸，把眼泪撒给了她，这眼泪都是真诚的，可她还能知道吗？”白景琦守着杨九红的尸体，对着墙上贴着的菩萨的画像，回忆了这一生与杨九红的爱恨纠葛。
惟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
在宅门戏中，女性的形象在剧中各色人物看来往往是纷繁不一的，然而对于杨九红的死，几乎剧中的每一个人物都表现出极大的悲哀与怜悯，并且丝毫没有做作的痕迹，这是由于观众与剧中人形成了强大的共鸣感，而归结到底，始终要归功于杨九红这个任务塑造的成功。相对于其他的女性角色来说，杨九红的悲剧性质是丝毫不受争议的，然而《大宅门》中的每一个女性的人物命运或多或少都具有悲剧色彩，杨九红的与众不同，彰显出杨九红的悲剧命运塑造十分独具匠心。
杨九红这个人物角色承受着来自外界的鱼自身的两方面的悲剧力量；外部的悲剧力量主要围绕着她的出身展开。杨九红是白景琦从妓院中赎出来的妓女，为着这个身份，她受了一辈子的苦；不被白文氏接受，踏不进白家大宅子的门，生了女儿却被迫骨肉分离，直到最后也未能得到来自女儿的身份上的认可，而在母性被压抑的疯魔状态下她又做了不让自己的外孙女与自己的女儿相认的蠢事，让自己愧疚半生；白文氏的葬礼，举家上下，猫狗都戴孝却独独除却了她杨九红，让她饱受耻辱，槐花的蔑视，李香秀的顶撞，种种的苦难也只是因为一个由不得自己的出身。杨九红是向往幸福，向往地位，向往尊严的，而这些种种憧憬对于她来说，都像是玻璃橱窗里的商品，近在咫尺却不能得到。她不认命，她偏执，倔强，南墙撞得血肉模糊灵魂出窍方才意识到，命数的不可更改。
然而外部的悲剧力量，仅仅是给了杨九红这个人物一个身份标签，杨九红的人物悲剧性也并非仅仅在于她命运出身的不幸，因而，杨九红的性格人物塑造上，既是人物的特点性所在，是人物悲剧命运的主要原因。
杨九红同白景琦的爱情，是极富有传奇色彩的。为了得到杨九红，白景琦不畏强权，得罪提督府，蹲大狱，却泰然处之，怀拥美人。对于杨九红，白景琦展现了作为一个男人最勇猛，担当的一面，成为杨九红此生的大英雄。然而从济南到了北京以后，白景琦对杨九红，仅仅剩下了辜负。母命难为，因而让杨九红饱受屈辱；生性风流，杨九红在面对百草厅的断货危机，自告奋勇，女扮男装出关押货，一路可谓出生入死，却在回来以后发现白景琦与李香秀好上了。
杨九红纵使将自己的姿态一次次放的卑微，然而骨子里的她还是要强的。但是她的要强遇上了对与白景琦的爱，却产生了巨大的矛盾。她一生不懂得“人心不似水长流”的道理，她始终深爱着那个为了她蹲大狱的活土匪七爷，那是饱受苦难的她活下去的唯一信仰。
杨九红是白景琦一生最爱的女人，在杨九红坐火车离开北京的那场戏中，白景琦看着远去的火车，剪掉了自己的辫子，仿佛断了此生最长的情思。白景琦对杨九红，总是愧疚，总是心疼，然而却也总是相负，他让杨九红对他既放不下，又得不到。
杨九红的爱如陈年美酒，浓烈醇香，然而她的爱却被她燃做一团烈火，灼烧了自己的大半生。步入情网，就开始用自己的痴狂为自己亲手织就了一袭敛衾。回首她的一生，也曾如履薄冰，也曾横冲直撞，她几经挣扎却没有躲开自生自灭的命运。佛经的字里行间再无一个情字，皈依佛门，或许是她最好的归宿。杨九红的最大悲剧性在于她一贯的追求与向往，她的不认命不服输至愚笨的程度，可就是这样，这个人才可爱，才可怜，才会让人牵肠挂肚。
“好女人”的宿命——黄春、槐花
黄春起初并不是纯粹的大家闺秀的风范，她敢于同白景琦私定终身，勇敢地追求自己的幸福，可以看出她的大胆和性情。但是在黄春进了白家的门以后，在大宅门森严的等级和封建观念下被建制为规规矩矩的少奶奶，相夫教子。对杨九红的出现不仅毫无怨言甚至多次袒护关怀，这样的女人，对于是几乎所有的中国男性理想中的最为完美的妻子人选；槐花在白文氏死后便嫁给白景琦做妾，槐花美丽端庄，温柔贤惠，对无理取闹的杨九红报以了最大的忍耐，在《大宅门》中的众多女人中，她们是最为传统，也几乎没有争议的女性形象，最能符合中国传统观念的女性形象，然而她们的结局却格外凄凉。
黄春在白文氏的葬礼上，死在了轿子里，仿佛是被白文氏带去了一般；然而黄春的死，仅仅是被通报了一下，没有在大宅门里引起任何波澜。当下对黄春本就无甚感情的白景琦一心在白文氏的过世上，无暇顾及，而黄春溺爱的儿子白敬业也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的悲伤；明知杨九红是无理取闹，白景琦为了维护杨九红，导致槐花上吊身亡，然而当时的白景琦一心照顾受伤的杨九红，甚至没有去看一眼。除了香秀，似乎没有人对槐花的死表示悲痛惋惜。多年后，白敬业到白家的地窖里偷东西，手电筒的光晃在了槐花生前的住房里，导致白家上下以为那间屋子闹鬼，白景琦这才到了槐花的房里对槐花表示忏悔和愧疚。悲凉讽刺之意再无需多言，槐花是人是鬼，都要无条件地奉献白景琦，奉献大宅门。倘若槐花真的化作了女鬼，看到此情此景，会是怎样一番心情。
她们都是大宅门中的好女人，规矩女人，然而她们的下场却分外凄惨。她们生前规规矩矩，以丈夫为信仰，家庭为生存核心默默地吃苦受罪，忍辱负重，却依旧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与敬爱。对于这两个女性人物的塑造，似乎注入了编剧对于传统女性思想的反对和鞭挞，对于这类被封建观念麻痹至麻木，压抑爱，压抑自身人性的女人的无情批判。
隐性的不自知的悲剧人物——李香秀
乡下人家的女儿李香秀，被二奶奶白文氏买到大宅门里做抱狗丫头，白文氏过世后，李香秀与比自己父亲年纪还要大的白景琦偷食禁果，成为白景琦的四太太，并终生守候白景琦。相比于黄春的无福消受，槐花的含恨而终，杨九红的一世凉薄，香秀的命运，看上去要幸运得多；白家的内内外外的大事小情，到最后皆有香秀出面打理，白景琦因药方和日本政府方面担任会长的事情被捕入狱并遭受酷刑，生死一线时是李香秀力挽狂澜，挽救白景琦的性命于旦夕。李香秀冰雪聪明，无时无刻不抖着机灵，勇敢果断，敢于顶撞当时在大宅门中无法无天的杨九红，不畏强权，支持着白景琦的原则与日本政府抗衡作对；仁义善良，对待白家的子子孙孙甚至大宅门中的各路下人都表现出关怀。以至于让人觉得李香秀有着“小二奶奶”的风范。
然而李香秀的人生仅仅是隐藏在幸运的伪装之下的悲剧。她的悲剧是注定的，从她的出身，从她的地位。尽管仅仅是抱狗丫头，尽管受到了二奶奶的无限青睐，李香秀仍旧是被用来交易的卑微女性，管家王喜光在她的身上捞了大笔的回扣，香秀的亲哥哥又因此敲诈王喜光为自己求得谋生的饭碗。李香秀从一开始便是戏中众多男性手中被颠来倒去的筹码。二奶奶第一次遇见香秀，问她愿不愿意做自己的丫头，李香秀表情倔强地说不愿意，转头跑掉。李香秀的性格是自由的，无拘无束的。带着朴质的花环，穿着土布衣裳奔跑在乡间的清秀少女本就是美妙绝伦的一幅画。可李香秀无力抵抗，也无理由抵抗，从她进了大宅门，站在二奶奶身边的那一刻起，她就是毁了的了，她再也无法回到如林间的小鹿般自在动人的境界中去。
不曾经历过情事的李香秀爱上了年过半百的白景琦，又是另一种悲剧。腰缠万贯的白景琦同她的爱情，从一开始就不是平等的，李香秀表现得再强硬，对白景琦依旧是卑微的讨好的态度，这样的情感从白景琦造访香秀家的那一场戏就能表现出来。白景琦到了李香秀的家，吃了李香秀母亲蒸的窝头，赞不绝口，母女俩为此受宠若惊，喜形于色。这样的情感表现充满了讽刺意味——穷人因为富人不嫌弃穷而欢喜。而安慰。他们无形中贬低了自己生而为人的尊严和地位而毫不自知，甚至奉承其命运赐予他们的不公。在这样扭曲的价值观念下，李香秀的爱情观也同样是被蒙蔽的，被篡改的，她对白景琦所投入的迷恋，终将因自己降低了姿态而得不到百分之百的回报。
白景琦在年少轻狂时遇到了黄春，为了黄春忤逆母亲，背井离乡；在自己白手起家小有事业的时候迷上了杨九红，为了杨九红蹲大狱，做活土匪；然而却在自己风光无限的中年爱上了香秀，他对李香秀的付出，是每一个寻花问柳的中年男人都拿得出的资本，可在不谙世事的李香秀看来却弥足珍贵，把兴趣当做深爱。像所有小萝莉遇上中年大叔的戏码一样，纵使他们终成正果，也不能改变李香秀这个女性形象的悲剧性的存在。
李香秀的人物形象，具有典型的封建时代女性受蒙昧却不自知的特性，作者以一种极为隐性的方式呈现，在反复推敲下才能终现原本的面目。
在《大宅门》中，除了上述的几位女性角色以外，其它的女性形象同样被精雕细琢并且具有深刻的人物意义，如大胆追求爱情却不得，价值观被严重扭曲，一生孤寂的，嫁给自己深爱的戏子的照片为妻的白玉婷；摔死了自己的儿子，又被八国联军轮奸，疯疯癫癫但依旧坚持活下去的老姑奶奶亚萍，以及因一生坎坷，最后又分不到自己赢得的家产而饱受打击，疯狂地砍伤了自己的母亲和亲姐姐，最后在痛苦中死去的白美等等，每一个人物的局限性和悲剧性之下有蕴含着丰富富人开创性的意义，体现了女性形象在影视作品中的重要意义，提高了女性人物在影视作品中的地位。
当沉迷于大宅门中的世代恩怨，爱恨情仇，一个个鲜活美丽甚至壮烈的女性形象，犹如画中仙走下宣纸，宿命的微笑与经世的典雅让观者欲罢不能。惜钗悼玉的情怀之下，更能显突剧中每一个女性人物命运；大体来讲，她们被烙上了封建与时代的背景烙印的命运，殊途同归走向了悲剧的终点。然而她们的悲剧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时代与封建体制下的产物；在郭宝昌的这部作品中，每一个女性形象都带有朦胧的女性主权意识，隐藏在传统观念之下便形成了矛盾的人物性格和人物行动。尽管《大宅门》是一部讲述男主人公白景琦的一生传奇的故事，大体来看是一部男人的戏，然而在戏中的女性角色却不是单纯的点缀与衬托作用，她们具有自己的力量和诉求。因而这些各有千秋的女性形象具有丰富的戏剧性魅力。
女权主义伪装下的男权代表——白文氏
二奶奶白文氏在整部作品中是最为重要的女性形象，她不仅仅是男主人公白景琦的生母，培养了一代商业奇才，而且收回了百草厅，收回白家老号这块招牌，拯救了濒临衰亡的家族企业，并且维系着饱受磨难，即将土崩瓦解的大宅门。在白景琦还未成年之前，整部戏中经商手段奇法的精彩戏码都集中在了白文氏一个人身上。她大胆，果断，又睿智，沉稳，目光长远，能屈能伸，让各路男人不得不甘拜下风。白文氏用一个女人的柔弱的身躯，支撑着乱世之中风雨飘摇的白氏一家。
白文氏的人物性格塑造可谓是活灵活现，让人难以忘记。从一开始，她生下了不会哭只会笑的白景琦以后，感叹的那句“我这是生了个什么东西”这一句便全然凸显了她与众不同的性格，坚强，洒落，并且大胆；再到后来她一方面发挥着女人的优势——服软，落泪，诉苦，奉承，极尽圆滑世故又不落人口舌地打点好一切；另一方面又大胆，准确，深谋远虑，一步步收回了百草厅与白家老号；对于白家大爷白颖轩，极其仗义，散财疏通，守口如瓶，面对三爷白颖宇的质问忍辱负重，对屡次顶撞她的三爷白颖宇表现了极其的宽宏大度，在白颖宇被捕入狱后连忙打点，把人救出；种种迹象表明这个可爱可敬可佩的女人真真的不简单，是为这个传奇故事开篇的神话人物。
然而白文氏这一形象的塑造能否是这部电视剧中女权主义，甚或是母系社会的代表呢？答案是否定的。尽管二奶奶是一个女性形象，但她不足以代表大宅门中女性的地位和力量。
首先是她当家的前因后果。白家大爷白颖轩为詹王府的大格格诊出了喜脉，而大格格却还未出阁，为了隐瞒大格格与五贝勒有染并珠胎暗结的丑事，白颖轩被无辜下狱并且被判秋后问斩。白家也因此身败名裂，连白家老号的牌子都归了别人。白家老爷子因此一病不起，在临终前将举家上下托付给了二奶奶白文氏。白家的三个兄弟，老大白颖轩官司缠身，性命不保；老二白颖园生性懦弱，不善交际；而老三白颖宇是个彻头彻尾的无可救药的纨绔子弟。除了白文氏，家中并没有能够当家的人。二奶奶被选中成为当家的，不能说没有她自身的优势条件的原因，但最主要的还是时事所逼，别无他法，而白文氏的努力，也并非是出于她想要控制这个大家族的野心，最主要的还是受人所托；因而白文氏的观念中大部分沿袭自白家老爷子的意愿，维系家族，大局为重的观念才会深深根植于这个人物之中。
其次是白文氏对于对于白景琦的女人们的态度。黄春与白景琦私定终身，被白文氏轰出了家门，但是在黄春生产的那天她还是接纳了这个儿媳——并非出于对于同是女人的黄春的同情，仅仅是因为那生下的是白家的血脉；黄春毕竟是詹王府大格格的女儿，虽然是仇家的女儿但是还是有出身有背景，算得上门当户对的，因此白文氏对于黄春表示接纳。然而对于白景琦从妓院里买来的窑姐杨九红，可谓极其残忍了，不仅不允许她进家门，抢夺了她的骨肉让母女不得相认，甚至，在白文氏寿终，咽气前，都要用上在人世间的最后一点气力喊出一句“不许杨九红戴孝”白文氏身上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和门第观念，而缺少了同为女人的一种理解和同情，由此可见，尽管白文氏身为女人，但内里的观念已经被深深的男性化。
所谓“知子莫若母”，更别说对于洞察力惊人的白文氏。在白文氏生前，白景琦已经开始对“抱狗丫头“香秀有意，白文氏不会对此视而不见，但是她却在临终前将身边的另一个丫头“槐花”许配给了白景琦。白文氏想必是预料到了自己死后杨九红必定在家中作威作福，她要找合适的人选制衡住杨九红。槐花自然不是最佳人选，槐花稳重，刚烈，却脆弱，显然不会是杨九红的对手，二奶奶将槐花许配给白景琦，必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或许她预料到了，即使没有她的指定，香秀将来必然会被白景琦收房，因而又安排了槐花，来增强制约杨九红的力量，这样的将女性和婚姻实用化功利化的思想不恰恰是男性权威统治的思想吗？
由此可见，白文氏内里，已经被完完全全的男性化，她秉承着男性的价值观念和处世作风，在多年的当家生涯中打磨出了锋利的棱角来让她能够立足。家中没有个能主事的男人，自己家里的丈夫更甚，阳衰必然会导致阴盛，但这样的现象不是女性自主权和独立权的觉醒，更不是女性受到重视的表现，因此二奶奶的人物形象并不能够代表女性地位的提高。白文氏的人物形象，是在女权主义伪装之下的，被男权思想建制了的女性形象。
爱入偏执终成魔——杨九红
不仅仅在《大宅门》中，即使是寻遍国产电视剧，也很难再找到第二个如杨九红一般惹人怜，惹人恨，却让人心疼到骨子里的人物形象。
在《大宅门》的第二部中，在一家用餐时，香秀推开了杨九红的房门，看到消瘦苍老的杨九红已经坐化多时，一大家子的老老少少皆为这个一生苦命的女人流下了泪水。“杨九红无声无息地走了，人们这才想起她种种的不幸，把眼泪撒给了她，这眼泪都是真诚的，可她还能知道吗？”白景琦守着杨九红的尸体，对着墙上贴着的菩萨的画像，回忆了这一生与杨九红的爱恨纠葛。
惟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
在宅门戏中，女性的形象在剧中各色人物看来往往是纷繁不一的，然而对于杨九红的死，几乎剧中的每一个人物都表现出极大的悲哀与怜悯，并且丝毫没有做作的痕迹，这是由于观众与剧中人形成了强大的共鸣感，而归结到底，始终要归功于杨九红这个任务塑造的成功。相对于其他的女性角色来说，杨九红的悲剧性质是丝毫不受争议的，然而《大宅门》中的每一个女性的人物命运或多或少都具有悲剧色彩，杨九红的与众不同，彰显出杨九红的悲剧命运塑造十分独具匠心。
杨九红这个人物角色承受着来自外界的鱼自身的两方面的悲剧力量；外部的悲剧力量主要围绕着她的出身展开。杨九红是白景琦从妓院中赎出来的妓女，为着这个身份，她受了一辈子的苦；不被白文氏接受，踏不进白家大宅子的门，生了女儿却被迫骨肉分离，直到最后也未能得到来自女儿的身份上的认可，而在母性被压抑的疯魔状态下她又做了不让自己的外孙女与自己的女儿相认的蠢事，让自己愧疚半生；白文氏的葬礼，举家上下，猫狗都戴孝却独独除却了她杨九红，让她饱受耻辱，槐花的蔑视，李香秀的顶撞，种种的苦难也只是因为一个由不得自己的出身。杨九红是向往幸福，向往地位，向往尊严的，而这些种种憧憬对于她来说，都像是玻璃橱窗里的商品，近在咫尺却不能得到。她不认命，她偏执，倔强，南墙撞得血肉模糊灵魂出窍方才意识到，命数的不可更改。
然而外部的悲剧力量，仅仅是给了杨九红这个人物一个身份标签，杨九红的人物悲剧性也并非仅仅在于她命运出身的不幸，因而，杨九红的性格人物塑造上，既是人物的特点性所在，是人物悲剧命运的主要原因。
杨九红同白景琦的爱情，是极富有传奇色彩的。为了得到杨九红，白景琦不畏强权，得罪提督府，蹲大狱，却泰然处之，怀拥美人。对于杨九红，白景琦展现了作为一个男人最勇猛，担当的一面，成为杨九红此生的大英雄。然而从济南到了北京以后，白景琦对杨九红，仅仅剩下了辜负。母命难为，因而让杨九红饱受屈辱；生性风流，杨九红在面对百草厅的断货危机，自告奋勇，女扮男装出关押货，一路可谓出生入死，却在回来以后发现白景琦与李香秀好上了。
杨九红纵使将自己的姿态一次次放的卑微，然而骨子里的她还是要强的。但是她的要强遇上了对与白景琦的爱，却产生了巨大的矛盾。她一生不懂得“人心不似水长流”的道理，她始终深爱着那个为了她蹲大狱的活土匪七爷，那是饱受苦难的她活下去的唯一信仰。
杨九红是白景琦一生最爱的女人，在杨九红坐火车离开北京的那场戏中，白景琦看着远去的火车，剪掉了自己的辫子，仿佛断了此生最长的情思。白景琦对杨九红，总是愧疚，总是心疼，然而却也总是相负，他让杨九红对他既放不下，又得不到。
杨九红的爱如陈年美酒，浓烈醇香，然而她的爱却被她燃做一团烈火，灼烧了自己的大半生。步入情网，就开始用自己的痴狂为自己亲手织就了一袭敛衾。回首她的一生，也曾如履薄冰，也曾横冲直撞，她几经挣扎却没有躲开自生自灭的命运。佛经的字里行间再无一个情字，皈依佛门，或许是她最好的归宿。杨九红的最大悲剧性在于她一贯的追求与向往，她的不认命不服输至愚笨的程度，可就是这样，这个人才可爱，才可怜，才会让人牵肠挂肚。
“好女人”的宿命——黄春、槐花
黄春起初并不是纯粹的大家闺秀的风范，她敢于同白景琦私定终身，勇敢地追求自己的幸福，可以看出她的大胆和性情。但是在黄春进了白家的门以后，在大宅门森严的等级和封建观念下被建制为规规矩矩的少奶奶，相夫教子。对杨九红的出现不仅毫无怨言甚至多次袒护关怀，这样的女人，对于是几乎所有的中国男性理想中的最为完美的妻子人选；槐花在白文氏死后便嫁给白景琦做妾，槐花美丽端庄，温柔贤惠，对无理取闹的杨九红报以了最大的忍耐，在《大宅门》中的众多女人中，她们是最为传统，也几乎没有争议的女性形象，最能符合中国传统观念的女性形象，然而她们的结局却格外凄凉。
黄春在白文氏的葬礼上，死在了轿子里，仿佛是被白文氏带去了一般；然而黄春的死，仅仅是被通报了一下，没有在大宅门里引起任何波澜。当下对黄春本就无甚感情的白景琦一心在白文氏的过世上，无暇顾及，而黄春溺爱的儿子白敬业也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的悲伤；明知杨九红是无理取闹，白景琦为了维护杨九红，导致槐花上吊身亡，然而当时的白景琦一心照顾受伤的杨九红，甚至没有去看一眼。除了香秀，似乎没有人对槐花的死表示悲痛惋惜。多年后，白敬业到白家的地窖里偷东西，手电筒的光晃在了槐花生前的住房里，导致白家上下以为那间屋子闹鬼，白景琦这才到了槐花的房里对槐花表示忏悔和愧疚。悲凉讽刺之意再无需多言，槐花是人是鬼，都要无条件地奉献白景琦，奉献大宅门。倘若槐花真的化作了女鬼，看到此情此景，会是怎样一番心情。
她们都是大宅门中的好女人，规矩女人，然而她们的下场却分外凄惨。她们生前规规矩矩，以丈夫为信仰，家庭为生存核心默默地吃苦受罪，忍辱负重，却依旧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与敬爱。对于这两个女性人物的塑造，似乎注入了编剧对于传统女性思想的反对和鞭挞，对于这类被封建观念麻痹至麻木，压抑爱，压抑自身人性的女人的无情批判。
隐性的不自知的悲剧人物——李香秀
乡下人家的女儿李香秀，被二奶奶白文氏买到大宅门里做抱狗丫头，白文氏过世后，李香秀与比自己父亲年纪还要大的白景琦偷食禁果，成为白景琦的四太太，并终生守候白景琦。相比于黄春的无福消受，槐花的含恨而终，杨九红的一世凉薄，香秀的命运，看上去要幸运得多；白家的内内外外的大事小情，到最后皆有香秀出面打理，白景琦因药方和日本政府方面担任会长的事情被捕入狱并遭受酷刑，生死一线时是李香秀力挽狂澜，挽救白景琦的性命于旦夕。李香秀冰雪聪明，无时无刻不抖着机灵，勇敢果断，敢于顶撞当时在大宅门中无法无天的杨九红，不畏强权，支持着白景琦的原则与日本政府抗衡作对；仁义善良，对待白家的子子孙孙甚至大宅门中的各路下人都表现出关怀。以至于让人觉得李香秀有着“小二奶奶”的风范。
然而李香秀的人生仅仅是隐藏在幸运的伪装之下的悲剧。她的悲剧是注定的，从她的出身，从她的地位。尽管仅仅是抱狗丫头，尽管受到了二奶奶的无限青睐，李香秀仍旧是被用来交易的卑微女性，管家王喜光在她的身上捞了大笔的回扣，香秀的亲哥哥又因此敲诈王喜光为自己求得谋生的饭碗。李香秀从一开始便是戏中众多男性手中被颠来倒去的筹码。二奶奶第一次遇见香秀，问她愿不愿意做自己的丫头，李香秀表情倔强地说不愿意，转头跑掉。李香秀的性格是自由的，无拘无束的。带着朴质的花环，穿着土布衣裳奔跑在乡间的清秀少女本就是美妙绝伦的一幅画。可李香秀无力抵抗，也无理由抵抗，从她进了大宅门，站在二奶奶身边的那一刻起，她就是毁了的了，她再也无法回到如林间的小鹿般自在动人的境界中去。
不曾经历过情事的李香秀爱上了年过半百的白景琦，又是另一种悲剧。腰缠万贯的白景琦同她的爱情，从一开始就不是平等的，李香秀表现得再强硬，对白景琦依旧是卑微的讨好的态度，这样的情感从白景琦造访香秀家的那一场戏就能表现出来。白景琦到了李香秀的家，吃了李香秀母亲蒸的窝头，赞不绝口，母女俩为此受宠若惊，喜形于色。这样的情感表现充满了讽刺意味——穷人因为富人不嫌弃穷而欢喜。而安慰。他们无形中贬低了自己生而为人的尊严和地位而毫不自知，甚至奉承其命运赐予他们的不公。在这样扭曲的价值观念下，李香秀的爱情观也同样是被蒙蔽的，被篡改的，她对白景琦所投入的迷恋，终将因自己降低了姿态而得不到百分之百的回报。
白景琦在年少轻狂时遇到了黄春，为了黄春忤逆母亲，背井离乡；在自己白手起家小有事业的时候迷上了杨九红，为了杨九红蹲大狱，做活土匪；然而却在自己风光无限的中年爱上了香秀，他对李香秀的付出，是每一个寻花问柳的中年男人都拿得出的资本，可在不谙世事的李香秀看来却弥足珍贵，把兴趣当做深爱。像所有小萝莉遇上中年大叔的戏码一样，纵使他们终成正果，也不能改变李香秀这个女性形象的悲剧性的存在。
李香秀的人物形象，具有典型的封建时代女性受蒙昧却不自知的特性，作者以一种极为隐性的方式呈现，在反复推敲下才能终现原本的面目。
在《大宅门》中，除了上述的几位女性角色以外，其它的女性形象同样被精雕细琢并且具有深刻的人物意义，如大胆追求爱情却不得，价值观被严重扭曲，一生孤寂的，嫁给自己深爱的戏子的照片为妻的白玉婷；摔死了自己的儿子，又被八国联军轮奸，疯疯癫癫但依旧坚持活下去的老姑奶奶亚萍，以及因一生坎坷，最后又分不到自己赢得的家产而饱受打击，疯狂地砍伤了自己的母亲和亲姐姐，最后在痛苦中死去的白美等等，每一个人物的局限性和悲剧性之下有蕴含着丰富富人开创性的意义，体现了女性形象在影视作品中的重要意义，提高了女性人物在影视作品中的地位。
大宅门(2001)
又名：The Grand Mansion Gate
主演：斯琴高娃 Stchingowa/刘佩琦 Peiqi Liu/陈宝国 Baoguo Chen/蒋雯丽 Wenli Jiang/张丰毅 Fengyi Zhang/贾妮 Ni Jia/张艺谋 Yimou Zhang/何赛飞 Saifei He/姜文 Wen Jiang/李雪健 Xuejian Li/茹萍 Ping Ru/李洪涛 Hongtao Li/毕彦君 Yanjun Bi/雷恪生 Kesheng Lei/艾丽娅 Liya Ai/张定涵 Dinghan Zhang/雷娟 Juan Lei/谢兰 Lan Xie
导演：郭宝昌 Baochang Guo编剧：郭宝昌 Baochang Gu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