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8-12-26
江海一蓑翁 • 幸福的拉扎罗:《幸福的拉扎罗》：双重批判下的圣人故事
借欧盟电影展在中国七个城市举办之机，今年戛纳电影节的最佳编剧奖得主、意大利青年女导演爱丽丝•洛瓦赫的第三部电影长片《幸福的拉扎罗》，得以在大银幕上，跟国内观众见面。这部艺术性、社会性和思想性俱佳的电影，自然会引发广泛关注。仅以南京站为例，影展开票不到二十分钟，这场电影的票就被一抢而空；后来更换影厅加座之后，多出来的票，也在一个晚上，迅速售完。《幸福的拉扎罗》究竟有何魅力，能够如此打动中国观众呢？
首先看艺术性。在摄影方面，导演采用16毫米胶片，将意大利乡村的古朴与宁静景象展现无余。影片中不时有镜头聚焦于大片大片的烟草田、漫天扬起的谷穗和佃农们辛勤劳动的景象，富于细节的生动摄影，宛如一幅幅现实主义风格的油画；而田园景象的温暖色调，又跟冷硬的岩石地貌，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样的构图设计，跟影片展现纯洁与罪恶的主题，完美呼应。
而在现实主义之外，影片当中，还设计了大量充满神秘感的魔幻超现实主义成分。主人公拉扎罗的名字，本身就出自《圣经•约翰福音》里的人物拉撒路，其纯洁无瑕的人物性格，简直超脱尘世，俨然圣人形象。而影片剧情推进过程中，又采取了莎士比亚戏剧中常用的传说、预言与现实故事共同演进的呈现方式。一方面，是拉扎罗历经磨难，从乡村到城市，历经挫折而初心不改；另一方面，影片以画外音的形式，讲述圣人与狼相遇，狼因为圣人的好人气味而放过他的传说故事。这样的双重叙事方式，以拉扎罗暗指圣人，加以村庄里的神父、墙上的圣像、《圣经》的朗读和小孩的祷告等与基督教紧密相连的宗教元素，从而将文学传说、宗教故事与影片奇幻的现实叙事融合在一起，意蕴丰富。
故事前半段发生的村庄，直至20世纪末，仍然在施行封建时期的田园农奴制。佃农们毫无人身自由，身背债务，无偿为侯爵夫人种植烟草。而到了后半段，当村庄被发现并解救后，村民们流落城市，以诈骗和偷盗为生。时间跨越长达二十年的前后两段故事，极具时空穿越感，仿佛一部关于西方现代社会变迁的元寓言故事。
就社会性而言，影片的元寓言故事，对西方前现代社会和资本主义主导下的现代社会，展开了双重的犀利批判。在故事前半段里，一方面是佃农们的终日劳苦，另一方面是侯爵夫人和公子的花天酒地、无所事事。更让人感到无奈的是，辛苦的佃农们，对于自己的被剥削浑然不觉，反而认为为侯爵夫人劳作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而维系这种剥削正当性的意识形态，恰恰是宗教。侯爵夫人每天都要给佃农们的子女讲授和朗读《圣经》，从而使自己对于村庄的统治，得以长期维系。
而佃农们自己，尽管分属于不同的大家庭，其内部却缺乏有效的联结与组织，一方面缺乏主动抗争的意识，另一方面也没有寻求抗争的力量。就连他们群体当中任劳任怨、从不叫苦、颇具人格光辉的拉扎罗，不只没有成为佃农们的领袖，反而沦为佃农们欺辱、调侃和压榨的对象。侯爵夫人对佃农们实施剥削，佃农们反过来对具有圣人气质的拉扎罗进行剥削，如此不团结和原子化的佃农群体生态，让村庄这样的社会结构与生态，完全没有改变的可能。
改变村庄命运的，源自侯爵公子恶作剧引来的警察。伴随着这样隔绝于世的村庄被曝光，侯爵夫人以惊天诈骗案的名义被捕，而村民们也流离失所，被迫来到城市。跟他们熟悉的封建制掌控下的村庄相比，在资本主义主导下的现代化城市里，他们拥有迁徙的人身自由，一切按合同办事，任何劳作都可以支付工资。然而可悲的是，由于缺乏专业技能，这些远离土地的佃农，尽管拥有迁徙自由，但这种自由实际上只是流浪的自由，尽管一切按照合同制和工资制行事，但毫无专长的他们，却无法在资本主义工商业当中谋得一职，而只能以偷盗和诈骗为生，沦为马克思笔下的“流氓无产阶级”。
从封建庄园里的农奴，到资本主义城市中的底层流浪汉，影片表达的这一元寓言故事，这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资本论》等论著当中，对于西方世界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演进进程中的形象展现。
而拉扎罗从庄园到城市的悲剧性命运，更加值得观众深思。在侯爵公子与拉扎罗的所谓友情当中，侯爵公子一方更多是戏弄、调侃和排遣无聊的成分，而善良纯朴的拉扎罗，却将这一友情完全当真，甚至会相信侯爵公子所谓两人是半个亲兄弟的不经之言。在侯爵夫人一家远去之后，拉扎罗仍然执着地去寻觅侯爵公子，而这种寻觅，恰恰是他从村庄来到城市的唯一动力。
玩世不恭的侯爵公子在戏言邀请佃农们午餐之后，再度食言，隐身不见。而单纯的拉扎罗却在听闻侯爵夫人一家破产的消息后，深深为自己“好友”侯爵公子的命运担忧，甚至走进银行，要求归还侯爵夫人一家的财产。等待这位圣人的命运，是被当作小偷，为众人殴打。而在影片结尾，导演以长镜头的形式，展现曾经放过拉扎罗的狼，在漫无方向地狂奔。或许拉扎罗和狼，就是同一类型个体的化身，同样为村民所排斥和侮辱，同样在这个光怪陆离的现代化城市里，找不到方向。导演或许正是用这样一种方式，来展现建立在不同阶层基础上的感情的脆弱与虚幻。而进一步说，如果说宗教是维系封建主统治的工具的话，那么在宗教被“祛魅”，现代性来临之后，处于弱势群体的平民并没有迎来解放，相反迎接他们的，是更为悲惨和无助的命运。自此，导演的左翼思想倾向，完全显现。
就思想性而言，拉扎罗这一人物本身，就是主体性意识和幸福感、良知之间二元悖论的集中展现。在一个你死我活、弱肉强食的资本主义现代社会当中，如果具有清晰的主体性意识，就应该会遵循韦伯所谓的“理性化”特征，寻求生存，寻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正像拉扎罗的那些佃农同伴，终日靠诈骗和偷盗为生一般。而这样的主体性意识，往往预示着清晰认识到自己的悲惨境遇，要么郁郁寡欢，要么寻求反抗。而对于拉扎罗这样在外人看来，完全没有主体性意识，根本认识不到自己的被剥削和侮辱状态的圣人般个体来说，他却一直拥有纯朴、善良、达观的天性，一直拥有看似虚幻、但实实在在存在于其内心中的幸福感。这样的幸福感，或许只有在片末，他被当作小偷，殴打倒地的片刻，才有所动摇。那么，对于那些被侮辱和损害的个体来说，我们是让其继续沉浸在虚幻的幸福感之中，安乐度过此生，还是着力呼唤其主体性意识，让其愤懑、抑郁，乃至奋起反抗呢？
这或许是影片导演留给我们的拷问，一个或许无解的拷问。
就此搁笔。
2018.12.9中午作于竹林斋
（本文配图来源于豆瓣网电影频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