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理·卓别林塑造的最出名的角色是谁？恐怕非「夏尔洛」莫属。那个头戴圆顶礼帽、穿着上紧下松的衣裤、拄着白藤杖、脚蹬破皮鞋、一摇一晃地迈着鸭步到处流浪的滑稽人物。从1914到1936年，从《谋生》到《摩登时代》，夏尔洛出现在了卓别林七十多部作品中。他看似懦弱颟顸，但又驯良仁爱，处处遭受讥笑，却又处处为他人着想。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在夏尔洛的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凝聚起对底层社会的深切同情，亦令卓别林的艺术被称为「贫困的美学」。及至默片时代结束，夏尔洛也逐渐隐退。自《大独裁者》起，卓别林开始用一种更加辛辣的方式为世人呐喊。

上映于1947年的《凡尔杜先生》是查理·卓别林演执生涯后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关于这部电影还有段让人津津乐道的轶事。根据最普遍的一种说法，起初是另一位影坛巨擘奥逊·威尔斯邀请卓别林出演此片，但后来因为卓别林坚持要自己亲自执导，便从威尔斯手里买下了版权，并在演职表里列出了后者的名字。不过究竟完全是威尔斯的点子，抑或只是他激发了卓别林早已存在的想法呢？

从一些蛛丝马迹来分析，也许是后一种情况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一方面，卓别林从小就对犯罪和监狱题材十分感兴趣，伦敦著名的「开膛手杰克」以及众多廉价的谋杀传说一直都影响着他，而且还在杂志上发表过两篇自己创作的犯罪故事。另一方面，片中主角「凡尔杜」的原型，法国连环杀手Henri Landru在1921年受审的同期，卓别林也由于巡演到过法国巴黎，他与杀人犯占据了当时的头条新闻。甚至在同年11月28日的《纽约时报》上，文章把Landru比喻成犯罪界的卓别林，经常当庭戏弄法官。而最有力的证据是，在威尔斯向卓别林发出邀约的十多年前，法国传记作家若尔热·萨杜证实了卓别林曾经采访过当时参加审判的记者。因此种种迹象表明，饰演这么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杀人犯是他由来已久的念头。

撇开这段幕后故事不谈，作为喜剧大师，怎么用喜剧的方式去表现十恶不赦的杀人狂，的确很耐人寻味。事实上，影片公映后反响很差，还遭至了美国富裕阶层的物议哗然，以致卓别林将它冷藏了17年，直到后来才被公认为是一部思想性超前的杰作。

正如其真实原型一样，《凡尔杜先生》中的主角凡尔杜也是一个杀「妻」如麻的恶魔。他原先是一个银行小职员，三十多年如一日的勤恳工作，但在19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中失业，从此开始了铤而走险、谋财害命的道路。他有许多化名和身份，辗转于各个城市，到处寻找一些头脑简单、有点财产的单身富婆。一旦选定目标便展开热烈的追求，与之恋爱直至结婚，然后找机会谋杀她们取得钱财，并以一个古董商的身份进行证券投机买卖。

凡尔杜在影片伊始的个人独白中就提到了自己扮演的是「蓝胡子」的角色（法国民间传说中的杀妻狂魔，该形象被许多文学或电影所借鉴，远有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希区柯克的《蝴蝶梦》、近有吉尔莫·德尔·托罗《猩红山峰》）。不过卓别林在电影中没有安排任何一个凶杀或血腥的场景，完全以暗示的方式来交代犯罪事实。再加上凡尔杜平时表现得温文尔雅、口才出众，还时不时穿插几段经典的滑稽噱头，因此就算他身负十四条人命，观众也并不觉得有多少恨意。

更重要的是，凡尔杜是个性格复杂矛盾的人。他有一个残废的妻子和幼小的儿子需要抚养，这是他铤而走险的原动力。那些靠谋夺和投资赚来的钱财并没有用来挥霍，而是为了养家糊口，甚至他还买下一份房产契约作为给妻子结婚十周年的纪念礼物。同时，凡尔杜一边谋财害命，一边又心怀仁慈，比如在花园里不忍踩死青虫、教育儿子不要做残忍的事。他痛恨那些靠高利贷压榨、过着奢华生活的寄生虫，也会同情那些生活潦倒、品格纯洁的穷人。

最凸显他矛盾性格的是「邂逅贫女」的那场戏。凡尔杜在路上偶遇了一个孤单无助的姑娘，热情地邀请她到家中避雨，还准备了食物和红酒，其实他只不过为了在她身上试验自己新配制的毒药。然而通过与这位姑娘的交谈，了解到她曾有个参军致残的丈夫，为了给丈夫治病只得盗卖了东家的打字机，因而被判入狱。现在刚刚出狱，却流落街头无依无靠。凡尔杜见状动了恻隐之心，非但换掉了毒酒，反而还慷慨解囊给予帮助，给了这位姑娘生活下去的信心和勇气，可见他的人性与良知并没有完全泯灭。

但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总会有露出马脚的时候。在凡尔杜同一位富孀的「婚礼」上，没想到看到了自己另一位「妻子」，虽然情急之下翻墙逃走，不过事情终于败露。后来战争来临，凡尔杜投资的股票全数打了水漂，妻儿也在危机中双双去世，失去全部寄托的他心如死灰。在绝望之余，凡尔杜又一次遇见了曾经帮助过的那个贫女，此时的她已然成为了军火商的妻子。姑娘希望报答当年的恩情，可是经过一番交谈，他毅然决定投案自首。在法庭上，凡尔杜没有回避自己的罪孽，却也说出了一番发人深省的话。而最响亮的一句则是他在行刑当天说的：「One murder makes a villain，millions a hero（杀一个人是罪犯，杀一百万就成了英雄）」。

「杀一人是罪，屠百万为雄」，这与庄子的「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何其相似。由此可见，《凡尔杜先生》的立意根本不在于表现这么一个杀人犯，而是更丑恶的资本主义社会以及更凶残的战争贩子。本片诞生在美国电影界大肆展开「驱逐异端」运动之际，卓别林因自己的左翼信仰而遭到了攻击（后来本片在美国被很多影院拒映，连成本都收不回来，卓别林也被迫离开美国）。但是，我们在影片中仍然可以看到他对资本主义制度、对垄断资本家、对军火商、对法西斯头子的尖锐抨击。辛勤工作者一夜间家徒四壁，投机资本家和军火商却转眼暴富。在这种结构的社会里，生意凡是要做得兴隆，都必须要「杀」人，可是又有谁来控告这些真正的刽子手呢？

艺术，尤其是喜剧，可以成为既是一种谋生手段也是一种有意对抗疯狂的方式，它可兼容或抗击来自外部或内部的威胁。从《淘金者》开始，卓别林早期的棍棒喜剧元素就渐渐失去了纯噱头的作用，而是越来越有机地趋向于和每部电影中的具体环境或背景相符合。到了后期的《大独裁者》和《凡尔杜先生》，喜剧表面下的悲剧张力变得愈发鲜明，甚至在本片中的喜剧元素已不再用于批评讽刺，而仅仅是对过往的提及。

因此，《凡尔杜先生》本质上是一部悲剧，有让人捧腹的时刻，但最后还是忍不住泪水上涌。法国电影理论宗师、新浪潮之父安德烈·巴赞曾说：「夏尔洛无法适应社会，而凡尔杜却适应过了头。」这话说得真好。夏尔洛和凡尔杜仿佛是人类命运的两种极端，前者是自我放逐、不随波逐流的圣人，他的生活选择是没有动机的；而后者是认清真相、遵循社会潜理的庸人，他选择生活的动机非常丰满。圣人始终是受害者，庸人始终是霸凌者。只是，凡尔杜终究做不到冷酷无情，所以他也是受害者。感谢卓别林的幽默，提高了我们求生存的意识并使我们保持理智。由于幽默，我们才不会被生活中的变故所压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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