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6-06-12
Clumsy Girl • 出租车:无处不在的摄像头
我觉得这部电影承载了导演对电影的思考。
首先，电影是证据，正如摄像头下车祸受伤男子在妻子怀里，用最后的力气焦灼地乞求别人录下他的遗言，他说，他的房子和财产全都给妻子，用最后的温柔对抗着伊朗严酷法律对女性的不公平对待，警惕着贪婪残忍的兄弟对他财产的掠夺。
作为呈堂证供是摄像头最现实的功用，然而这也将摄像头置于不安全的地步，电影的最后一幕即是已故车祸男子兄弟砸破出租车车窗，偷走证据的画面。
其次，电影是一种寄托，寄托的是情怀。导演在片中与多年未见的好友在出租车上短聚，好友出示了自己遭遇抢劫时的录像，他说他认识蒙面的抢劫者，是他的朋友，但他拒绝以此录像为证据将朋友告上法庭，因为他失去的钱财可以帮助他的朋友度过经济难关，在他眼中，善意无疑重于正义。
导演的好友对导演说，这可以成为他的电影素材。从这层意义上看，导演是故事的采集者，而电影就是旋转了一个角度的现实生活，但是情怀蕴藏其中。我想导演的好友是想传递善意。
这样看来，摄像头的两种用途，似乎像一场争辩，维护正义与传递善意的争辩，然而这两者其实并不矛盾。大部分时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小部分时候，孰轻孰重在不同的人眼中，分化成不同的权衡。
第三，电影是一种“正确”愿景。导演侄女的老师要求学生们所拍的电影中没有不和谐的内容，女性都要戴面纱，坏人不能用波斯姓等。最大的冲突之处在于，侄女拍街景时，录下一个拾荒小男孩捡走了准备上婚车的新郎掉在地上的钱（50图曼）。为了通过老师的审查，导演侄女喊住小男孩，与他争辩，让他把钱还给新郎，而争辩中她最大的论点就是她的电影需要通过审查，并以小男孩的改过自新为“正确”愿景的亮点。她甚至不惜用5图曼来诱惑他归还50图曼。在现实中摸爬滚打的小男孩立刻就道出了这是一笔亏本的买卖，但或许他还是怀有一份在电影中做一回拾金不昧英雄的渴望，他再一次走向停在路边的婚车。然而不知是羞涩于当一次好人做一回好事，还是选择了更诚实地活在现实之中，他只望着婚车慢慢驶离，而没有交出手中幸运的意外之财。
从这个意义上讲，电影被强加的“正确”愿景是没有办法实现在现实中的。即使市场上流行这“正确”愿景，但是脱节于现实生活，表达的只是期望和期盼罢了。
不过，说到底，摄像头也只是一个工具，可以用于各种各样的目的，可以记录证据，可以传递善意，可以表达“正确”愿景，也可以扭曲现实，欺骗观众，正如那个绝食绝水在监狱的小女孩，和她探监的母亲，受到在摄像头下开始进食或修改现实宣布绝食结束的诱惑或威胁。
除了表达对电影的思考，导演同样刻录的还有产生《出租车》这部电影的社会环境。对法律体制的怀疑和争论在多处体现，一是女乘客与男乘客关于偷盗罪是否该判死刑的辩论，二是车祸受伤男子着急焦心的遗言。女乘客与男乘客的辩论之后，男乘客不回答女乘客对他执着的询问，下车时，他才说，他是小偷，但不偷穷老师，也不偷不识路的愚蠢司机。这是小偷无视法律，心中所持的正义之秤。
我认为《出租车》对宗教的虔诚追随者也发出了提问。两位老妇人急冲冲地赶往清泉山放生几条金鱼，因为她们在前一年这一天把鱼打捞上来，而她们相信，如果鱼没有及时回到原来的水中，她们会因此死去。鱼缸破碎时，她们的惊慌失措其实很可笑，因为她们惊慌的是自己要不久于人世了，而非真正关心车座底下的金鱼。当然导演对她们无比尊重，我不确定导演是否也在质疑，还是只是我在质疑。两位老妇人的信仰，承担一年的金鱼养护之责，像是强加给她们爱护生物的任务，是否领会爱护生物这一条最核心的信仰是非常可疑的，她们更怕的是自己的死亡。其实爱自己的生命，以自我为中心都是无可厚非的，但如果宗教的信仰只加强了自我中心观，那无疑是暗淡了神圣的光环。
电影还对教育打了一个问号。侄女的老师扮演者美化社会现状的政治角色，导演侄女可爱的充满困惑的脸就是引发这观众思考最好提醒。
总之，导演对伊朗的环境不满又充满关心，他和他的忠实粉丝一样被伊朗政府取缔了从业资格。一个是电影界，一个是司法界。然而他们依然在从事，这或许使他们对社会依然抱有希望。
粉丝的玫瑰敬给了所有电影的从事者，而这个充满爱心，能量十足的可爱粉丝形象也是对电影热爱者的一种赞赏。
电影给我最大的发现是无处不在的摄像头其实是无处不在的电影拍摄现场，现实跟荧屏其实没有多远的距离。
首先，电影是证据，正如摄像头下车祸受伤男子在妻子怀里，用最后的力气焦灼地乞求别人录下他的遗言，他说，他的房子和财产全都给妻子，用最后的温柔对抗着伊朗严酷法律对女性的不公平对待，警惕着贪婪残忍的兄弟对他财产的掠夺。
作为呈堂证供是摄像头最现实的功用，然而这也将摄像头置于不安全的地步，电影的最后一幕即是已故车祸男子兄弟砸破出租车车窗，偷走证据的画面。
其次，电影是一种寄托，寄托的是情怀。导演在片中与多年未见的好友在出租车上短聚，好友出示了自己遭遇抢劫时的录像，他说他认识蒙面的抢劫者，是他的朋友，但他拒绝以此录像为证据将朋友告上法庭，因为他失去的钱财可以帮助他的朋友度过经济难关，在他眼中，善意无疑重于正义。
导演的好友对导演说，这可以成为他的电影素材。从这层意义上看，导演是故事的采集者，而电影就是旋转了一个角度的现实生活，但是情怀蕴藏其中。我想导演的好友是想传递善意。
这样看来，摄像头的两种用途，似乎像一场争辩，维护正义与传递善意的争辩，然而这两者其实并不矛盾。大部分时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小部分时候，孰轻孰重在不同的人眼中，分化成不同的权衡。
第三，电影是一种“正确”愿景。导演侄女的老师要求学生们所拍的电影中没有不和谐的内容，女性都要戴面纱，坏人不能用波斯姓等。最大的冲突之处在于，侄女拍街景时，录下一个拾荒小男孩捡走了准备上婚车的新郎掉在地上的钱（50图曼）。为了通过老师的审查，导演侄女喊住小男孩，与他争辩，让他把钱还给新郎，而争辩中她最大的论点就是她的电影需要通过审查，并以小男孩的改过自新为“正确”愿景的亮点。她甚至不惜用5图曼来诱惑他归还50图曼。在现实中摸爬滚打的小男孩立刻就道出了这是一笔亏本的买卖，但或许他还是怀有一份在电影中做一回拾金不昧英雄的渴望，他再一次走向停在路边的婚车。然而不知是羞涩于当一次好人做一回好事，还是选择了更诚实地活在现实之中，他只望着婚车慢慢驶离，而没有交出手中幸运的意外之财。
从这个意义上讲，电影被强加的“正确”愿景是没有办法实现在现实中的。即使市场上流行这“正确”愿景，但是脱节于现实生活，表达的只是期望和期盼罢了。
不过，说到底，摄像头也只是一个工具，可以用于各种各样的目的，可以记录证据，可以传递善意，可以表达“正确”愿景，也可以扭曲现实，欺骗观众，正如那个绝食绝水在监狱的小女孩，和她探监的母亲，受到在摄像头下开始进食或修改现实宣布绝食结束的诱惑或威胁。
除了表达对电影的思考，导演同样刻录的还有产生《出租车》这部电影的社会环境。对法律体制的怀疑和争论在多处体现，一是女乘客与男乘客关于偷盗罪是否该判死刑的辩论，二是车祸受伤男子着急焦心的遗言。女乘客与男乘客的辩论之后，男乘客不回答女乘客对他执着的询问，下车时，他才说，他是小偷，但不偷穷老师，也不偷不识路的愚蠢司机。这是小偷无视法律，心中所持的正义之秤。
我认为《出租车》对宗教的虔诚追随者也发出了提问。两位老妇人急冲冲地赶往清泉山放生几条金鱼，因为她们在前一年这一天把鱼打捞上来，而她们相信，如果鱼没有及时回到原来的水中，她们会因此死去。鱼缸破碎时，她们的惊慌失措其实很可笑，因为她们惊慌的是自己要不久于人世了，而非真正关心车座底下的金鱼。当然导演对她们无比尊重，我不确定导演是否也在质疑，还是只是我在质疑。两位老妇人的信仰，承担一年的金鱼养护之责，像是强加给她们爱护生物的任务，是否领会爱护生物这一条最核心的信仰是非常可疑的，她们更怕的是自己的死亡。其实爱自己的生命，以自我为中心都是无可厚非的，但如果宗教的信仰只加强了自我中心观，那无疑是暗淡了神圣的光环。
电影还对教育打了一个问号。侄女的老师扮演者美化社会现状的政治角色，导演侄女可爱的充满困惑的脸就是引发这观众思考最好提醒。
总之，导演对伊朗的环境不满又充满关心，他和他的忠实粉丝一样被伊朗政府取缔了从业资格。一个是电影界，一个是司法界。然而他们依然在从事，这或许使他们对社会依然抱有希望。
粉丝的玫瑰敬给了所有电影的从事者，而这个充满爱心，能量十足的可爱粉丝形象也是对电影热爱者的一种赞赏。
电影给我最大的发现是无处不在的摄像头其实是无处不在的电影拍摄现场，现实跟荧屏其实没有多远的距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