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7-05-08
五行缺水 • 索尔之子:《索尔之子》：漫“长”的告别
原文地址：http://www.qh505.com/blog/post/4076.html
这是不安的一个人，他背对着镜头，和幽深的树林一样，模糊的影像渐渐开始清晰，旁边是断断续续的狗叫声，是混乱不堪的人群，他引导着犹太人进入火车的车厢，然后重重地关上门，世界变成了一片黑暗，4’40秒，是背影呈现的长镜头；这是焦虑的一个人，还是背对着镜头，还是引导着犹太人，他们脱掉了衣服，脱掉了裤子，一个个进入浴室里，然后重重地关上门，世界又变成了一片黑暗，7’38秒，是叫喊声里呈现的长镜头；这是麻木的一个人，还是对背着镜头，却不再是那些活着的犹太人，他一遍一遍用刷子刷着满是血迹的地板，清洗着污秽的墙壁，一堆一堆裸体的尸体在他面前，“去干活去！”的谩骂响彻四周，9’40秒，是压抑的死亡呈现的长镜头。
长镜头里，只有一个人是清晰的，不管是那些曾经活着而被赶进毒气室的犹太人，还是最后变成一具具冰冷尸体的犯人，不管是谩骂的德国士兵，还是和他一起引导、关门、刷地板的人，他们都在镜头里变成虚化的背景，一个人的世界，一个人的视界，40毫米的镜头带来的是浅焦点，浅焦点呈现的是模糊的影像，而对于清晰的索尔来说，所有发生的一切都已经变成了一种自我的体验，它从死亡抵达死亡，从屠杀走向屠杀，在集体式的诱骗、哭喊、挣扎和死亡中，活着一定是让人痛苦的事，一定是一场漫长的告别。
他是二战集中营里的“特遣队”成员，是负责引导犯人走进毒气室、搬运尸体、处理骨灰的“秘密遣送者”，看起来他们在这一场大屠杀面前，只是见证者，甚至只是旁观者，但是这些特遣队员的最后命运依然走向死亡，因为在正常工作几个月后，他们一样要被最后杀死，索尔头上戴着的帽子，穿着的特殊囚服似乎是身份识别的标签，但是身后那个大大的红色字符，像一个否定的“X”，以鲜血一样的红色标明着他们最后的命运，而长镜头、浅焦点所对准的也是这个红色的符号，被打上印记的特遣队，他们在犹太人被送进毒气室而变成成堆的尸体的时候，仿佛看见了几个月后的自己，一步一步走向最后的死亡，一步一步变成冰冷的尸体，一步一步化成如尘的骨灰。
但是，不安、焦虑以及最后的麻木，却并非是长镜头、浅焦点里唯一的结局，当其他所有人都变成完全没有声息的尸体，索尔却发现了那一个还没有完全死去的孩子。脱光了衣服的身体里，是微弱的呼吸。死者成堆，死者为灰，当生者出现的时候，是对于死亡的一种悖逆，是对于活着的一种神迹，所以索尔要主动上前，一句“我来”可以让他接近这个没有死去的孩子，“求你了”是他面对医生时的请求，一个没有死去的人，并不意味着可以活下来，孩子会被推进解剖室，然后在解剖器具中再次会变成一具尸体，甚至在切割中，连完整的尸体都将不会存在。
医生会把孩子推向唯一的死亡，纳粹会把他当成一件物品送进焚烧炉，特遣队员会将骨灰最后处理掉，所以对于孩子来说，死亡甚至在这一系列处理中不留任何痕迹，但是当索尔发现这个孩子的时候，发现还没有变成尸体的时候，他是在死亡中看见了活着的奇迹，这个奇迹让他看见了生命，让他看见了信仰，让他看见了希望，也让他以“儿子”的名义给他命名。医生问过他，狱友回过他，“他是你儿子？”索尔总是肯定地点点头，一个没有妻子的男人，一个失去自由的囚犯，一个活在死亡中的特遣队员，“儿子”的意义完全超出了家族的承续关系，它是生命的完整状态，是信仰的终极意义。
也正因为这样，每一个看见了太多死亡的人，都会在这神迹意义上找到了一点点信仰之光，那个医生说“我也是一个犯人”，所以他没有马上解剖尸体，而是将孩子放在一条凳子上，当孩子终于死去的时候，他把尸体藏了起来，并且告诉索尔可以开具另外的验尸报告；那些狱友也暗暗帮助他，买通各种人，为的是在孩子死去之后让犹太教士为孩子下葬，在祷告仪式中变成一种有尊严的死，甚至当索尔冒着危险去取反抗暴动时所用的炸药，最后在寻找犹太教士中弄丢了，那些人也没有真正责怪他——对于医生和狱友来说，他们也在这神迹中体会到了生命的尊严，体会到了信仰的力量，体会到了冷漠死亡之外的温度。
在这个处理各种尸体的压抑空间里，要藏匿一件尸体，要举行一种仪式，其实困难种种，甚至一旦发现，所有人都可能会被德国纳粹提早杀害，所以当有人说“你会害了我们”，并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的时候，索尔的回答是：“为了死去的那些人，他是我儿子，我要为他埋葬。”索尔把“我们”称作“已经死去的人”，其实死亡没有任何悬念，但是当死亡超越肉体意义而变成一种仪式的时候，它不是为了死，而是为了活。
在这样的困难面前，为了完成死亡的仪式，为了表达生命的意义，索尔开始了他的“寻找”：寻找孩子的尸体，寻找能为孩子念祈祷词的犹太教士。在解剖室里，他冒着危险去查看孩子的尸体，却被德国军官看见，他借口说“搞卫生”，却被纳粹嘲笑和奚落，最后被赶了出来；他在那些尸体堆里寻找刚死去的孩子，一件一件翻过去，却始终未能找到，碰到的医生告诉他，孩子被藏起来了，他四处寻找，终于发现了被盖着布的尸体；最后，他把死去的孩子放在了自己的监狱床上，然后看着已经死去的孩子，用脸盆里的水给他净身，小心翼翼擦拭全身；而在最后混乱中，他躲在车子底下为孩子挖埋葬的坑，当最后被暴露之后，他又和那些暴动者，在纳粹的流弹中，背着孩子的尸体逃亡，最后在河边和寻找到的犹太教士，用树枝挖坑。
而真正困难的是找到一个犹太教士。别人提供的信息是米迪克营地有一个叫雅尼的犹太教士，但是要找到他必须买通特遣队的管理人员，他寻找和筹措钱财，但最后还是失败了；在处理骨灰过程中，有人告诉他其中有一个犹太教士，他悄悄和犹太教士取得联系，不想犹太教士却跳进了水里试图自杀，索尔冲上去把他救了上来，并在德国纳粹面前说谎是为了捡掉在水里的铁锹，当他被戴上帽子的时候，却听到旁边一声沉闷的枪声——那个试图自杀的犹太教士被枪杀了；在新的一批被抓来的犹太人里，他找到了一个已经被脱去了衣服的犹太教士，并试图将他带到孩子的尸体旁边，但是纳粹还是在他面前把那个犹太教士带走了，最后也是对准他脑袋的一颗子弹，将犹太教士杀害；最后，索尔找到了另一个犹太教士，脱下了可以保命的特遣队衣服，让他进入处理骨灰的特遣队，终于带进了监狱里，终于和他一起带着尸体，寻找举行安葬仪式最适合的时间和地点。
这是漫长的过程，“你是犹太教士吗？”这是索尔对每一个在被屠杀之前的犹太人的一句问话，冒着危险寻找犹太教士，其意义已经超越了生命本身，他真的变成了索尔的另一种信仰，当有人怀疑这个犹太教士是假冒的，说他是“留胡子的小偷”，索尔用剪刀剪去了那些胡子，然后一直带着他，冲破纳粹的防线，离开暴动者的战场，一路奔袭在树林里，然后在河边挖坑为孩子寻找归宿。但是一次次的努力终于没有能够举行一个完整的安葬仪式，不管是儿子，还是犹太教士，仿佛都变成了他命名的一部分，而他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尊严的死，都是为了仪式，都是为了信仰。
或者并没有合理性，或者只是一种偶然，而真正的合理性，真正的必然，是所有人都会死，当无法逃脱大屠杀的时候，当死亡正在发生的时候，索尔的寻找和命名，到底是不是最后的救赎？河边的那个坑终于没有能安葬孩子，暴动的革命者要索尔一起过河，当狗叫声和枪声越来越近的时候，他跳入河水中在队员的帮助下泅河而过，是一种对于生的渴望，是对于死亡的逃避，而在这种求生过程中，那一具被包裹着布的尸体终于下沉，终于被冲走，而当尸体离开索尔的时候，犹太教士也根本不在身边，也就是说，当爬上岸的索尔回头看了一下激流的河水时，他的救赎计划以失败的告终，他没能在最后的仪式中看见一种有尊严的死。
漫长的告别，终于在死亡面前变成了一种失败，而当他们在树林中进入那间小屋的时候，当他们在跑过两公里就可以见到自己的人的时候，其实死亡并没有远离，但是当那个金发的陌生孩子出现在小屋门口的时候，这个漫长的告别终于以神迹的方式得到了回应，似乎只有索尔看见了小男孩，而这正是他“寻找”的最终结果，从充满艰辛的寻找到最后的“出现”，这是一个巨大的象征，是信仰的最终极表现，索尔终于在迷茫中露出了笑脸——这不是一个陌生的孩子，而是死去“儿子”的一种复活。
当信仰回归，当救赎重现，对于索尔来说，已经完成了最终的命名，而一个人的长镜头终于开始突破了索尔的视角，小男孩成为新的焦点，新的主角，他在德军追赶的脚步声中，在急切的狗吠声中，在断断续续的枪声中，跑着离开，离开小屋，离开战火，离开死亡，向着森林深处跑去，最终留下的背影里是另一种生命的意义，而这样的生命意义对于身后响起的枪声，已经是完成了救赎。枪声响起，索尔和那些暴动者或者已经被德军最后杀死，但是这样的死亡在神迹出现之后，所以他们死而无憾，超越而抵达精神和信仰终点的离开，正是把那种大屠杀永远留在了肉体意义之上，“索尔之子”成为一种延续着的精神力量，成为一种不灭的信仰，成为肉体之外真正的救赎。
这是不安的一个人，他背对着镜头，和幽深的树林一样，模糊的影像渐渐开始清晰，旁边是断断续续的狗叫声，是混乱不堪的人群，他引导着犹太人进入火车的车厢，然后重重地关上门，世界变成了一片黑暗，4’40秒，是背影呈现的长镜头；这是焦虑的一个人，还是背对着镜头，还是引导着犹太人，他们脱掉了衣服，脱掉了裤子，一个个进入浴室里，然后重重地关上门，世界又变成了一片黑暗，7’38秒，是叫喊声里呈现的长镜头；这是麻木的一个人，还是对背着镜头，却不再是那些活着的犹太人，他一遍一遍用刷子刷着满是血迹的地板，清洗着污秽的墙壁，一堆一堆裸体的尸体在他面前，“去干活去！”的谩骂响彻四周，9’40秒，是压抑的死亡呈现的长镜头。
长镜头里，只有一个人是清晰的，不管是那些曾经活着而被赶进毒气室的犹太人，还是最后变成一具具冰冷尸体的犯人，不管是谩骂的德国士兵，还是和他一起引导、关门、刷地板的人，他们都在镜头里变成虚化的背景，一个人的世界，一个人的视界，40毫米的镜头带来的是浅焦点，浅焦点呈现的是模糊的影像，而对于清晰的索尔来说，所有发生的一切都已经变成了一种自我的体验，它从死亡抵达死亡，从屠杀走向屠杀，在集体式的诱骗、哭喊、挣扎和死亡中，活着一定是让人痛苦的事，一定是一场漫长的告别。
他是二战集中营里的“特遣队”成员，是负责引导犯人走进毒气室、搬运尸体、处理骨灰的“秘密遣送者”，看起来他们在这一场大屠杀面前，只是见证者，甚至只是旁观者，但是这些特遣队员的最后命运依然走向死亡，因为在正常工作几个月后，他们一样要被最后杀死，索尔头上戴着的帽子，穿着的特殊囚服似乎是身份识别的标签，但是身后那个大大的红色字符，像一个否定的“X”，以鲜血一样的红色标明着他们最后的命运，而长镜头、浅焦点所对准的也是这个红色的符号，被打上印记的特遣队，他们在犹太人被送进毒气室而变成成堆的尸体的时候，仿佛看见了几个月后的自己，一步一步走向最后的死亡，一步一步变成冰冷的尸体，一步一步化成如尘的骨灰。
但是，不安、焦虑以及最后的麻木，却并非是长镜头、浅焦点里唯一的结局，当其他所有人都变成完全没有声息的尸体，索尔却发现了那一个还没有完全死去的孩子。脱光了衣服的身体里，是微弱的呼吸。死者成堆，死者为灰，当生者出现的时候，是对于死亡的一种悖逆，是对于活着的一种神迹，所以索尔要主动上前，一句“我来”可以让他接近这个没有死去的孩子，“求你了”是他面对医生时的请求，一个没有死去的人，并不意味着可以活下来，孩子会被推进解剖室，然后在解剖器具中再次会变成一具尸体，甚至在切割中，连完整的尸体都将不会存在。
医生会把孩子推向唯一的死亡，纳粹会把他当成一件物品送进焚烧炉，特遣队员会将骨灰最后处理掉，所以对于孩子来说，死亡甚至在这一系列处理中不留任何痕迹，但是当索尔发现这个孩子的时候，发现还没有变成尸体的时候，他是在死亡中看见了活着的奇迹，这个奇迹让他看见了生命，让他看见了信仰，让他看见了希望，也让他以“儿子”的名义给他命名。医生问过他，狱友回过他，“他是你儿子？”索尔总是肯定地点点头，一个没有妻子的男人，一个失去自由的囚犯，一个活在死亡中的特遣队员，“儿子”的意义完全超出了家族的承续关系，它是生命的完整状态，是信仰的终极意义。
也正因为这样，每一个看见了太多死亡的人，都会在这神迹意义上找到了一点点信仰之光，那个医生说“我也是一个犯人”，所以他没有马上解剖尸体，而是将孩子放在一条凳子上，当孩子终于死去的时候，他把尸体藏了起来，并且告诉索尔可以开具另外的验尸报告；那些狱友也暗暗帮助他，买通各种人，为的是在孩子死去之后让犹太教士为孩子下葬，在祷告仪式中变成一种有尊严的死，甚至当索尔冒着危险去取反抗暴动时所用的炸药，最后在寻找犹太教士中弄丢了，那些人也没有真正责怪他——对于医生和狱友来说，他们也在这神迹中体会到了生命的尊严，体会到了信仰的力量，体会到了冷漠死亡之外的温度。
在这个处理各种尸体的压抑空间里，要藏匿一件尸体，要举行一种仪式，其实困难种种，甚至一旦发现，所有人都可能会被德国纳粹提早杀害，所以当有人说“你会害了我们”，并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的时候，索尔的回答是：“为了死去的那些人，他是我儿子，我要为他埋葬。”索尔把“我们”称作“已经死去的人”，其实死亡没有任何悬念，但是当死亡超越肉体意义而变成一种仪式的时候，它不是为了死，而是为了活。
在这样的困难面前，为了完成死亡的仪式，为了表达生命的意义，索尔开始了他的“寻找”：寻找孩子的尸体，寻找能为孩子念祈祷词的犹太教士。在解剖室里，他冒着危险去查看孩子的尸体，却被德国军官看见，他借口说“搞卫生”，却被纳粹嘲笑和奚落，最后被赶了出来；他在那些尸体堆里寻找刚死去的孩子，一件一件翻过去，却始终未能找到，碰到的医生告诉他，孩子被藏起来了，他四处寻找，终于发现了被盖着布的尸体；最后，他把死去的孩子放在了自己的监狱床上，然后看着已经死去的孩子，用脸盆里的水给他净身，小心翼翼擦拭全身；而在最后混乱中，他躲在车子底下为孩子挖埋葬的坑，当最后被暴露之后，他又和那些暴动者，在纳粹的流弹中，背着孩子的尸体逃亡，最后在河边和寻找到的犹太教士，用树枝挖坑。
而真正困难的是找到一个犹太教士。别人提供的信息是米迪克营地有一个叫雅尼的犹太教士，但是要找到他必须买通特遣队的管理人员，他寻找和筹措钱财，但最后还是失败了；在处理骨灰过程中，有人告诉他其中有一个犹太教士，他悄悄和犹太教士取得联系，不想犹太教士却跳进了水里试图自杀，索尔冲上去把他救了上来，并在德国纳粹面前说谎是为了捡掉在水里的铁锹，当他被戴上帽子的时候，却听到旁边一声沉闷的枪声——那个试图自杀的犹太教士被枪杀了；在新的一批被抓来的犹太人里，他找到了一个已经被脱去了衣服的犹太教士，并试图将他带到孩子的尸体旁边，但是纳粹还是在他面前把那个犹太教士带走了，最后也是对准他脑袋的一颗子弹，将犹太教士杀害；最后，索尔找到了另一个犹太教士，脱下了可以保命的特遣队衣服，让他进入处理骨灰的特遣队，终于带进了监狱里，终于和他一起带着尸体，寻找举行安葬仪式最适合的时间和地点。
这是漫长的过程，“你是犹太教士吗？”这是索尔对每一个在被屠杀之前的犹太人的一句问话，冒着危险寻找犹太教士，其意义已经超越了生命本身，他真的变成了索尔的另一种信仰，当有人怀疑这个犹太教士是假冒的，说他是“留胡子的小偷”，索尔用剪刀剪去了那些胡子，然后一直带着他，冲破纳粹的防线，离开暴动者的战场，一路奔袭在树林里，然后在河边挖坑为孩子寻找归宿。但是一次次的努力终于没有能够举行一个完整的安葬仪式，不管是儿子，还是犹太教士，仿佛都变成了他命名的一部分，而他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尊严的死，都是为了仪式，都是为了信仰。
或者并没有合理性，或者只是一种偶然，而真正的合理性，真正的必然，是所有人都会死，当无法逃脱大屠杀的时候，当死亡正在发生的时候，索尔的寻找和命名，到底是不是最后的救赎？河边的那个坑终于没有能安葬孩子，暴动的革命者要索尔一起过河，当狗叫声和枪声越来越近的时候，他跳入河水中在队员的帮助下泅河而过，是一种对于生的渴望，是对于死亡的逃避，而在这种求生过程中，那一具被包裹着布的尸体终于下沉，终于被冲走，而当尸体离开索尔的时候，犹太教士也根本不在身边，也就是说，当爬上岸的索尔回头看了一下激流的河水时，他的救赎计划以失败的告终，他没能在最后的仪式中看见一种有尊严的死。
漫长的告别，终于在死亡面前变成了一种失败，而当他们在树林中进入那间小屋的时候，当他们在跑过两公里就可以见到自己的人的时候，其实死亡并没有远离，但是当那个金发的陌生孩子出现在小屋门口的时候，这个漫长的告别终于以神迹的方式得到了回应，似乎只有索尔看见了小男孩，而这正是他“寻找”的最终结果，从充满艰辛的寻找到最后的“出现”，这是一个巨大的象征，是信仰的最终极表现，索尔终于在迷茫中露出了笑脸——这不是一个陌生的孩子，而是死去“儿子”的一种复活。
当信仰回归，当救赎重现，对于索尔来说，已经完成了最终的命名，而一个人的长镜头终于开始突破了索尔的视角，小男孩成为新的焦点，新的主角，他在德军追赶的脚步声中，在急切的狗吠声中，在断断续续的枪声中，跑着离开，离开小屋，离开战火，离开死亡，向着森林深处跑去，最终留下的背影里是另一种生命的意义，而这样的生命意义对于身后响起的枪声，已经是完成了救赎。枪声响起，索尔和那些暴动者或者已经被德军最后杀死，但是这样的死亡在神迹出现之后，所以他们死而无憾，超越而抵达精神和信仰终点的离开，正是把那种大屠杀永远留在了肉体意义之上，“索尔之子”成为一种延续着的精神力量，成为一种不灭的信仰，成为肉体之外真正的救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