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7-03-13
Thinker • 索尔之子:身处绝境，救赎如何可能？
德国哲学家西奥多.阿多诺曾告诫世人：“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提及奥斯维辛，但凡对那段历史有些了解的人都会不寒而栗，死亡和恐惧的气息四处弥漫，挥之不去。事实上，奥斯维辛无处不在，而如何面对奥斯维辛这一敏感题材成为世人共同面对的话题。单从电影来说，有《辛德勒名单》那样在黑暗中散发幽微的光芒，有《美丽人生》讲述笑中带泪的故事，诸如此类的经典影片带给我们不一样的视觉感受和心灵触动。而由匈牙利导演拉斯洛·杰莱斯执导的处女作影片《索尔之子》则独辟蹊径，不歌颂英雄，不给予希望，而是以绝对单一主体化的设定，从“囚犯”的角度带领观众走进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现场，展示着面对死亡和绝望，一个向死而生的人如何寻求心灵的救赎。 《索尔之子》的故事很简单：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一位名叫索尔的“囚犯特遣队员”，不惜一切代价，试图以神所指定的形式，安葬一个被他认为是“儿子”的男孩的故事。所谓“特遣队员”，其实就是被纳粹军队挑选出来为其服务的犹太人，日常任务就是将囚犯带到毒气室，脱光他们的衣物后行刑，在囚犯们死亡后再把他们的尸体收集拖运并焚烧，最后再负责清理满地血污的行刑室。导演采取近景跟踪拍摄的方式，营造集中营地狱般的环境，展现无辜个体的挣扎。影片得到了众多影评人的赞赏，并获得了第68届戛纳电影节评审团大奖和第88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为何《索尔之子》能斩获如此多重量级的国际奖项？戛纳电影节的评委们是这样说的：“该片努力呈现了死亡典礼和死亡工厂的对比、仪式和机械的对比、祷告与吵杂的对比。当没有了任何希望的时候，在这个地狱的最底层，索尔心中的声音告诉他：你必须活下去，完成这个对你来说充满意义的行为，这是一种属于人类的、绵延已久的、神圣的意义。这种行为处在所有人类和所有宗教的起点，那就是——祭拜死者。”诚然，索尔把“祭拜死者”当成了活下去的信念，甚至成了一种执念，偏执的有些失去理智，让人无法理解。但我们没有资格去谴责他，因为那是索尔处于极端处境之下的精神支柱，也是他面对死亡之前最后的挣扎。 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提出所谓“牲人”的概念，意思是“一种被剥夺了一切权利，只剩下牲口一样纯肉体存在的人。”作为纳粹集中营“特遣队”的一员，索尔就属于这样的“牲人”，他每天的工作就是被迫清理毒气室里遇难者的尸体。在某种意义上，索尔成为纳粹的“帮凶”，共同完成惨绝人寰的屠杀。他苟且偷生，早已变得麻木不仁。当然，索尔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最后也会被纳粹杀掉，因为他本身也是一个“囚犯”，背上的红色十字已经提示了这点，他早已被死神判刑了。但正如有影评人所说“即便残酷的现实多么钝化索尔的感官，内心对于道德救赎的一丝渴求，成全了他在外人看来无意义的行为的全部动机。”那就是在上帝缺席的时刻，去聆听一位拉比（犹太教神父）的祷告。在那样严酷的生存环境下，“索尔之子”就成了索尔内心的支柱和诉求。去按照神所指定的形式安葬一个遇难者，似乎比行尸走肉般的活着更为重要。他希望借助这种方式去寻求救赎，哪怕机会很渺茫。小男孩的出现是索尔转变的开始，尽管我们会怀疑那究竟是不是他的儿子，但这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索尔找到了“人性苏醒”的动力。索尔之所以要执拗的寻找犹太教拉比来为小男孩举行葬礼，是因为索尔相信神还没有完全遗弃人类，他无比渴望的回归正常生活，回归文明社会，这也是他拒绝野蛮，拒绝苟且偷生的反抗之举。不幸的是，索尔并未实现最后的救赎，一切以悲剧性结局结束。索尔历经艰险最后找到的，只是一个连祈祷词都念错的假拉比，一个为了求生而欺骗他的同胞。小男孩的尸体也在索尔逃亡途中被河水冲走了，索尔自己也走向了死亡。在一个黑暗无光的世界里，除了绝望，什么也没有。
“面对奥斯维辛，人们一开始总是要陷入彻底的绝望和极端的恐惧，随之而来的是压抑人的沉默。任何对胜利的赞颂，对失败者的诅咒，或者关于受难者详尽的记录，无论辞藻多么富丽堂皇、激情澎湃，或者至真至诚，都无法消除那种绝望和恐惧。”也正如意大利作家也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莱维所言：“我活着，代价也许是另一个人的死去；我活着，是取代了另一个人的位置；我活着，便篡夺了另一个人的生存权，换言之，杀死了另一个人。”我们此时或许能些许理解“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句话的意义。任何文字和影像都无法重塑那个罪恶滔天、泯灭人性的死亡屠宰场，几百万条鲜活的生命被集体屠杀，这是多么惨无人道的兽行！回到《索尔之子》这部影片，从头到尾都是死亡，不留给观众任何喘息的机会。导演正是通过渺小个体的血腥记忆来唤醒我们这些幸存者内心的恐惧感，让我们认识到什么才是真正的罪恶和绝望。 《索尔之子》取材于一本奥斯维辛集中营囚犯分遣队亲历者的回忆录《灰烬中的声音》，里面淋漓尽致地描述了集中营内部的世界：吃饭、睡觉、领犹太人进毒气室、搬运火化尸体、处理骨灰、万人坑，这些在影片中都有所展现。在那个屠杀工厂里，死亡成为常态，而活着反倒是例外。不错，奥斯维辛的本质就是死亡，奥斯维辛没有希望，妄图在奥斯维辛寻找希望只是一厢情愿甚至是可耻的商业行为。有人说：“相比于几十万尸体，辛德勒的名单并不足以拯救乃至为这人性最深处的黑暗投射出任何光亮。”而《索尔之子》就是一部让绝望吞噬一切的影片，所以索尔会对同伴说：“我们早已死了。”当影片末尾那个看似波兰本地的金发男孩出现在索尔的凝视中时（奥斯维辛集中营就位于波兰），索尔脸上浮现了笑容，他仿佛从那个金发男孩身上看见了神迹，那是生的希望。相比于之前在集中营里那个被杀死的男孩，这个金发男孩是幸运的，是得到上帝眷顾的。但导演的视角始终充满了悲观和绝望，当摄影机焦点第一次从索尔身上移开，我们跟随金发男孩的行动洞悉了故事真正的结局：索尔之子只是一个想象的存在。随着枪声响起，索尔和同伴们被屠杀，死亡的气息在压抑的氛围中铺面而来。导演似乎是想借此告诉观众：在奥斯维辛，谁也无法得到拯救，只有惨无人道的杀戮，以及四处弥漫的血腥味和恐惧感。如此残忍和恐怖，完完全全突破了人类的道德底线，也许这才是奥斯维辛的真相之所在。 《索尔之子》在控诉纳粹集权统治的同时，还拥有着自身独特的神学诉求。这一诉求在索尔的行为上表现地淋漓尽致，即：在上帝缺席之地，在野蛮横行之所，如蝼蚁般生存的个体如何重构自身与上帝的联系？索尔试图通过“以神指定的方式葬子”来接近上帝。对索尔来说，这场葬礼至关重要，事关他对神的全部信仰和自身心灵的救赎。我们在观看影片时可能会囿于常规性思维，认为索尔跟着同伴们起义才是正事，索尔却对此并不感兴趣，一心只想着葬子哪怕有害死同伴的危险。但如果我们细细地想想，在那种极端处境下，索尔的行为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死亡随时都会来到。同伴们想要活下来的想法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甚至还会因此跟死神提前打照面。与其如此，还不如做些还能体现自身价值的事情。事实上，所有纳粹集中营的受害者不都需要一场体面的葬礼吗？可他们却被集体屠杀，尸体被草草地处理。在索尔看来，“葬子”这一行为是能将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最后的也是唯一的途径，所以他重视仪式，甚至到了偏执的地步，因为只有人类才会以特定的仪式来安葬死者。索尔已不关心如何活下来，他只关心死的救赎。 在《索尔之子》中，导演不遗余力地还原奥斯维辛的历史现场，以此唤醒观众内心的恐惧感，使观众能够清醒地意识到奥斯维辛的残暴、恐怖和血腥，并由此更加深刻地反思为何会有奥斯维辛这样灭绝人性的存在。索尔的绝望其实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绝望，在奥斯维辛之后，人类并未停止大规模地作恶，奥斯维辛依旧阴魂不散。如何防止集体屠杀不再重演，如何避免奥斯维辛再次复活，或许这才是本片最大的意义，也是导演留给世人最大的难题。
“面对奥斯维辛，人们一开始总是要陷入彻底的绝望和极端的恐惧，随之而来的是压抑人的沉默。任何对胜利的赞颂，对失败者的诅咒，或者关于受难者详尽的记录，无论辞藻多么富丽堂皇、激情澎湃，或者至真至诚，都无法消除那种绝望和恐惧。”也正如意大利作家也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莱维所言：“我活着，代价也许是另一个人的死去；我活着，是取代了另一个人的位置；我活着，便篡夺了另一个人的生存权，换言之，杀死了另一个人。”我们此时或许能些许理解“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句话的意义。任何文字和影像都无法重塑那个罪恶滔天、泯灭人性的死亡屠宰场，几百万条鲜活的生命被集体屠杀，这是多么惨无人道的兽行！回到《索尔之子》这部影片，从头到尾都是死亡，不留给观众任何喘息的机会。导演正是通过渺小个体的血腥记忆来唤醒我们这些幸存者内心的恐惧感，让我们认识到什么才是真正的罪恶和绝望。 《索尔之子》取材于一本奥斯维辛集中营囚犯分遣队亲历者的回忆录《灰烬中的声音》，里面淋漓尽致地描述了集中营内部的世界：吃饭、睡觉、领犹太人进毒气室、搬运火化尸体、处理骨灰、万人坑，这些在影片中都有所展现。在那个屠杀工厂里，死亡成为常态，而活着反倒是例外。不错，奥斯维辛的本质就是死亡，奥斯维辛没有希望，妄图在奥斯维辛寻找希望只是一厢情愿甚至是可耻的商业行为。有人说：“相比于几十万尸体，辛德勒的名单并不足以拯救乃至为这人性最深处的黑暗投射出任何光亮。”而《索尔之子》就是一部让绝望吞噬一切的影片，所以索尔会对同伴说：“我们早已死了。”当影片末尾那个看似波兰本地的金发男孩出现在索尔的凝视中时（奥斯维辛集中营就位于波兰），索尔脸上浮现了笑容，他仿佛从那个金发男孩身上看见了神迹，那是生的希望。相比于之前在集中营里那个被杀死的男孩，这个金发男孩是幸运的，是得到上帝眷顾的。但导演的视角始终充满了悲观和绝望，当摄影机焦点第一次从索尔身上移开，我们跟随金发男孩的行动洞悉了故事真正的结局：索尔之子只是一个想象的存在。随着枪声响起，索尔和同伴们被屠杀，死亡的气息在压抑的氛围中铺面而来。导演似乎是想借此告诉观众：在奥斯维辛，谁也无法得到拯救，只有惨无人道的杀戮，以及四处弥漫的血腥味和恐惧感。如此残忍和恐怖，完完全全突破了人类的道德底线，也许这才是奥斯维辛的真相之所在。 《索尔之子》在控诉纳粹集权统治的同时，还拥有着自身独特的神学诉求。这一诉求在索尔的行为上表现地淋漓尽致，即：在上帝缺席之地，在野蛮横行之所，如蝼蚁般生存的个体如何重构自身与上帝的联系？索尔试图通过“以神指定的方式葬子”来接近上帝。对索尔来说，这场葬礼至关重要，事关他对神的全部信仰和自身心灵的救赎。我们在观看影片时可能会囿于常规性思维，认为索尔跟着同伴们起义才是正事，索尔却对此并不感兴趣，一心只想着葬子哪怕有害死同伴的危险。但如果我们细细地想想，在那种极端处境下，索尔的行为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死亡随时都会来到。同伴们想要活下来的想法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甚至还会因此跟死神提前打照面。与其如此，还不如做些还能体现自身价值的事情。事实上，所有纳粹集中营的受害者不都需要一场体面的葬礼吗？可他们却被集体屠杀，尸体被草草地处理。在索尔看来，“葬子”这一行为是能将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最后的也是唯一的途径，所以他重视仪式，甚至到了偏执的地步，因为只有人类才会以特定的仪式来安葬死者。索尔已不关心如何活下来，他只关心死的救赎。 在《索尔之子》中，导演不遗余力地还原奥斯维辛的历史现场，以此唤醒观众内心的恐惧感，使观众能够清醒地意识到奥斯维辛的残暴、恐怖和血腥，并由此更加深刻地反思为何会有奥斯维辛这样灭绝人性的存在。索尔的绝望其实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绝望，在奥斯维辛之后，人类并未停止大规模地作恶，奥斯维辛依旧阴魂不散。如何防止集体屠杀不再重演，如何避免奥斯维辛再次复活，或许这才是本片最大的意义，也是导演留给世人最大的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