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6-05-08
灰机来啦 • 索尔之子:集中营中的小人物
「英雄」是战争片中一个重要的符号，这一符号在二战电影中则更为普遍，而且五花八门，像我们熟知的辛德勒先生、狼牙山五壮士、潘冬子、美国队长等等皆属此类。
《索尔之子》与大部分二战电影不同，与大部分集中营电影不同。电影主角索尔从头至尾都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他没有成长为一个「英雄」就算是在暴动前夕，这个时势造英雄最重要的关口，他依然坚持走他自己的救赎之路。在集中营电影中这算得上是个比较新颖的视角了。
与大部分电影不同，《索尔之子》整部电影在叙事过程中只有三种视点相互转换，间接主观视点，主观视点，导演视点。影片中有大量贴身跟拍长镜头，镜头贴近角色，当索尔运动的时候焦点固定在他身上，周围环境都是模糊的。我们只能看到影影绰绰的人影，能够接收的视觉信息大大受限。而大多数电影则有更多视点来回转换，有主观的，有间接主观，有客观的，有导演的…..这些视点的灵活应用，能让我们接收到更多信息，从不同的侧面去看待电影中正在发生的事。特别是客观视点，把观众摆到全知的位置，好似上帝一般；亦或是偷窥者的位置观察剧中人的行为：观众可以知道电影世界中的人所不知道的细节，从而推动电影戏剧冲突的发展。《索尔之子》的观感对于观众来说，是不友好的。
不过当上帝关上一扇门时，他必定会给你开一扇窗。导演拉斯洛·杰莱斯虽然限制了观众能接收到的视觉信息，但是他强调了环境音，增强了我们的「听觉」。电影中没有喧宾夺主的配乐，我们能听见悉悉索索的低语和急促的脚步声，这一独具匠心的处理，成功有效地制造了紧张感，强化了集中营阴森的氛围。
导演这么做的目的，正是让观众的注意力集中在唯一的主角——索尔上。
索尔作为一名特遣队员，每次送一批人进毒气室时他都是见证者，德军军官都会用一个拙劣的不能再拙劣的谎言搪塞受害者，将赤裸裸的杀戮美其名曰「洗澡」。有些人撞破了谎言，不想走进毒气室，还是被无情地押了进去，之后他们要收集受害者的财物，清洗毒气室的血污……
这样非人的生活让他习惯了死亡，但一个男孩的出现触动了他。那个男孩被清理出毒气室的时候并未死亡，这个发现不仅震惊了在场的人，也触动了索尔已经死掉的心，死掉的人性。虽然男孩不久后还是痛苦地离开了这个黑暗的世界，但是索尔内心打定主意一定要为「我的儿子」举行个宗教式的葬礼。索尔开始了寻找拉比之路。
「泥土一般作贱」的索尔处于特遣队的最底层，他被人如抓只鸡般随手拎起，被德国军官当成玩偶羞辱。他对此没有一句怨言，也没有显露出他的反抗精神。也许在他进入集中营的那一刻他就认命了吧：他说「我们都是死人」残酷而直击现实，纳粹是为了掩盖集中营的秘密必定不会让他们其中任何一人活在这世上，他们之所以活着，是因为这座巨大的杀人机器需要足够的零件使它运转，而索尔这样的特遣队员正是这样的一次性零件，几个月后他们也逃不了死亡的命运。
在他质问医生时，索尔第一次也是唯一次地「硬气」起来。他抓起医生的衣领质问道「我儿子在哪儿！」眼神坚定。此时他处于景框上部，充满威严，观众隔着银幕都可以感到他带来的压迫。但此后他依然还是那个任人宰割的小人物。
我们常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在索尔眼中，给儿子完成葬礼显然比自由更重要。他疯狂地寻找拉比到了近乎偏执的状态，这看似无理，却是最直击人性的部分。
索尔虽然没杀过人，但他成为了纳粹的帮凶，无论自愿与否，他手上都沾了那些受害者的血。在他看到男孩的那一刻，索尔不仅视他为儿子更视他为这些受害者的象征，他在索尔心中已经上升为一个符号，一个图腾。他想通过那个男孩赎罪。同时也给那些逝者应有的尊重。
《奥斯维辛没有什么新闻》中这样描述集中营「参观者默默地迈着步子，先是很快地望上一眼；接着，当他们在想像中把人同牢房、毒气室、地下室和鞭刑柱联系起来的时候，他们的步履不由得慢了下来。导游也无须多说，他们只消用手指一指就够了。每一个参观者都感到有一个地方对他说来特别恐怖，使他终生难忘。对有的人来说，这个地方是经过复原的奥斯维辛毒气室。人们对他们说，这是「小的」，还有一个更大的。对另外一些人来说，这样一个事实使他们终生难忘：在德国人撤退时炸毁的布热金卡毒气室和焚尸炉废墟上，雏菊花在怒放。」
我无法想象再这样的环境里会对人造成怎样的影响，但影片中有个细节却值得回味，当他从女工手里接过火药的时候，女工抚摸着索尔的手，而索尔把手缩了回去。女工想跟他建立情感上的联系，被索尔拒绝了。索尔压抑着自己，压抑着自己感情。
影片没有把索尔「英雄化」，但正是索尔这个小人物身上的人性光辉显得格外珍贵，使之成为了杀人工厂里最美的一道风景。
导演虽坚守了「不在影片中过于直观地表现恐怖残忍的一面」但依然通过侧面展现了集中营的恐怖残忍，用一个小人物解构了集中营：它如何运作，如何制造死亡。也给我们开启了一个相对客观的视角来审视集中营，同时也感受到了索尔身上真挚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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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尔之子》与大部分二战电影不同，与大部分集中营电影不同。电影主角索尔从头至尾都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他没有成长为一个「英雄」就算是在暴动前夕，这个时势造英雄最重要的关口，他依然坚持走他自己的救赎之路。在集中营电影中这算得上是个比较新颖的视角了。
与大部分电影不同，《索尔之子》整部电影在叙事过程中只有三种视点相互转换，间接主观视点，主观视点，导演视点。影片中有大量贴身跟拍长镜头，镜头贴近角色，当索尔运动的时候焦点固定在他身上，周围环境都是模糊的。我们只能看到影影绰绰的人影，能够接收的视觉信息大大受限。而大多数电影则有更多视点来回转换，有主观的，有间接主观，有客观的，有导演的…..这些视点的灵活应用，能让我们接收到更多信息，从不同的侧面去看待电影中正在发生的事。特别是客观视点，把观众摆到全知的位置，好似上帝一般；亦或是偷窥者的位置观察剧中人的行为：观众可以知道电影世界中的人所不知道的细节，从而推动电影戏剧冲突的发展。《索尔之子》的观感对于观众来说，是不友好的。
不过当上帝关上一扇门时，他必定会给你开一扇窗。导演拉斯洛·杰莱斯虽然限制了观众能接收到的视觉信息，但是他强调了环境音，增强了我们的「听觉」。电影中没有喧宾夺主的配乐，我们能听见悉悉索索的低语和急促的脚步声，这一独具匠心的处理，成功有效地制造了紧张感，强化了集中营阴森的氛围。
导演这么做的目的，正是让观众的注意力集中在唯一的主角——索尔上。
索尔作为一名特遣队员，每次送一批人进毒气室时他都是见证者，德军军官都会用一个拙劣的不能再拙劣的谎言搪塞受害者，将赤裸裸的杀戮美其名曰「洗澡」。有些人撞破了谎言，不想走进毒气室，还是被无情地押了进去，之后他们要收集受害者的财物，清洗毒气室的血污……
这样非人的生活让他习惯了死亡，但一个男孩的出现触动了他。那个男孩被清理出毒气室的时候并未死亡，这个发现不仅震惊了在场的人，也触动了索尔已经死掉的心，死掉的人性。虽然男孩不久后还是痛苦地离开了这个黑暗的世界，但是索尔内心打定主意一定要为「我的儿子」举行个宗教式的葬礼。索尔开始了寻找拉比之路。
「泥土一般作贱」的索尔处于特遣队的最底层，他被人如抓只鸡般随手拎起，被德国军官当成玩偶羞辱。他对此没有一句怨言，也没有显露出他的反抗精神。也许在他进入集中营的那一刻他就认命了吧：他说「我们都是死人」残酷而直击现实，纳粹是为了掩盖集中营的秘密必定不会让他们其中任何一人活在这世上，他们之所以活着，是因为这座巨大的杀人机器需要足够的零件使它运转，而索尔这样的特遣队员正是这样的一次性零件，几个月后他们也逃不了死亡的命运。
在他质问医生时，索尔第一次也是唯一次地「硬气」起来。他抓起医生的衣领质问道「我儿子在哪儿！」眼神坚定。此时他处于景框上部，充满威严，观众隔着银幕都可以感到他带来的压迫。但此后他依然还是那个任人宰割的小人物。
我们常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在索尔眼中，给儿子完成葬礼显然比自由更重要。他疯狂地寻找拉比到了近乎偏执的状态，这看似无理，却是最直击人性的部分。
索尔虽然没杀过人，但他成为了纳粹的帮凶，无论自愿与否，他手上都沾了那些受害者的血。在他看到男孩的那一刻，索尔不仅视他为儿子更视他为这些受害者的象征，他在索尔心中已经上升为一个符号，一个图腾。他想通过那个男孩赎罪。同时也给那些逝者应有的尊重。
《奥斯维辛没有什么新闻》中这样描述集中营「参观者默默地迈着步子，先是很快地望上一眼；接着，当他们在想像中把人同牢房、毒气室、地下室和鞭刑柱联系起来的时候，他们的步履不由得慢了下来。导游也无须多说，他们只消用手指一指就够了。每一个参观者都感到有一个地方对他说来特别恐怖，使他终生难忘。对有的人来说，这个地方是经过复原的奥斯维辛毒气室。人们对他们说，这是「小的」，还有一个更大的。对另外一些人来说，这样一个事实使他们终生难忘：在德国人撤退时炸毁的布热金卡毒气室和焚尸炉废墟上，雏菊花在怒放。」
我无法想象再这样的环境里会对人造成怎样的影响，但影片中有个细节却值得回味，当他从女工手里接过火药的时候，女工抚摸着索尔的手，而索尔把手缩了回去。女工想跟他建立情感上的联系，被索尔拒绝了。索尔压抑着自己，压抑着自己感情。
影片没有把索尔「英雄化」，但正是索尔这个小人物身上的人性光辉显得格外珍贵，使之成为了杀人工厂里最美的一道风景。
导演虽坚守了「不在影片中过于直观地表现恐怖残忍的一面」但依然通过侧面展现了集中营的恐怖残忍，用一个小人物解构了集中营：它如何运作，如何制造死亡。也给我们开启了一个相对客观的视角来审视集中营，同时也感受到了索尔身上真挚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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